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六　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是从哪个方面来的？

马克思主义者绝对相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那些对俄国来说是势在必行的政治制度方面的民主改革和社会经济方面的改革，就其本身来说，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产阶级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社会革命党人不可能了解这个思想，因为他们一点也不懂得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他们看不出，即使农民起义完全成功，即使为着农民的利益和按照农民的愿望重新分配了全部土地（“平分土地”或其他类似办法），也丝毫不会消灭资本主义，反而会促进资本主义发展，加速农民本身的阶级分化。社会革命党人不了解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就成为不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坚持这个真理，对社会民主党说来不仅在理论方面而且在政治实践方面都有莫大的意义，因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无产阶级政党在目前的“一般民主的”运动中必须保持完全的阶级独立性。

但是，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按其社会经济的内容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没有巨大的利益。绝对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民主革命不能有两种可能的实现形式：或是以主要有利于大资本家、财阀和“开明”地主的形式来实现，或是以有利于农民和工人的形式来实现。

新火星派对资产阶级革命这个概念的内容和意义的理解是根本错误的。在他们的议论中经常透露出一种见解，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的革命。这种见解是最错误不过的。资产阶级革命是不超出资产阶级的即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范围的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表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它不仅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的基础，反而会扩大并加深这种基础。因此，这个革命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既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也就有充分的理由说，资产阶级革命与其说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如说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可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完全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那就是十分荒谬的想法。这种荒谬想法归根到底不是陈旧的民粹主义理论，便是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前者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同无产阶级的利益是矛盾的，因此我们不需要资产阶级的政治自由，后者认为无产阶级绝对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政治，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不应当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理论上，这种想法是忘记了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会发展起来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原理。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以商品生产为基础并且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自己也必不可免地要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什么俄国可以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经过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而经过其他道路来跳出或跳过这个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坚定不移地排斥这类梦呓之谈的。

所有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是一般说来还是单就俄国说来，都是已经十分详细地证明了，并且反复说明了的。而根据这些原理就应当得出下面的结论：除了使资本主义向前发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他方面替工人阶级寻找出路，都是反动的。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里，工人阶级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不如说是苦于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因此，工人阶级和资本主义的最广泛、最自由、最迅速的发展有绝对的利害关系。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发展的旧制度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要最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残余，即农奴制残余（属于这种残余的不仅有专制制度，而且有君主制度），要最充分地保证资本主义获得最广泛、最自由和最迅速的发展。

因此，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是极其有利的。从无产阶级的利益着想，资产阶级革命是绝对必要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争取社会主义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愈有保证。只有那些一点也不懂得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的或者是奇怪的、荒诞的结论。而根据这个结论还应当得出下面的原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正是在下面这样一种意义上这个原理是无可怀疑的：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分坚决地扫除旧制度的一切残余，而留下其中的某一些，就是说，要这个革命不十分彻底，不进行到底，不坚决无情。这个意思，社会民主党人时常用稍微不同的说法来表示，这就是资产阶级自己背叛自己，资产阶级出卖自由事业，资产阶级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要这些改革对“尊贵的”农奴制设施（如君主制度）尽可能谨慎些；要这些改革尽可能少地去发扬小百姓即农民特别是工人的革命的自动性、主动性和毅力，因为不这样的话，工人就会更容易如法国人所说的，“把枪支从右肩移到左肩”，就是说，更容易用资产阶级革命供给他们的武器，用这个革命给予他们的自由，用清除了农奴制的基地上所产生的民主设施，来反对资产阶级本身。

反之，对工人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性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恰恰不是经过改良的道路，而是经过革命的道路来实现，因为改良的道路是一种迁延时日的、迟迟不前的、使人民机体中腐烂部分的消亡过程缓慢得引起万般痛苦的道路。由于这一部分的腐烂而首先感到痛苦和最感到痛苦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革命的道路是迅速开刀、使无产阶级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是直接割去腐烂部分的道路，是对君主制度以及和君主制度相适应的令人作呕的、卑鄙龌龊的、腐败不堪的、臭气熏天的种种设施让步最少和顾忌最少的道路。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刊物，就不仅是由于考虑到书报检查制度，不仅是由于畏惧当局，才为革命的道路成为可能而悲叹，才害怕革命，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设法避免革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地乞求实行小得可怜的改良来为改良主义道路打下基础。站在这个立场上的不仅有《俄罗斯新闻》、《祖国之子报》、《我们的生活报》、《我们的日子报》，并且还有不合法的但不受检查的《解放》杂志。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地位必然使它在民主革命中表现不彻底。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必然要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老是向后看，害怕势必使无产阶级加强起来的民主进步。无产阶级所失去的只是一副锁链，而它借助于民主制度取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所以，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改革愈彻底，这个革命就愈少局限在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愈彻底，就愈能保证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革命中获得利益。

