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儒教的激越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二、早期儒教的激越

司马迁很尊敬那位有名的黄帝,因为黄帝最后变成了隐士(Anachoret),这就带有道教的意味。[23]司马迁的宇宙起源学说(即五行说),显然是起源于占星术。正统的儒教徒当然会赞同他对财富的推崇,也会同意他所提出的论证:只有富人能够正确地遵守礼俗。然而,他把经商看作营利的手段并加以推荐,却让儒教徒感到有失体统。[24]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并不会指责司马迁对于绝对决定人命运的“天意”的怀疑,因为的确有有德之士因饥饿而死。汉朝的碑刻上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汉代的一块墓碑上(约公元前25年)有一段哀悼死者早逝的铭文是这样的:“人生自古即有行事无瑕而未获报偿者。”“他的音容犹在”(参照司马迁)。“他会使自己的子孙显得高贵”(这是古老的世袭神性的观念;如前文所提,较新的观念已相异于此)。“他已归赴阴府。”405年的一段墓志这样写道:“凡人皆有死。”完人没有个人的特点(他已与道合一,参阅第七章。可能受到庄子的影响)。对于升官和丢官的沉着态度,受到赞扬。升迁决定于“正直”、“孝悌”与“对死者的崇敬”。不过,从整体来看,是“天无悲悯,既病且死”。“上帝”则从未被提及。整个的思想与情绪与司马迁的相近。完全看不到后代那种强有力的乐观主义。

然而,司马迁的立场毕竟是值得怀疑的。他所说的英雄主义“无用”,与后代的归因于孔夫子的学说是一致的。不过,名声就是一切,美德是“目的本身”,君主必须直接接受教育等等,阉人司马迁的这些教诲就不是古典的了。与此相反,司马迁在其史书中以娴熟、冷静的笔调,出色地表现了孔子自身的实践。司马迁写给他的朋友任安(Jen Ngan)的书信,以其最正统的儒家风格而著称。任安当时受到拘禁而求助于由于政治上遭受嫌疑而被阉割的司马迁[25],但却无效。复职后的司马迁回信道:他实在无法也不愿帮助他,因为害怕招致危险。“已行于悠远之路”的灵魂,可能会迁怒于他(即司马迁),也因而危及他,所以,他希望向任安阐明他之所以不救他的理由,因为“士为知己者用”是道地的儒家教义。司马迁并没有去讨论他那位不幸的朋友的命运,而只是描述了自己的不幸:遭受阉割。这位书信者是如何忍受他所遭受的痛苦呢?他列出最重要的四点:第一,为了不使自己的祖先受辱;第二,为了不使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第三,为了不损伤理性与尊严;第四,为了不侵害“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他,这位书信者,会以完成他的著作来洗刷耻辱。(https://www.daowen.com)

全信使我们想起了阿贝拉(Abälard,1079—1142,法国神学家和经院派哲学家——译者)写给情人赫勒斯(Héloise)的信件,其中漠然的枯燥说教或许是出于类似的理由!伤人感情。然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这种冷静的调节,是真正儒教式的。虽然有些事我们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是我们不该忘记,我们在上章末尾所引述的那些华美而傲然的文书,通篇充满了儒教的精神。司马迁所引述的始皇帝的碑文[26],即谴责了违反“理性”的行为。司马迁与儒教徒是这样解释这篇碑文的:只有通过学习[27]与知识,才能获得对合理行为的指引。对儒教而言,“知识”——通过经典的研读所获得的有关传统和古典规范的知识——最后决定一切。就此而言,我们将会看到儒教对于世界的态度已与中国的其他派别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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