文化是传承的核心
（一）本土文化，秉承四道
四道街位于成都市中心，是四川现代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发祥地。清朝时期，四道街名为“联升胡同”，是当时八旗最高等级的正黄旗居住地，不少大宅院依次排列、花园池塘错落其中，可谓成都城内环境优美的地方之一。自清朝末年新繁著名医家巫燡在四道街开办医馆起，中医在此的传承与发展已有百余年历史，并逐渐形成了川派中医的“四道文化”。
1936年，以李斯炽为代表的蜀中名医在成都创办“中央国医馆四川省分馆国医学院”（习称“四川国医学院”，隶属于“中华民国”中央国医馆四川分馆），开四川中医现代教育之先河。四川国医学院始终以振兴中华民族传统医学为己任，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坚持办学，培养中医药人才1000余人，这些人后来大多数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行业的领军人物，是川派中医发展的不朽功臣。1950年，在四川国医学院办学的基础上，在四道街成立成都中医进修班，1954年改名成都中医进修学校。1956年，在周恩来等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批准在我国东南西北各建一所中医药高等院校。由于四川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加之四川国医学院的办学基础，成都被定为全国最早的四所中医药高等院校选址之一（另外三所分别在北京、上海和广州）。1956年9月1日，在成都中医进修学校的基础上，成都中医学院在四道街20号举行了开学典礼，李斯炽被国务院任命为首任院长，原四川国医学院培养的学生许多都成为大学的师资骨干。1957年3月，又在四道街18号组建了独立编制的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设置病床50张，开设有内、外、妇、儿、正骨、痔漏、眼、针灸等临床科室，并同时有检验、放射、外科等西医临床和现代医技科室。
1966年，四川省卫生厅受人民政府指示，在四道街20号筹建“四川省中医研究所”（图5-1）。傅灿冰、杜琼书、陆干甫、蒋慧均、鲍光奕、杨莹洁等一大批全国中西医名家汇聚于此。由于历史原因，筹建工作一度受挫，于是来自各地的医学名家们暂时并入已开办于此的成都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为众多慕名而来的病人诊病。四道街成为当时成都乃至全川闻名的中医诊疗基地。如今，极具四川民居特色的大楼矗立在四道街20号，原来的省中医研究所已发展成为国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中医研究所/针灸经络研究所）。1985年，在四道街建立了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正厅级事业单位）。1991年，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才从四道街20号迁移至现在的办公地——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51号，同年建立了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即现在的四川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可见，中医院不仅在四道街落地生根，还在成都各地开枝散叶。
图5-1 四川省中医药研究院中医医院20世纪70年代旧貌
百年的风雨历程，百年的传承发展，四川中医逐渐形成了“仁心济世之道、执中守一之道、科学理性之道、川味特色之道”的“四道文化”。
1.仁心济世之道。是川派医家在临床工作中以高尚的医德情操济世救民。除日常诊疗过程中赠医施药，在瘟疫、战乱和自然灾害发生时更是挺身而出。如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仅省会成都日死八千人，人心惶惶，很多医生因惧怕被传染，不敢医治。正在成都尊经书院求学的萧龙友，年仅22岁，置个人生死于度外，挺身而出，约同当地中医陈蕴生先生，沿街巡治，甚至在街头支起大锅，熬煮汤药，免费发放，用中草药救治了大量濒死病人，使疫情得到了控制。人们称赞萧龙友为“万家生佛”。1932年成都霍乱再次流行，李斯炽等组成“壬申防疫队”（1932年为农历壬申年），由私人出资，制成“防疫避瘟丹”“甘露午时茶”等药，深入旧皇城坝、御河街等发病率最高的地区免费治疗病人。1933年四川军阀混战，李斯炽又发起成立“四川国医工会”救护队，救治巷战受伤的难民。同年，红四军所在的通、南、巴地区疫病流行，蒲湘澄与其父组织了19人的“医疗救济大队”，为百姓和红军义诊送药，直至疫情缓解。1934年，蒲辅周开办“同济施医药社”，请名医免费为贫困者诊病、捡药。1945年成都麻疹流行，蒲辅周经常涉水到御河边和城墙边为病人免费诊治。1958年温江地区流行钩端螺旋体病、2003年SARS暴发、2005年四川发生人感染猪链球菌病、2008年汶川大地震、2013年雅安大地震、2019年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等，疫区和灾区一线都有四川中医人的身影，以中医药疗法积极救治病患伤员、防疫减灾，彰显仁心济世之道。
