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本文对大芒东傣族村村民手机媒介功能性使用的考察着重放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进行，研究发现手机媒介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村民社会交往和文化生存的重要场所。傣族强调集体、趋于内聚的民族价值观致使其主要选择并放大了手机的聚合功能，对族群分化的影响相对较小，这与城市手机用户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现代媒介技术的创新与扩散，为相对封闭的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提供崭新的手段，带来的文化冲击与颠覆显然并没有城市居民那么深远。这也为全球化时代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与借鉴。

本研究涉及多个学科，其研究视角与方法得到了发展传播学、文化人类学以及社会学和民族学等相关学科的支撑，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然笔者学力不逮、资源有限，所以主要采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最基本的考虑在于它可以部分超越文献所囿来理解研究对象并做出相对客观鲜活的解读。扩而大之，如若能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样本进行对比研究，当可收获更大的意义，当然也是进一步的努力方向。

（原文载于《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2期）

【注释】

[1]许孝媛，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讲师。

[2]关琮严：《媒介与乡村社会变迁研究述评》，《现代视听》，2012年第8期。

[3]张静：《身份认同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4]张淑华、李海莹、刘芳：《身份认同研究综述》，《心理研究》，2012年第5期。

[5]徐晖明：《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状况》，《当代传播》，2003年第2期。(https://www.daowen.com)

[6]韩鸿：《发展传播学近三十余年的学术流变与理论转型》，《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

[7]韩鸿：《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第1期。

[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22页。

[9]［美］拉里·萨默瓦、理查德·波特：《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麻争旗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0]［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96页。

[11]韩晓宁、王军、张晗：《内容依赖：作为媒体的微信使用与满足研究》，《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4期。

[12]［美］亚力克斯·英格尔斯：《社会学是什么》，陈观胜、李培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13]刘德寰、郑雪：《手机互联网的数字鸿沟》，《现代传播》，2011年第1期。

[14]孙立平：《失衡—断裂社会的运作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