马克思主义教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革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我们不能跳出俄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但是我们能够大大扩展这个范围，我们能够而且应当在这个范围内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为无产阶级当前的需求、为争取条件积蓄无产阶级的力量以便在将来取得完全胜利而奋斗。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拥护上院、“请求”施行普选制、同时在暗地里偷偷摸摸地就残缺不全的宪法和沙皇政府妥协分赃的君主派地方自治人士，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拿着武器反对地主和官吏、带着“幼稚的共和主义情绪”提议“驱逐沙皇”[1]的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德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英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有奥国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有美国或瑞士那样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民主革命的时代竟看不见民主主义的各种程度上的差别，看不见民主主义各种形式的性质上的区别，却专门“卖弄聪明”，说什么这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反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是了不起。

我们的新火星派正好就是这样一些以近视自夸的聪明人。正是在必须善于区别共和革命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君主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主的时候和地方，他们仅仅局限于谈论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至于区别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就更说不上了。当问题在于对现在的革命给予民主主义的领导，在于强调先进的民主的口号，以区别于司徒卢威先生之流的叛卖性的口号，在于直接而明确地指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真正革命斗争的当前任务，以区别于地主和厂主的自由主义经纪人行为的时候，他们简直真正变成了“套中人”，以愁眉苦脸地谈论“各对立阶级相互斗争的过程”为满足。现在，问题的实质，即你们诸位先生所看不见的问题实质，就在于我国的革命是以真正的伟大胜利而结束呢，还是仅仅以一种可怜的妥协分赃来结束；是将要达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呢，还是“精疲力竭”于一纸自由派希波夫式的宪法！

初看起来，也许会觉得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是完全离开了我们所讨论的题目。但是仅仅是初看起来才会觉得这样。事实上，现在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社会民主主义策略和新火星派代表会议所规定的策略之间已十分清楚地显露出来的原则分歧的根源，正好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新火星派在解决对工人政党说来是更复杂、更重要和更迫切得无可比拟的问题即工人政党在革命时期的策略问题的时候，又复活了经济主义的错误，结果就不是退两步而是退三步了。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十分细心地分析上面所提出的问题。

在我们从新火星派的决议中摘录下来的那段文字里面，指出了社会民主党在和资产阶级不彻底的政策作斗争时有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指出了社会民主党有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危险。害怕这种危险发生的思想象一根红线一样贯串在一切典型的新火星派著作中，这个思想就是表现在我们党的分裂中的全部原则立场的真正关键（从这个分裂中的无理取闹成分完全让位于向经济主义方面转变的成分的时候起）。我们毫不隐讳地承认：这种危险确实存在，而且正是在现在，在俄国革命闹得热火朝天的时候，这种危险特别严重。我们大家，即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或——我就宁愿这样称呼自己——政论家，担负着一个刻不容缓的非常重大的任务，就是要弄清这种危险在事实上会从哪一方面发生。因为我们的分歧的根源并不是争论有没有这种危险存在，而是争论这种危险会从哪一方面发生，是从“少数派”的所谓尾巴主义方面发生呢，还是从“多数派”的所谓革命主义方面发生。

为避免曲解和误会起见，我们首先指出，我们所说的危险并不在主观方面，而是在客观方面；并不在社会民主党在斗争中所采取的形式上的立场方面，而是在现在的整个革命斗争的物质结局方面。问题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是否愿意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不在于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要被溶化，——我们所说的根本不是这件事。我们不相信有哪一个社会民主党人会怀着这种愿望，而且问题决不在于愿望。问题也不在于某一部分社会民主党人能否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独特性、不依赖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自立的地位。他们可以不仅宣布这种“独立”，而且还在形式上保持这种“独立”，可是结局还可能是他们在和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作斗争时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革命的政治上的最终结果可能是这样：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形式上的“独立性”，虽然社会民主党能够保持组织上的、即党的完全的独特性，但是它在事实上并不独立，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以致总的说来，归根到底，最后，它“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毕竟是一件历史事实。

这才是真正的危险之所在呢。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危险会来自哪一方面：是如我们所想的那样来自以新《火星报》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右倾呢，还是如新火星派所想的那样来自以“多数派”、《前进报》等等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左倾。

