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活商品市场,促进经济繁荣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激活商品市场,促进经济繁荣

市场活跃的程度,直接决定经济繁荣的程度。古时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因为交通不便和落后,使得货物流通不畅,影响经济的发展,而这往往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危。江右商帮的最大贡献,就是以“货畅其流”不断满足各地市场的需要,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

第一,促进了一批专业市场形成。明清时期,江西凭借丰富的物产及其加工能力,凭借纵横交错的水网和陆路,与周边省份乃至全国的商贸联系日益密切,在省内外培育了一批专业市场。主要有粮食市场、茶业市场、瓷业市场、纸业市场、药业市场、布业市场、木材市场等。这些专业市场对调剂货物余缺、保证市场供应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粮食方面,据道光时晏斯盛所说,江南省城(指南京)人户稠密,需用粮食甚多,历来都靠外地运来接济,只要三五天内米商不到,米市价格即涨。“故岁岁载米依期而至”[1]。又如药业,江右药商的足迹遍及川、黔、鄂、湘、桂诸省,甚者远涉海外,在各地形成了一批“药市”“药街”。重庆、湘潭、梧州,更是江西药材的重要集散地。仅湘潭一处,维持到清末的樟树药铺仍有200多家,年经营额在800万元以上。再如木业,乾隆《赣州府志》记载,赣州商人主要靠杉木运销外省致富。仅九江沽塘关统计,江西每年外销的木材为1600万立方尺。至于瓷业、茶叶和纸业的市场交易,那就更加庞大和活跃了。可以说,在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到处都能见到江右商帮培育的各类市场。《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汉口“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盐、当、米、木材、药材、布匹六大行业,都有江右商人经营,尤其是汉口的药材业,几乎被江右商人所垄断。通过这些市场,江右商帮一方面使自己的经济实力逐步得到了壮大,同时也大大地促进了货物在各地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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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促进了手工业和加工业的发展。进入明代中期,随着社会政治稳定,农业基础地位逐渐巩固,手工制造业蓬勃发展。全国形成了五大手工业制造中心:景德镇制瓷、铅山造纸、苏杭丝制、松江棉织、芜湖浆染。在“五大中心”中,江西就占了两个,除了制瓷、造纸这两大制造中心外[2],江西夏布制造业发展也很迅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植物名实图考》说,江西抚州、建昌、广信、赣州、南安、袁州,农户种麻织丝,如同嘉兴、湖广农户养蚕治丝,熟练农妇一天可织丝三四两,然后请织匠织成布。清代赣州石城县每年生产夏布几十万匹,多销往外省,宁都州每年夏布产量也达数十万匹。清代万载县从事夏布生产的作坊有上千家。据彭泽益先生《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记载,从1912年至1930年,仅从九江关输出的江西夏布即达35万担,其中近半数输往国外,占全国夏布输出的三分之一强。从明中叶开始,江西还是全国重要的棉产区,清江、九江、南昌、吉安等地大量出产棉布。清时,全省有印染工匠近1000人,而最大的染坊在吉安,工匠100余人。于是江西商人开始夏布、棉布兼营。除了在本省销售,吉安商人还将当地的棉布销往广东、福建、四川等地。江西的造船业也很发达。早在汉代,浔阳、鄱阳就开始造船。朱元璋、陈友谅鏖战鄱阳湖3000多艘战船都是在南昌、九江、鄱阳建造的。明朝永乐年间,江西成为朝廷指定的重要造船基地,每年运送漕粮的漕船达3000余艘,其中不少是江西所造。天顺年间“定船万一千七百七十”[3]。此外,刻书业和矿冶业等也是江西手工业工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茶油、桐油、藤椿、烟叶等加工业发展也很快,这些产品经江右商转手贩运,畅销大江南北。道光《瑞金县志》记载:“(农民)卖烟得钱,即可易米,而锉烟之人,即生财之众,非游手冗食者也。地方繁富,则商贾群集,又何忧其坐耗易尽之谷乎!”这些手工制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极大地活跃和丰富了明清时期我国的商业市场。(https://www.daowen.com)

