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医学的贡献
（一）人类学为医学提供独特的研究视角
医学本身跨越文化和生物两个方面。人是生物的人，是生物有机体和生物产物；同时，人又是文化的人，是文化有机体和文化产物。因此，生物与文化之间必然发生影响和联系。一般认为，所有疾病都有特殊的文化含义。肥胖就是与文化有关的综合征。所以，医学并不是单纯的生物医学。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正好弥补生物医学所缺少的文化性方面的研究，刚好医学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和生物医学两方面叙述疾病和健康，冲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界限，成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产物。
医师的任务是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必须了解人的双重性。我们并不是削弱医学生物学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医学除生物方面外，还有文化方面的内容。这两方面内容以复杂的形式相互联系。医师应当懂得，患者为什么看病、何时看病、疾病观如何、如何描述解释症状等，这些问题总是受患者和医师的文化背景影响。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总会给患者的生活和社会带来变化。医患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患者的广泛背景可以明显地影响诊断和治疗过程。
人类学运用整体观的视角，探讨整个体系的各个部分是如何相互适应，如何发挥作用的。人类学视角也强调文化相对性，以此来评价与本民族不同的种种生活方式；强调不能用西方或普通标准来判别其他文化，而是必须根据各种文化本身所处的环境来解释其文化形式。因此，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病患、健康、治疗、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补充医学研究领域的人文关怀，为医学研究提供了独特的方法。
（二）人类学促进医学观念的转变
最初的医学只认识到疾病本身，但是随着人类在疾病治疗的困难性与多样化中发现有些疾病并非由单纯的生理性病变引起，而且引起疾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20世纪上半叶，疾病谱的改变使得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逐渐向生物、心理、社会文化和生态模式转变。医师必须把精力集中到由于生态环境变化、社会文化发展等因素所产生的“发展性”疾病上来。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疾病都与文化背景有关。人的机能状态受感情、饮食、环境等因素影响，不同的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决定疾病的症状和疾病的发展过程，决定人们的疾病观。同时也受心理、社会因素和文化背景的影响。早在几千年前，我国中医就重视由于文化所致的心理、感情等因素对生理、病理以及预防和治疗的影响。医学人类学恰恰从医学与文化两个方面回答如何增进和改善健康问题的。(https://www.daowen.com)
在当下，健康与疾病是一个相对概念，每个人（每群人）对此都有自己的定义。例如，美国有些人把寄生虫感染看作有病，而特里斯坦达库尼亚群岛（大西洋）的土著居民却认为不是病。今天，疾病不仅仅是体内的一种患病过程，而且是人体对内外环境的不适应。疾病包括精神与肉体患病两个方面，病因包括了生物与文化两个部分。比如，从生物学上看结核病病因是结核杆菌所致，从社会文化上看，是贫穷和营养不良、过劳所致。这种新概念的出现，需要借助医学人类学的知识，从文化背景上认识疾病与健康。从文化上看，疾病是随空间和时间变化而变化的，例如有些疾病20年前并不存在，而今天却到处流行。
所以，为了适应新的医学模式转变，适应现代医学的新概念，迎接“现代化” 对卫生保健工作的挑战，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疾病背后的成因，从根本上审视病患、健康、治疗、社会制度以及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促进医学从业者观念的转变，更好地为病患提供不只是生物上的康复治疗，也包括精神上的疗愈。
（三）加强医学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我国的医患矛盾日趋严重，伤医杀医的现象频繁出现。矛盾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高压之下医师的高效率所带来的机械化看诊流程让患者感到冷漠，还有病患对现代生物医学的信奉，使患者在疾病不能被治愈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医师医术不精，医疗技术不发达，抑或医师没有尽职尽责，而很少有人去反思生物医学本身的文化性和局限性。现实的机构设置也强化了这种理解。医疗机构被划分成若干等级，从三甲到一丙，医院医师也因此被分为三六九等。加之对先进科技的国际想象，线性的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对科技不加批判的认知和不切实际的期望，也是病患求医问药过程中容易引发医患矛盾的深层原因之一。
医患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沟通关系，把患者当人，把医师当人，是目前普遍的一个要求。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里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解剖学意义上的人，而是鲜活的有血有肉的具体的人，他／她是生物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的统一体。在生物医学全球化的今天，医学人类学的发展在我们处理医学人文教育的问题上有重要意义。关注病患的社会性和文化性让我们开始思考文化因素在临床上的作用，使医师意识到自己从事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劳动，而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同时，也使医师文化意识增强，理解自己所面对的患者是不同的复杂的个体，处理时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多样性、复杂性的承认是以人为本的第一步。
医学人类学家凯博文提出了民族志在现代生物医学门诊应用中的价值。他倡导在医学院训练中用解释性模式替代文化能力模式。他给出了六个步骤：第一步，辨析患者的族群身份；第二步，评估当患者及其家属面对病痛时，什么是最重要的，评估应该包括亲密关系、物质资源、宗教信仰甚至是生命本身；第三步，在门诊交流中重视患者的病痛叙述；第四步，找出患者生活中的焦虑来源和能够得到的社会救助；第五步，临床医师对自我文化即生物医学文化的反思，这种文化对患者有什么影响；第六步，考虑文化差异的有效性和副作用，决定如何应用文化能力。简单地讲，就是要求临床医师开展迷你民族志的工作，找到对于患者（家庭、社区）来讲，疾病及其治疗究竟什么最要紧。看病不是简单的技术工作，而是复杂的文化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