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取决于各种社会力量的作用客观上是怎样配合的。这些力量的性质在理论上已由马克思主义者对俄国现实的分析所确定，而现在在实践上又由各个集团和各个阶级在革命进程中的公开行动所确定。马克思主义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很久以前就作出的全部理论分析，以及对革命的发展进程的一切实际观察，都向我们表明，从客观条件看来，俄国革命有两种可能的进程和结局。俄国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沿着资产阶级民主方向的改革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排除的。世界上没有一种力量能阻止这种改革。但是，从实现这种改革的现有各种力量所起的作用的配合中，可能得出这种改革的两种结果或两种形式。二者必居其一：（1）或者结果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2）或者是取得彻底胜利的力量不够，结果便是沙皇政府和资产阶级中最“不彻底的”、最“自私自利的”分子妥协分赃。无穷无尽的细节和配合的情况，谁也不能预先看到；但是总的说来，结局总不外乎上述两种中的一种。

现在我们把这两种结局考察一下，首先是从这两种结局的社会意义方面来考察，其次是从社会民主党在前一种结局和后一种结局中的状况（社会民主党“溶化”或“束手无策”）来考察。

什么是“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呢？我们已经看到，新火星派使用这个概念时，连这个概念的最直接的政治意义都不了解。至于这个概念的阶级内容他们就更不了解了。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如何都不应当象现在许多革命民主主义者（如加邦之类）那样，让自己迷恋于“革命”或“俄国大革命”之类的词句。我们应当确切地知道，究竟有哪些实在的社会力量反对“沙皇制度”（这是一种完全实在的而且是一切人都完全了解的力量），并且能够对它取得“彻底胜利”。大资产阶级、地主、厂主以及跟着解放派走的“社会人士”决不可能是这样的力量。我们知道，他们甚至不愿意彻底胜利。我们知道，他们自己的阶级地位决定了他们不能和沙皇制度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带着私有财产、资本、土地等过分沉重的镣铐，不能去作坚决的斗争。他们非常需要用沙皇制度及其警察官僚和军事力量来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所以不能尽力去消灭沙皇制度。不，只有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力量，如果我们是就主要的巨大的力量而言，并且把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农村小资产阶级（也是“人民”）分别算到这两种力量中去的话。“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就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这一早已由《前进报》指出过的结论，是我们的新火星派怎么也无法避开的。除此而外，就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取得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

这样的胜利正好就是专政，就是说，它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依靠群众武装，依靠起义，而不是依靠某种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这只能是专政，因为实现无产阶级和农民所迫切需要而且绝对需要的改革，一定会引起地主、大资产者和沙皇制度方面的拚命反抗。没有专政，就不可能摧毁这种反抗，就不可能打破反革命的尝试。但是，这当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而是民主主义的专政。它不能触动（如果不经过革命发展中的一系列中间阶段的话）资本主义的基础。它至多只能实行有利于农民的彻底重分土地的办法，实行彻底的和完全的民主主义，直到共和制为止，把一切亚洲式的、奴役性的特征不仅从农村生活中而且从工厂生活中连根铲掉，奠定认真改善工人生活状况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基础，最后，last but notleast[2]，把革命火焰延烧到欧洲去。这样的胜利还丝毫不会把我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变为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不会直接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关系的范围；但是这样一种胜利，对俄国和全世界的将来的发展，都有极其重大的意义。除了已经在俄国开始的革命的这种彻底胜利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毅力提高到这种程度，再没有什么东西能把达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完全胜利的道路缩得这样短。

至于这种胜利的可能性如何，那是另一个问题。我们决不对此抱盲目乐观的态度，我们决不忘却这个任务的莫大的困难，但是我们去斗争的时候应当希望获得胜利，应当善于指出达到这种胜利的真正的道路。能够获得这种胜利的趋势是肯定存在的。的确，我们社会民主党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影响还非常非常地不够；对农民群众的革命影响还很小很小；无产阶级，特别是农民，还非常散漫，非常不开展，非常愚昧无知。但是革命能迅速地把人们团结起来，能迅速地使人们受到启发。革命每向前发展一步都能够唤醒群众，并且以不可抑制的力量把群众吸引到革命的纲领方面来，因为这是彻底而完全地代表群众真正的切身利益的唯一纲领。

力学的定律告诉我们：作用和反作用相等。在历史上，革命的破坏力量如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自由趋向所受到的压迫如何厉害和如何长久为转移，以过时的“上层建筑”和现代的新生力量的矛盾如何深刻为转移。国际政治形势也在许多方面变得对俄国革命最为有利。工人和农民的起义已经爆发，它是零散的、自发的、软弱的，但是它无可争辩地、无条件地证明了存在着能作坚决斗争并且达到彻底胜利的力量。(https://www.daowen.com)