第三,促进了农村集市和贸易繁荣。江右商帮贩运农产品,直接推动了农村集市的兴旺。明清时期江西区域商品交易场所,按层次划分,可分为集市、城镇、都市三个层级。这三个层级市场构成整个区域市场,成为国内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集市,大多称“墟”,也称“市”或“集”,也有少数地方称“亥”。集市作为初级市场,一般坐落在城市与乡村的结合部、村落与村落的结合部,或者就在城郊、村边,它属于农村市场。位于城乡接合部特别是城郊的农村集市,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极大,是获得日常生活必需品、农产品、手工业品的重要场所。明代江西农村集市平均每县已超过10个,如新昌县农村集市在明代已达15个[4]。而到清代中后期则平均每县超过20个。同时,江右商帮还在全国各地促成了一批贸易集市。贵州的永兴场贸易集市的兴起,就是因为江右商人的进入。永兴场,原名两流泉。因发现和开采水银,成为江右商人的贸易货物地。《开阳县志稿》记载:“康熙中,州官杨文铎正月到省,为上宪拜年,路经今之双流镇,闻鞭炮声彻夜不辍,叩其故。团甲为言,系江西商人来此贩卖水银,生意甚大。文铎曰:‘只愿此永远兴旺。’遂更名永兴场。”此外还记载“汞商则十几之七八皆江西两湖人也”“永兴场,即两流泉,当时产量极盛,盐、布、水银在此集散,江西商人运棉花、布匹至此售卖,购买水银至汉口,每多水银出口,平均在五百担以上。”足见此时永兴场贸易规模之大。清朝中期,不少江右商人来到四川蓬安周子镇,在此建房开店,将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等各种货物汇集此地贸易、储存、转运,从而形成了一个贸易中心。这些贸易集市的形成,对活跃和丰富全国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促进了种植业发展。农产品买卖特别是大宗农产品的经营和加工,使得农产品市场需求扩大,大大刺激了粮食、茶叶等作物的种植,特别是粮食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从明朝弘治、万历朝夏秋赋粮统计可以间接得到证明:弘治十五年(1502),征收赋粮26792260担,其中江西2615906担;万历六年,征收赋粮26638414担,其中江西2616342担。分别占全国粮赋总量的11.41%、11.47%,位居全国第一位。从清代漕粮征收也能看出江西粮食在全国的地位:乾隆十八年(1753),江西征收漕粮数额为76万担,约占朝廷征收漕粮总额的80%。嘉庆、道光,每年在江西征收的漕粮都保持在70万担的水平。由于粮食产量的增加,江西缴纳税粮在明弘治至万历年间,居全国首位。茶叶种植也不断扩大。明初全国茶叶产区分布在浙江、四川、江西、福建等13个布政司,江西的茶叶产量占全国的23%,茶叶产量包括贡茶、官茶、私茶。我们从种茶户数也可以看出明朝江西茶叶生产的发展轨迹。有资料统计,明初江西种茶3600户,明中期18000户,明晚期90000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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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有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最初出现于明代中后期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主要标志是:在纺织业中,织机和织工的数量有了明显增加,工场手工业已经形成,“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已经出现;在矿业方面,官营矿业在嘉靖、万历年间急剧衰弱,民营矿业迅速发展,出现了一些规模较大、雇佣矿工较多的私营矿场;在农村,商品性农业比重扩大,有些地区专门为手工业提供原料,生产的目的完全是为了交换,具有近现代城市性质的新型工商业市镇大量出现。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江西一些行业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最典型的是景德镇的制瓷业。唐英在《陶冶图说》中说: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商贩毕集,民窑二三百区,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生产窑有烧柴窑、烧槎窑、包青窑、大器窑、小器窑等。窑户有烧窑户、搭坯窑户、柴窑户、烧囵窑户、槎窑户五种类型。各窑内又根据工序分为23个工种,各户间又根据所作之器分为18作;此外各附属专业户又共有16个户种。可见分工之细密。正如《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所言:“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为了多生产,有些制瓷大户,还雇请了上百号工匠,形成了一定的雇佣关系。特别是所有民窑生产的瓷器,几乎全部进入市场,用于赚取利润。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遍中国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王宗沐在《江西大志》中说:“其所被自燕云而北,南交祉,东际海,西被蜀,无所不至,皆取于景德镇,而商贾往往以是牟大利。”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景德镇的制瓷工场已产生了某些资本主义萌芽。再就是樟树镇的制药业,乾隆年间,大的店铺、药行,雇佣员工六七十人,从药材采购、加工,蒸煮炮制,饮片加工,再到批发和零售,一条龙作业。店主和员工的关系,体现了某种原始的资本主义雇佣生产关系。还有,江右商帮在云南经营的铜矿不仅规模大,而且矿工多,而这些矿工绝大多数都是靠出卖劳动力的雇佣者;不仅如此,铜矿内部还有明确的分工协作,可以认为已经具有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性质。但这种资本主义的萌芽,最终因封建生产关系过于强大而被扼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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