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虚假新闻高热度传播组合路径的调控:推动新闻生态体系的良性发展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通过对虚假新闻高热度传播组合路径的调控:推动新闻生态体系的良性发展

20世纪初美国新闻媒体的失败导致了新闻规范和实践的兴起,这些规范和实践虽然不完善,但总体上媒体通过努力,为提供客观、可靠的信息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现在,继前人之志,我们必须在21世纪重新设计我们的信息生态系统。这项工作必须具有全球性,因为许多国家(其中一些国家从未开发过强大的新闻生态系统)面临着比美国更为严峻的虚假和真实新闻的挑战。更深入地说,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我们如何创造一个重视和促进真理的新闻生态系统和文化? [44]《虚假新闻科学》这份研究报告中提到的重视和促进真理的新闻生态系统和文化也正是本研究通过研究虚假新闻的高热度传播,探求当下社会虚假新闻传播的条件组合,从原点尝试反制此类条件变量,从而促进真理的新闻生态系统的构建。

条件组合路径二赋予的意义是通过非社交媒体之外的传统媒体或其他主流媒体进行公开报道的属于正面情感或无明确情感倾向的完全虚假新闻,更易于高热度传播。完全虚假新闻只要在源头上做好事实核查工作本可以杜绝,但是从实际分析,虚假新闻和信息的产生和传播,不仅仅涉及新闻报道层面的失实问题、新闻专业操作的素养问题,它还与日新月异的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的信息生态、多元一致的受众观念等多方面的深层次问题勾连在一起。 [45]本研究通过QCA方法实验步骤得出的条件组合路径,某种程度上就是媒介技术渗透(通过算法推送)与受众喜好内容等因素叠加呈现出来的“本文式样”,那么对此类组合路径条件变量的各个击破则不失为控制虚假新闻高热度传播在微观层面的一种可行性手段。

如对属于正面情感或无明确情感倾向的完全虚假新闻,制作的传播者利用的不仅仅是受众善良的心理期待,更多的是善良心理的内在需要。 [46]这种内在需要,延伸至操作层面就是媒体工作者在传递正能量的新闻时,在最初签发时就应该秉承更为审慎的态度,对事实核查上要更为严苛和谨慎。区别于传统大众传播时代求快即时的媒介特性,数字媒体时代拥有时空压缩的特质,因而需重构传统媒体时代对快和即时性追求的范式。在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光纤传播的数字化媒体时代,准确、真实报道应成为比快、新更为核心的新闻报道的准则。

最后,需要阐明的是,本研究本身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条件变量的设定、对案例变量的判定,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一定程度的主观选择性和视野审视的有限性,同时分析得出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案例样本和条件变量的选择,这些未解决的问题,都将成为后续研究的着力点和深化点,以期为中国语境中虚假新闻的传播控制提供可验证可借鉴可推广可操作的模型对策。

[原文载于《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算法时代恐怖主义信息传播的特点与应对策略研究”(19CXW 016)、广州市舆情大数据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突发事件背景下的粤港澳大湾区交通舆情网络传播结构及其形成机制”(YQ2019-01)的阶段性成果。

[2]祁志慧,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南亚东南亚国际传播学院)讲师。

[3]刘咏秋、陈占杰:《希腊委婉批评路透社发假新闻:报道要谨慎!》,新华社,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7-03/18/c_129512227.htm,2017-03-18.

[4]孙之冰:《继“有毒”后,“假消息”也上榜2018年度词汇》,参考消息网,http://www.cankaoxiaoxi.com/culture/20181128/2359251.shtm l,2018-11-08.

[5]陈绚、张文祥:《假新闻治理的路径革新》,《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12期。

[6]郑保卫:《呼唤新闻良知杜绝虚假新闻—浅谈虚假新闻与道德误区》,《新闻界》,2001年第2期。

[7]辛哲、文济:《虚假新闻报道:重拳出击,合力围歼—“坚决制止虚假新闻报道座谈会”综述》,《新闻记者》,2005年第7期。

[8]吴晓明:《网络虚假新闻的生成形态》,《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9]罗坤瑾:《狂欢与规训:社交媒体时代虚假新闻传播及治理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10]Lazer, D. M., Baum, M. A., Benkler, Y., Berinsky, A. J., Greenhill, K. M., M enczer, F.,&Schudson, M. The science of fake news. Science, 2018, (09).

