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推了一批商业重镇的繁荣和崛起
江右商帮的商业活动,推动了省内外一批商业重镇的繁荣或崛起。这批商业重镇,反过来又成了江右商帮的生意大舞台。
从本省而言,这些城镇主要分布在四条线上,形成了四条城镇密集带。第一条城镇带是从九江至赣南大余梅关这条南北通道上,从北至南,排列着一座省城、七座府城、十五座县城;第二条城镇带是信江流域,分布着一座府城、八个县城;第三条城镇带是抚河流域,分布着两座府城、八个县城;第四条城镇带是饶河流域,分布着一座府城,六个县城。同时全省还兴起了一大批小市镇。这四条城镇带的繁荣,固然与它们都是当时的省、府、县治所在地有关,但江右商帮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江右商帮从事的大量经贸活动,这些城镇就不可能繁荣或崛起。在这些城镇中,最有影响的有下列几座:

老南昌街景
南昌 明清时期,南昌作为省、府、县三级行政中心和区域市场中心,吸引了为数众多的不同阶层人口,商品市场也日渐繁盛,无论是手工业、商业,还是港口运输,都非常繁荣。清初,南昌的手工业主要有刻书业和土布生产。顺治年间,官刻书业发展快,刻印了《本草纲目》《滕王阁集》及《重编滕王阁诗文汇集》等。康熙年间,民间刻书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康熙二十六年,新建人陈玫刊刻了《陈士业先生全集》。清初的南昌,还是全省土产、百货的集散和转运中心,形成了几大贸易区。进贤门一带,为官商经陆路往来南昌的重要通道,是当时的闹市区。随着南昌商业的发展,以行帮和牙行为代表的商业组织也相应发展起来。大量南来北往的客商,按各自地域组成行帮组织,如广东帮、河南帮、山陕帮,洞庭帮、徽帮、山东帮等。其中徽帮在南昌的势力最大,各行各业都有大户。如绸布业的新盛、大隆,杂货业的信茂、怡大兴,钱庄业元升恒、盐业朱家,等等。除了外省行帮外,江西省内也有靖安、吉安、建昌等各地行帮聚集于南昌。这些来自省内外的行帮都在南昌设有联系乡谊、交流商情的会馆。城内的牙行主要分布在沿江路、水果街、米市街、棉花街、油行街、猪市街一带。有蔬菜、生猪、耕牛、禽蛋、水产、水果、米谷、棉花、纱布、食油、茅竹、木材、煤炭、柴炭等14个行业[8]。
九江 明清时期九江均为府城,地处长江中下游,位于长江南岸。上通川楚下至江浙,又是鄱阳湖和赣江水系的交汇点,居长江与南北大通道的十字架上,被誉为“七省通衢”。九江茶市形成于唐贞观年间,那时就有长达两里的茶街,米市鼎盛于清道光年间。有江南“三大茶市、四大米市”之称。《元史·食货志》载:元世祖至元年间“置榷茶都转运司于江州,总江淮、荆湖、福广之税”,江州茶税由唐初的三万四千锭白银,猛增到二十八万九千锭,成为元朝重要财政来源。明清时期,九江茶市进一步繁荣。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九江茶市成为中国重要的茶叶集散、加工、转口贸易基地。俄商、英商、日商在九江茶市收购茶叶,开办茶厂。据《九江县志》记载,光绪七年(1881),九江有茶行252家,1882年增至344家;光绪末年,九江茶出口洋行28家,在九江开设茶栈的上海商18家,广帮20余家,徽帮50家,本地帮百余家。同时,江西、广东的粮食经九江入长江运往江、浙、楚等省,云、贵、川、湘所产木材顺长江下至九江,赣南山区的竹木也经赣江、鄱阳湖到九江入长江东下,转销江南及华北平原。淮盐经九江销往湖广等地。此外,江浙绸缎布、广东杂货及本省所产瓷器、纸张、夏布、药材等均需经九江转输中原各省或重庆、汉口等东西南北市场,九江成为长江沿岸最为重要的商品流通枢纽之一。

九江港旧照
赣州 赣州是江西南部重镇,古称虔州。章、贡二水交汇合流为赣江,由南向北纵贯江西全境,流入鄱阳湖。唐宋时期,赣州就是大庾岭商道上重要的转运枢纽。明朝廷在赣州设立税关,征收过往的茶叶、生丝、蔗糖、果品税,进口洋货税,本地桐油、茶油、瓷器、木材、烟草、纸张、夏布等税。明代赣关“每年盐税、杂税共银三万两”。乾隆二十二年清廷实行一口通商,至道光二十年被迫开放五口,其间每年征税银8万~10万两,最高曾达12万两[9]。货物转运的繁荣也带来了赣州府城商业的繁荣,在府城沿江一带,有瓷器街、米市街、棉布街等,商贾辐辏,船舶往来,“或棨戟之出入,或钱贝之纷驰,从朝至暮攘攘熙熙”[10]。