2.执中守一之道。是指近代四川中医学的分科逐渐明细，医家们开始在从事全科的基础上专攻某一学科，开始专科化、专一化发展。如邓绍先专攻伤寒，人颂“邓伤寒”雅号，是我国高等中医院校的《伤寒论》教育的开拓者；凌一揆专攻中药，创立了系统中药学，成为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中药学》的奠基人。又如文琢之专攻外科，唐伯渊、卓雨农专攻妇科，陈达夫专攻眼科，熊雨田专攻喉科，黄济川、曹吉勋专攻痔瘘，胡伯安、肖正安专攻儿科等。到了现代，一些学派的名师更是精于某一类病证的研究。专科化、精细化的发展，有助于深化对疾病的认识，提高临床疗效，对提升专科学术优势和学派的知名度都有重要意义。(https://www.daowen.com)
3.科学理性之道。是指现代川派中医十分注重科学实证，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医、研究中医。如医经学派李斯炽特别强调科学地、辩证地对待中医理论继承工作，反对迷信古人，强调不可盲目崇拜古医籍，必须经过临床检验方可取用。关于如何继承经典医籍中的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李斯炽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注意古书中的片面提法，二是注意书中的错误之处，三是要明白古籍中某些记载过于简单，四是注意古书中的错误字句。针灸学派梁繁荣通过多学科研究方法，率先证实了经穴效应存在特异性，率先将循证医学的理念和方法与针灸学融合，创建了以针灸证据为核心的循证针灸研究方法体系，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眼科廖品正、段俊国整合中西医理论，利用代谢组学技术平台，首次提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阳虚病机，阐明了“气虚涉阳，阴损及阳”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气阴两虚病机的必然转归。“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气阴两虚是基本病机，阳虚是关键病机”这一科学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中医对糖尿病局限于气阴虚的认识，为提高中医在阻断或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展过程中的防治作用提供了客观依据。据此成功创制全球首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中药新药“芪明颗粒”，使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终点事件发生率降低7%以上，“芪明颗粒”被2020年版《中国药典》收录。2019年，四川成立了全国首个省级中医药循证医学中心，旨在为四川省的中医药特色优势提供有效、可靠的循证医学证据。
4.川味特色之道。即四川中医在百年来的传承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紧紧抓牢四川特色。例如，伤寒学派杨殿兴等编著的《伤寒论读本》和《四川名家经方实验录》，以简明精要、临床实用、川味特色著称；扶阳学派巫燡、卢崇汉等传承并发扬辛温发散温阳逐寒的学术思想，使“火神派”思想在全国独树一帜；温病学派宋鹭冰、张之文等立足于巴蜀的地理气候特点，将《瘟疫学》经典理论应用于现代传染病的防治，初步形成了新的疫病防治体系；儿科学派王静安根据四川的地理气候特点，结合四川小儿喂养和体质特点，提出“湿、热、炎、毒”病因病机新学说，并据此创制出清凉丹、吹口丹、咽炎宁等效验新方；医经学派李克淦根据四川地区多湿热的特点，论述养阴不碍湿、除湿不伤阴等法甚为透彻，深化了阴虚湿热证的论治；中药学派凌一揆、彭成等主持进行“川产道地药材系统研究”。这些既是川派中医的特色，更是优势。
四道街作为四川现代中医药事业的重要发祥地，诞生了四川第一所中医药高等学府、第一家省级公立中医医院、第一家省级中医药科研机构。无数中医先贤、名医大家积淀的“四道文化”底蕴厚重，是川派中医传承发展的精神力量。川派中医在四道街已经传承与发展百余年，福泽四川人民百余年，必将继续造福于中华民族，造福于全人类。
（二）移民文化，汇纳百川
“自古文人多入蜀。”古往今来，在四川休养生息的杰出人士彬彬辈出。何宇度在《益部谈资》中曾说道：“蜀之文人才士，每出，皆表仪一代，领袖百家。”由于四川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元与明末两次人口大流失，今之川人多为外省移民的后代。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成都如此，整个四川（含今重庆市）大致也如是。清朝时期的湖广填四川、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以后的人口内迁、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南下干部与三线建设，大批文人、医家入川，东北、中原、湖广、江南等地的文化与巴蜀文化逐渐融合，造就了川人和川派中医多元包容、开拓创新的性格。可以这么说，四川就是一个典型的汇纳百川、包容华夏文化的移民省份。
