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西南开发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特别是清朝的疆域达1300万平方公里,因此,边疆的开发与稳定是朝廷时刻关注的大事。随着江西大移民,大批江右商人迁徙云、贵、川,在那里经商做生意,其中许多商人还在当地安家落户。这对加快边疆开发,促进商品流通,团结少数民族,建设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促进了西南地区人口增长 这是江西移民和江右商人进入西南最直接的结果,为人烟稀少的边远地区增加了人气。乾隆年间窦启瑛在《四川通志·序》中说:“其民则鲜土著,率多湖广、陕西、江西、广东等处迁居之人,以及四方之商贾,俗尚不同,情性亦异。”[17]嘉庆年间,有一首竹枝词描绘成都人口时说:“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四川全省外籍移民约占总人口的70%,其中江西移民占比不小。据道光年间四川巴县的江西万寿宫会首尹特贤的一个诉状,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话:“道光二年,职等江西永新县莲花厅人民买朝天坊房屋一向,招悃获租,作每年追荐亡魂中元会用。……原为追荐亡魂三千余人而设……”[18]巴县即今天重庆的巴南区,说明至道光时期,在重庆死去的江西人就已经达到了数千人之多,而活着的人应该不下数万人,江西移民已成为四川人口增长中重要的因素。云贵两省一半以上的人口,也来自江西。
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西南几省山区,自古以来就是少数民族居住地,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少数民族特别是苗族、白族、布依族、仡佬族等住在深山老林,与外界联系困难,经济文化发展缓慢。江西先民很早就开始进入西南地区,与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开发祖国边陲。在大规模的移民过程中,江西商人与移民在居住地建造万寿宫,修卫所,开辟街区,修筑城墙,发展商业贸易,推广先进的农耕技术,传授手工工艺,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传授给他们。万历贵州《铜仁府志·风俗》中曰:“铜仁县与五司(长官司)同。汉人皆中州人,或以仕宦,或以商贾,流寓附籍,江西最众,蜀次之,楚又次之。”由此可见,江西人对铜仁的开发和商业的繁荣贡献甚大。民国《兴义县志》中还记载,黔西南的兴义府(今安龙县):“全境之民,多明初平黔将卒之后,来自江南……商多江右、楚、闽、蜀之人。”江右商帮的活动加强了西南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使汉族与少数民族地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增强了民族团结的内在动力。正如贵州省原省长王朝文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讲的:“我的先祖是明代初期来到贵州的。当时,黔东南广大苗族山区,很多地方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生存状态。有的地方虽然种了水稻,但耕种技术和使用的农具极为落后。先祖到黄平王家牌后,开作坊铸造铧口出售,深得当地苗族百姓的欢迎和赞扬。”江右商帮还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逐步融入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地方风俗、文化价值。不少与当地民族结亲通婚,繁衍后代,一代接着一代,为西南的少数民族发展贡献聪明才智。
推动了边陲经济转型 西南地区与江南比较,农业生产技术非常落后,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处于原始状态。江西移民到来和江右商帮加入,带来了新型的生产和商业经营方式,大大推动了西南边陲原始经济向封建经济转型。江右商人把江西相对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手工业水平,带到流入地,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起到了引领、示范效应。吉安手工业历史悠久,造纸、陶瓷、造船、纺织、印染技术,早在唐宋就是朝廷贡品。随着明清大移民,江右商帮把这些技术带到西南各地,极大地促进了当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黔西南兴义县有个白碗窑镇,就是江西陶瓷工匠到来后,在这里制造瓷器并向当地传授技艺发展起来的。民国时期的政要、中国著名学者朱启钤先生是贵州开阳人,他的祖先是清康熙年间从江西新喻县(今新余市)擢秀乡到贵州经商时迁居该地的。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首位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他的祖籍也是江西吉安。他们祖先的到来,不仅给当地的民众带来江西的产品,而且带来了江西的文化和办学方式,促进了当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江西移民和江右商帮还把番薯种植技术引入贵州、四川和云南等地。原来不适于种植粮食的丘陵山地得到了充分利用,从而增加了粮食的供给,腾出了许多良田,使更多的人可以从事烟草、苎麻和油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为农产品加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现今土家族人仍然保留着代代相传的“深栽洋芋浅栽秧,红苕栽到皮皮上”民谚,与江西民谚非常相似。1958年,在云南楚雄地区发现彝族民间史诗《梅葛》,其中第二部《造物》中唱到蚕丝的来源:“江西挑担人,来到桑树下,看见了蚕屎,找到了蚕种。”同书第三部《婚事和蛮歌》里唱道:“江西货郎哥,挑担到你家,你家小姑娘,爱针又爱线……”[19](https://www.daowen.com)

西南苗寨
江右商帮崛起与万寿宫文化兴盛,为中国明清时期的经济和文化建设,增添了发展活力,受到全国各地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