如果这种力量不够，那末沙皇政府就来得及实行现在已经由布里根先生们和司徒卢威先生们两方面准备着的妥协分赃。那时，结局就会是一纸残缺不全的宪法，在一切最坏的情况中的最坏的情况下，甚至会是对宪法的讽刺性的写照。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过是流产，是早产儿，是发育不全的低能儿罢了。社会民主党不抱任何幻想，它知道资产阶级有变节的天性，它就是在最暗淡无光的时日，即在“希波夫式的”资产阶级宪制兴隆的时日，也不会灰心丧气，也不会抛弃自己在对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教育方面所做的顽强的耐心的坚定不移的工作。这样的结局就会同十九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那时，我们党的发展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为前人所踏平了的道路进行。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两种可能的结局中的哪一种结局下，社会民主党在反对不彻底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会真正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会真正“溶化”或者几乎溶化到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去？

这个问题只要很清楚地提出来，就不难马上给以回答。

如果资产阶级竟能用与沙皇政府妥协分赃的手段来破坏俄国革命，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在反对不彻底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真正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那时，社会民主党就会“溶化”到资产阶级民主派中去，这就是说，无产阶级将不能对革命刻上自己的显著的标记，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方式，或者如马克思当初所说的，“用平民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

如果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那时，我们就能用雅各宾派的方式，或者说，用平民的方式来对付沙皇制度。马克思于1848年在有名的《新莱茵报》上写道：“全部法兰西的恐怖主义，无非是用来对付资产阶级的敌人，即对付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见Marx'Nachlass梅林版第3卷第211页）13在民主革命时代用“雅各宾主义”这个吓人的字眼来吓唬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的人，是否思索过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呢？

现代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吉伦特派，即新火星派，并没有和解放派打成一片，但是事实上，由于他们的口号的性质，他们已成了解放派的尾巴。而解放派，即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想用柔和的、改良主义的办法来对付专制制度：能让步就让步，不得罪贵族和宫廷；小心谨慎，丝毫不破坏现存制度；殷勤恳切，彬彬有礼，象绅士们一样带上洁白的手套（如彼特龙克维奇先生在血腥的尼古拉接见“人民代表”（？）时所带的那副从刽子手手上脱下来的手套，见《无产者报》第5号[3]）。

现代社会民主党中的雅各宾派，即布尔什维克、前进派、代表大会派或者无产者派，——我不知道还可以怎样称呼，——想要用自己的口号，把革命共和派小资产阶级，特别是把农民提高到完全保持着自己的阶级独特性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彻底民主主义的水平。他们要人民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用平民的方式”来对付君主制度和贵族，无情地消灭自由的敌人，用强力镇压敌人的反抗，决不对万恶的农奴制度、亚洲式的暴政和侮辱人的政策的余孽作丝毫让步。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仿效1793年的雅各宾派，套用他们的观点、纲领、口号和行动方式。完全不是。我们的纲领并不是旧的，而是新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我们有新的口号：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如果我们达到革命真正的胜利，我们还会有新的行动方式，同力求实现完全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性质和目的相适应的行动方式。我们打这样一个比喻只是想说明，二十世纪的先进阶级无产阶级的代表，即社会民主党人，也是分成两翼（机会主义者一翼和革命者一翼），就象十八世纪的先进阶级资产阶级的代表分成两翼，即分成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一样。

只有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时候，无产阶级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才不会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只有在那个时候，无产阶级才不致“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中，而会对整个革命都刻上无产阶级的标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刻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标记。

总而言之，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陷于束手无策的地位，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从而独立实行彻底的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

新火星派解决得极不妥当的所谓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有陷于束手无策地位的危险这一问题就是如此。资产阶级永远是不彻底的。企图拟定一些条件或条款[4]，以为履行了这些条件或条款，资产阶级民主派就能被认为是并非虚伪的人民之友，那是再幼稚和再白费力气不过的了。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彻底的民主战士。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如果无产阶级没有足够的力量达到这一步，资产阶级就会成为民主革命的首领并且使这个革命成为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别无他法的。

于是我们就得出一个无可怀疑的结论，即新火星派的策略客观上正是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效劳的。提倡组织上的涣散，以至于主张在党内实行全民投票制，实行协商的原则，使党的刊物离开党；轻视武装起义的任务；把革命无产阶级的全民政治口号和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口号混淆起来；曲解“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的条件，——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正好构成了革命时期的尾巴主义政策，这个政策不仅不指出达到胜利的唯一道路，不仅不把人民中的一切革命共和派分子吸引到无产阶级口号下面来，反而把无产阶级引入迷途，瓦解它的队伍，扰乱它的意识，贬低社会民主党的策略。

为了证实我们从分析决议而得出的这个结论，我们从其他方面来观察一下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看一个不大聪明而说话坦白的孟什维克如何在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报》上解释新火星派的策略。其次我们再看看事实上究竟是谁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中利用新《火星报》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