赣州水西老码头
景德镇 浮梁瓷器在唐代就有“假玉器”之称。宋代,景德镇瓷业已具相当规模。到了明代,景德镇瓷业超过全国其他的产瓷地区,成为制瓷业中心,为“天下瓷器所聚”。到清代达到鼎盛,烟火不断,商业繁荣。《陶录》引黄墨舫《杂志》云“昌江之南,有镇曰陶阳,距城二十里,而俗与邑乡异。列市受廛,延袤十三里许,烟火逾十万家。陶户与市肆当十之七八;土著居民,十之二三。凡食货之所需求,无不便。五方借陶以利者甚众”[11]。清初人沈怀清云:“昌南镇(景德镇)陶器行于九域,施及外洋。事陶之人,动以数万计。海樽山俎,咸萃于斯。盖以山国之险,兼都会之雄也。”[12]当时的景德镇,城市人口已在10万以上,四方民众杂居其间,有“十八码头”之称,全国18省、68个县在景德镇设有30多个会馆,100余个公所。与朱仙镇、汉口镇、佛山镇并称中国四大名镇。景德镇瓷器不仅闻名国内,还远销东南亚、西亚、欧洲各国。
樟树镇 明代江西四大工商市镇之一。宣德四年(1429),樟树镇被朝廷列入全国33个重要课税城镇之一。从康熙后期直到清五口通商以前,樟树镇逐渐发展形成了较大规模的药材市场。明人王士性记有“樟树镇在丰城、清江之间,烟火数万家,江广百货往来,与南北药材所聚,足称雄镇”[13]。乾隆后期,樟树药业“为南北川广药物所总汇”[14]。在清代最强盛的时候,药材行号、店铺多达200余家,有“四十八家药材行,还有三家卖硫磺”之说。清乾隆年间,樟树镇的人口80%以药为业。每年春季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为纪念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的生日,樟树举行药材庙会,全国各路药业商贾,都来参加药材交流,樟树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药都”。同时,樟树镇还是赣江中游的货物集散中心,省内外许多货物在此汇集后又沿江转运到其他地方。(https://www.daowen.com)

樟树药码头

中药铺

炮制中药
河口镇 这是一座因纸、茶转运贸易而兴盛起来的城镇。其繁荣程度,从乾隆《铅山县志》中可见一斑:“迄今升平日久,生齿渐繁,山川虽故,风景较新,货聚八闽川广,语杂两浙淮扬,舟楫夜泊,绕岸尽是灯辉。”[15]此时的河口镇,商贾如云,百货如雨,既是闽、浙、赣、皖、湘、鄂、苏、粤等地百货集散地,更是全国纸、茶的重要集散地,有“八省码头”之称。极盛时,河口镇共有商铺2000多家。据光绪《江西农工商矿纪略》载,清中期河口镇有大小纸店100多家,纸张出售四五十万两白银。同治《铅山县志》对该地所产纸张做了详细的介绍:上等细白纸有连四、毛边、贵川、京川、上关等,普通白纸有毛六、毛八、大则、中则、里尖;上等黄纸有厂黄、南宫,普通黄纸有黄尖、黄表。其他粗纸有大售、放西、放廉、九连、帽殼等,统称毛纸。同时河口镇有茶庄48家,每年这里加工的茶叶,经由信江、鄱阳湖、长江、汉江等水运,往北一直到达蒙古、俄罗斯,称为“万里茶道”的起点。光绪《铅山乡土志》所载,每年经由河口运往广州、上海等口岸的茶叶达10万箱,流转的红茶在千万斤以上,贸易额不下白银百万两。一些外商甚至认为这里是中国最大的红茶贸易市场。到民国时期,河口茶业已极度衰落,但年产仍然在50万斤上下。除了纸张、茶叶外,河口还是粮食、丝及丝织品、棉花、棉布、杂货等商品的重要集散地。由于商业发达,外籍的山陕、徽州、福建、浙江、广东及抚州商人等都在河口建会馆,设钱庄。“金利合”是河口镇现存最为完好的一间老店铺,是当时丰城人何柱成开的一家药号,据说当年这里与全国500多家药号有业务往来。清《续文献通考》记载乾隆年间的河口镇:“估舶自所聚,商务勃兴,人口五万。”[16]为加强河口镇的管理,乾隆年间还在河口设置了巡检司管理地方治安。

铅山河口古镇
吴城镇 吴城镇地理位置特殊,处在赣江、修河、鄱阳湖交汇之处,上水至南昌、下水至九江,不过百里之遥,是中国千年古镇之一。东汉末年,孙坚的老子孙钟(今浙江富阳人),雇人在此地种瓜收籽。吴城镇始自秦汉,兴于南北朝,鼎盛于明清,常住人口达7万多人,至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吴城不仅是军事重镇,更是商业高地。在江西和中国商业版图中有相当的地位,是长江、运河货物流向大余梅岭古道和经武夷山进入福建泉州出口东南亚的必经之路,是仅次于九江的重要商品集散地,也是一条人员流动的重要驿道。自唐宋以来,南下北上的官员商贾、文人骚客,在这里来往穿梭。王勃、苏轼、文天祥、孙中山等都曾途经于此,写下了大量赞颂吴城的诗词歌赋。由于赣江与修河汇合于此,它成为赣西北山区农副产品和手工制品输出的唯一通道。明弘治时,官府在吴城设置兑粮水次,专仓储运宁州、武宁、奉新、安义、靖安等地漕粮。作为一个商品集散地,吴城流转的货物大部分是木竹、粮食、茶叶、纸张、瓷器、夏布等。尤以木材、茶叶为大宗。江西鄱阳湖边至山区腹地,大多把外运木材存放在吴城,在此归集编扎成排,运抵全国性木材集散地——常州。来自宁州、信州等地的茶叶、纸张也从这里转运至汉口、上海,或运抵镇江溯运河北上,抵达天津。史载,1860年前后,吴城镇内仅纸行就达60多家。物流剧增,人口积聚,流动人口两万多。城镇形成了“六坊、八码头,九垄十八巷”。各地商人摩肩接踵,纷纷涌入,镇上货栈票号、酒肆茶馆、旅店牌楼、会馆庙寺,一应俱全。庙、寺、庵、阁,多达40多座,会馆48所。

永修吴城古镇
江右商帮的兴盛还带动了外省城镇的发展。湖北的汉口、武穴、沙市,湖南的长沙、湘潭和凤凰古城,重庆等市镇的繁荣,特别是云、贵、川等西南地区商业城镇的发展,江右商帮都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