[11]Vosoughi, S., Roy, D., & Aral, S.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2018, 359(6380).

[12]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白红义、江海伦、陈斌:《2018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9年第1期。

[13]同上。

[14][美]伯努斯·里豪克斯、查尔斯·C. 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杜运周、李永发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Ⅻ页。

[15][美]阿克塞尔·马克斯、贝努瓦·里候科斯、查尔斯·C. 拉金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定性比较分析法—近25年的发展及应用评估》,《国外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6]毛湛文:《定性比较分析(QCA)与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4期。

[17]Muhammad I, Muhammad I. Media Coverage of the 2016 Brexit Referendum: Analysis of the Guardian and the Telegraph. Democracy, 2018, 2.

[18]Poveda, A.C. & Martínez, C. I. P.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QCA) : An application for the industry. Quality&Quantity,2013, 47 (3).

[19][美]伯努斯·里豪克斯、查尔斯·C. 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杜运周、李永发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ⅩⅤⅢ页。

[20]苏宏元、黄晓曦:《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的传播机制—基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当代传播》,2018年第1期。(https://www.daowen.com)

[21][美]伯努斯·里豪克斯、查尔斯·C. 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杜运周、李永发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22页。

[22]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白红义、江海伦、陈斌:《2018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9年第1期。

[23][美]卡尔·霍夫兰、欧文·贾尼斯、哈罗德·凯利等:《传播与劝服:关于态度转变的心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

[24]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白红义、江海伦、陈斌:《2018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记者》,2019年第1期。

[25]杨兴礼:《媒体要对真相负责—关于假新闻恶意炒作及其防治对策》,《青年记者》,2005年第8期。

[26]罗建华:《治一治“新闻怪胎”》,《新闻战线》,1997年第4期。

[27]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8页。

[28]杨保军:《新闻真实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

[29]张涛甫:《十年百条虚假新闻的样本分析—〈新闻记者〉“年度十大假新闻”评选十年分析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11年第5期。

[30]这一观点来自陈力丹教授在2011年1月23日“维护新闻真实性,提高媒体公信力”高峰论坛暨《新闻记者》“十大假新闻”评选十周年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

[31]Stieglitz S, Dang-Xuan L. Emotions and information diffusion in social media—sentiment of microblogs and sharing behavior.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2013, 29 (4).

[32]情感分析用词语集http://www.keenage.com/htm l/c_index.htm l.

[33]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白红义、江海伦等:《2014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窗》,2015年第1期。

[34]黄扬、李伟权、郭雄腾等:《事件属性、注意力与网络时代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40起网络焦点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情报杂志》,2019年第2期。

[35]黄扬、李伟权、郭雄腾等:《事件属性、注意力与网络时代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40起网络焦点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情报杂志》,2019年第2期。

[36]李良荣、郑雯、张盛:《网络群体性事件爆发机理:“传播属性”与“事件属性”双重建模研究—基于195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QCA)》,《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37]张芳、张谦:《互联网时代谣言高热度传播的组合路径研究—基于2016年十大谣言的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东南传播》,2017年第11期。

[38]超过10%即具有解释力的研究参考黄扬、李伟权、郭雄腾等:《事件属性、注意力与网络时代的政策议程设置—基于40起网络焦点事件的定性比较分析(QCA)》,《情报杂志》,2019年第2期。

[39]毛湛文:《定性比较分析(QCA)与新闻传播学研究》,《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4期。

[40][美]沃尔特·李普曼:《舆论》,常江、肖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41]王虎:《网络恶搞:伪民主外衣下的集体狂欢》,《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6期。

[42]惠婷:《网络时代虚假新闻传播的社会动因及其防范》,《河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43][美]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动机与人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序言第1—7页。

[44]Lazer, D. M., Baum, M. A., Benkler, Y., Berinsky, A. J., Greenhill, K. M., Menczer, F.,&Schudson, M. The science of fake new s. Science,2018, (09).

[45]年度虚假新闻研究课题组,白红义、江海伦等:《2014年虚假新闻研究报告》,《新闻窗》,2015年第1期。

[46]谢耀军:《虚假新闻制造者的心理分析》,《新闻与写作》,201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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