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教的和平主义性质
儒教的“理性”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陈季同说:“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民。”[28]正如这句话所显示的,儒教的理性本质上具有和平主义的性质。[29]历史上,这一特性一直受到强调。例如在乾隆皇帝御批的明代史(即《御撰资治通鉴纲目》)中有这样一句话:“惟有不嗜杀人者能一之。”[30]因为“天道无常,惟理是辅”。这是统一帝国发展下的最终产物。相反,孔子是主张要为被杀害的父母、长兄以及朋友复仇的,这是一种男子的义务。不过,儒教的伦理仍是和平主义的、入世的,纯粹以敬畏鬼神为取向的。
鬼神并没有道德评判资格,相反,在中国以及在埃及,非理性的司法建立在这样的信仰上:受压迫者(der Bedrückte)的大声疾呼会引来鬼神的报复,当受害者由于自杀、忧伤、绝望而死时,尤其如此。这种坚定的信仰,最晚起于汉代,其基础是对官僚体制与向天投诉之权利的理想化反映。我们也看到,伴随着真正的(或自称的)被压迫者大众的齐声呼号,对于官吏的约束有多大的力量。基于同样的敬畏鬼神的信仰,尤其是当歇斯底里的群众运动可能引起自杀危险的时候,任何一位官吏都不得不作出让步。1882年,一个将其厨房小厮毒打致死的官员,在众人的压力下被判以死刑。[31]对于鬼神在这方面作用的信仰,是中国平民大众惟一的但却非常有效的和正式的大宪章。不过,鬼神也监视着所有种类的契约,它们拒绝监护强制性的或非道德的契约。[32]因此,道德的合法性,具体地受到泛灵论的保证,而不只是作为一种共同习性得到保证的。不过,所缺少的是救赎宗教那种井井有条地指引生活的中心力量。关于缺少这种力量的结果,我们将作进一步的论述。
[1]关于早期的隐士,参见第七章。
[2]关于佛教,参见第七章与这些论文的第二卷(指 Max Weber,Hinduismus und Buddhismus,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vol.Ⅱ,Tübingen,1921)。
[3]参见第一章。
[4]参见Chavannes编译司马迁《封禅书》的序言(Journ.of the Peking Oriental Society,Vol.Ⅲ,No.1,1890)。
[5]参见公元前3世纪时屈原写的诗歌(屈原在其《楚辞》离骚中,以“美人”隐喻理想中的明君——译者)。另见Conrady,Hochschulvorträge für Jedermann,vol.ⅪⅩ,ⅩⅩ,Leipzig,1903。
[6]有关其萌芽的讨论,参见第七章。
[7]平等派(The Levellers)是英国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或英国内战时期)的一个急进党派,主张实行以自耕农与小市民为基础的彻底的民主制。克伦威尔代表资产者与商人的利益,是独立派的首领,主张实行共和制。从书记员帕普斯(Clerk papus)在野营所作的速记记录里便可见到这种以自然法的观点来讨论平等的选举权(das gleiche Wahlrecht)的事实,这在世界史上还是头一回。
[8]中国的发明,除了用于内河航运以及为亚洲内陆陆路上的使节指引方向的指南针以外,还包括书本印刷(用于行政上的目的,因为用手抄的办法复制文件效率很差)、火药、纸、瓷器、丝绸、炼金术以及天文学(用于国家所需的占星的目的)。用于军事的火药,也许是在12世纪,不过肯定是在13世纪,被中国人发明的。总之,不管怎么说,中国人发明火药要比佛罗伦萨人首次使用火药于战事的时间要早一个世纪。然而,中国人使用火药的技术是非常原始的。由于帝国的安定,人们对改善火药缺乏兴趣。中国人最初很害怕西方的火炮,认为它们具有巫术的效力,所以才试图引进。有关中国的种种发明,参见W.A.Martin,Chinese discoveries in art and science,Journ.of the Peking Or.Soc.vol.Ⅳ,p.19ff。
[9]道这个词具有多义,下面我们还会谈到。
[10]他们得出的结论正好与基督教的结论相反:人身上的善是后天人为的文化产物。这一结论,较之正统的学说,更加强调“文化的世界”的意义,也就是说,更加强调教育的意义。我们可以指出异端学说的某些形而上学的提法(参见F.Farjenel,Journ.Asiat.G.Soc.20,1902,p.113ff),例如,物质的永恒性;物质的精神原理(太极)不仅产生出世界,而且像泛神论一样,是一种善的原理。自11世纪起,这个论点得到了一个正统的经典注释学派的支持,看来这合乎逻辑,不过却很不彻底。此外,根据司马迁的描述,我们有理由认为,甚至连孔子也相信以星占术为基础的宇宙创成论(五行是以古代统治者的形态按顺序排列下来的)。参见Chavannes编译的司马迁的著作,第一卷序言,Paris 1895,p.CⅩLⅢ;并参见下文。