近百年来，一大批外省籍医家在巴蜀大地传道授业、救死扶伤，群贤毕集，促进了各地医家与四川本土医家间的学术交流，有力推动了川派中医学术的发展。如浙江沈绍九于光绪年间随祖父入川定居成都，清末民初年间悬壶成都40余载，誉满蜀中。1905年，沈氏在成都首创送医送药的医馆；1912年，首创四川中医记事处方改用阳历之举。何仁甫的先辈曾是蒙古特呼尔氏，康熙年间随军迁居成都。民国年间，何仁甫在传承家族骨伤科熔蒙、满、汉传统及武学为一炉的基础上，积极汲取西医学之长处，将何氏骨科流派开派于成都。抗战时期，江苏江阴承淡安、南京张简斋、镇江王渭川、无锡张锡君、上海秦伯未、河北郑怀贤、辽宁关吉多，湖北龚去非、胡光慈等名医大家为避战乱，先后入川。承淡安西迁入川后，在成都开办针灸讲习所，同时在四川国医学院、德阳国医讲习所等处任教，传授针灸之术，直到1949年才返回苏州。秦伯未、张简斋分别在永川和重庆开设医馆，带来了孟河医派的学术思想。王渭川入川后定居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自办诊所十余年，并在万县卫生学校担任医史教学工作。1956年调入成都中医学院任教，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四川中医妇科名家（巴蜀妇科流派）的代表。张锡君毕业于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和江苏省国立医政学院，新中国成立前迁居四川，曾于重庆开办诊所，后任重庆市中医院院长等职，成为川派中医儿科学派的著名医家。郑怀贤与其妻刘纬俊于1938年在成都槐树街、光华街开设骨伤科诊所，1958年创建新中国第一所体育医院——成都体育学院附属医院（今四川省骨科医院），1960年创办运动保健系和运动医学研究室，开中国中医运动创伤学教育先河及体育院校开办医学专业先河，成为郑氏骨科流派的开创者。关吉多是辽宁辽阳人，先后就读于天津中国医学传习所、中国医学讲习所和北京华北国医学院，师从针灸专家吴采臣和来守一，得其治疗抽风之真传。1937年入川后，先后供职于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门诊部和成都中医学院针灸教研组，1971年开始癫痫病的系统治疗研究，1980年成功研制无烟灸条，为川派中医针灸学派的著名医家。龚去非是湖北黄陂人，于抗战时期由汉口迁居万县，拜川派名医冉雪峰为师，创办万县第一联合诊所，成为川派中医内科冉氏“一融三合”流派的代表性传承人。胡光慈是湖北江陵人，曾拜师当地名医冷再兴学习三年，后入南京中央国医馆中医特别研究班深造，学成后悬壶武汉。1938年为避战乱举家入川，于重庆开设诊所，以治小儿疾病闻名山城。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校长，主持创编了四川省第一套“中医进修讲义”和“中医函授讲义”，是川派中医儿科学派的著名医家。
随着四川高等中医药教育及中医医院的发展，来自全国各医学院校的优秀毕业生先后被分配到四川工作，带来了当地的学术思想，为川派中医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曹吉勋是山东乳山人，1949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外科系，1956年调入成都中医学院，任附属医院外科负责人，创立肛肠科。后在黄济川痔漏医院跟随黄济川学习传统中医技艺，发明腰俞穴麻醉，改良“明矾压缩”和“枯痔散”疗法，创造性地提出肛周脓肿“一次性切开挂线”疗法，成为济川肛肠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孙同郊是上海人，1953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今南京医科大学），1956—1957年在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习中医内科，1959年在南京中医学院学习温病学，后调入泸州医学院（今西南医科大学）工作，是孙氏中西医结合肝病流派的开创者。李明富是云南玉溪人，1956年于昆明医士学校毕业后保送至成都中医学院学习，后留校工作，对川派中医内科活血化瘀学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吴康衡是江苏宜兴人，1956年毕业于江苏医学院，1962年入成都中医学院高级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并结业，是吴氏中西医结合学术流派的开创者，也是川派中医儿科学派的著名医家，在学术上多有创见，提出了“泛精气神学说”“七纲辨证法”等新见解。邓中甲是江苏江阴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四川泸定县，1979年调至成都中医学院工作，成为陈氏五脏治法方剂流派的代表性传承人。梁繁荣是湖南安化人，先后就读于湖南中医学院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硕士毕业后调入成都中医学院工作，1991年拜杨介宾为师，成为巴蜀针灸流派的代表性传承人。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医家，入川后将他们在各地所学的临床经验和学术见解与四川当地的实际情况相融合，丰富和发展了川派中医的学术思想。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纵观川派中医的发展史，即是一部不断吸收、融合而代有创新的发展史。近百年来，在汇纳百川的移民文化熏陶之下，四川医家思想开放，努力学习各种书本的、他人的、医学的及非医学的知识。他们中的许多人儒、释、道、医互通，中西医学互通，医药与其他行业互通，使川派中医在传承发展过程中，不仅保持了川味传统特色，还具有开放兼容、中西汇通、开拓创新的特质，也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