[11]中国的算术据说在6世纪时就已经有了数字进位的观念(参见J.Edkins,Local Value in Chinese Arithmetical Notation,Journ.of the Peking Or.Soc.Ⅰ,Nr.4,p.161f,他将此一知识推溯到巴比伦〔?〕)。此一传闻中的知识仍有待考察。如上所述,在19世纪时,算盘是以珠粒来定值的。
[12]不过,数学至今仍被包括在九门选修课的附加考试项目中,通过此一测验,考生或者可以获得升迁,或者可免于贬降。
[13]参见Eitel,China Review ⅩⅤⅢ,p.226。T.de Lacouperie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化起源于巴比伦(Western Origi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London,1894)。
[14]参见Michels所译《十六国疆域志》,p.ⅩⅪ诸注解。
[15]对母亲也应该孝顺。1882年,有个喝醉酒的儿子动手打斥责他的母亲。这母亲便雇了几个人将儿子捆绑起来,即使在参与行动的众人苦苦哀求下,还是将他给活埋了。共同参加活埋儿子的人,因行事方式欠妥而受到处分,不过不久也就被赦免了。至于这位母亲,惩罚的事是根本谈不到的(1882年3月13日《京报》的一则敕令)。
[16]孝也优先于对君侯的服从。封建时期里,有位君侯命令一名官吏捉住和拘留其犯了反叛罪的儿子。这官吏拒不执行君侯的命令,君侯便命令另一名官吏去逮捕这个抗命的官吏。结果这位抗命的父亲自杀了,而传统则责成这位君侯承担他所犯下的过失(参见Tschepe,a.a.o.p.217)。
[17]参见1896年6月6日《京报》所载的牛庄司令官之子的请求报告。这位司令官被控于对日战争时怯战,因而被贬斥到西部地区去做修筑驿道的强制劳役。司令官之子请求让他自己代替已积劳成疾的父亲服劳役,或者允许他以4000银两为父亲赎罪。这份报告连同当局赞扬请愿人的孝心的提示,一并转递给了皇帝。
[18]导致皇帝于1905年9月2日下令废除占来“文化”测试的那则奏章,内容相当空泛,只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由于每个人都想借助科考来夺取一份俸禄官职,因而阻碍了人们对国民教育的热心。(https://www.daowen.com)
[19]参见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ed.Chavannes p.336)。
[20]作为所有美德之大敌的“好色”,早在古书里就被视为是不可救药的(《国语》〔Discours des Royaumes〕,p.163。一位君主的侍医对生病的君主如是说)。爱情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完全以后者为重来加以解决。此种状况的“悲剧性”,至少一度在诗歌里得到了叙述。见《论语·阳货篇》,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译者
[21]参见Fr.Kuhn,Abhandlungen der Berliner Akademie,1914。详见《群书治要》,卷四十五中崔寔的《政论》:“凡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渐弊而不寤,政浸衰而不改,习乱安危,逸不自睹。或荒耽嗜欲,不恤万机;或耳蔽箴诲,厌伪忽真……”——译者
[22]参见Chavannes为其所编译的书所写的前言,p.ⅩⅢ。
[23]参见Edkins,The place of Hwang Ti in early Taoism,China Review,Vol.ⅩⅤ,p.233f。
[24]对此持不同看法的是Pen Piao(彭彪?),参见Chavannes,a.a.o.Appendix Ⅱ。
[25]对中国人而言,基于祖先崇拜的缘故,宫刑是一种灾难性的厄运。
[26]见Chavannes编译的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p.166。
[27]赞扬之辞见于前引汉代碑铭中。
[28]参见A.Schultze的德译本China und die Chinesen.1896,p.222。
[29]据说孔子自称无资格谈论军事上的事。详见《论语·卫灵公篇》。孔子对卫灵公的提问回答道:“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译者
[30]参见Delamarre所译《御撰通鉴纲目》(Paris,1865),其中收集了大量类似的格言。
[31]参见Giles,China and the Chinese,New York,1912,p.105。
[32]“要盟也,神不听”(意即:强迫签订的契约,得不到神的监护)。早在2000多年以前,人们就有这种看法。参见E.H.Parker,Ancient China Simplified,London,1908,p.99。详见《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对子贞“盟可负邪”的回答。——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