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与异端学派的对立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五、正统与异端学派的对立

儒教将祭祀中所有狂喜的、放纵的成分全部清除掉,而且像罗马的官僚贵族一样,把这些成分视为不庄重的东西而加以拒斥。不过,巫术活动,此处也和世界各地一样,仍免不了出现狂喜和纵情的场面。巫(男巫或女巫)与觋(男巫师),原是古代的郎中与祈雨师,至今仍然存在并且在所有时代的文献里均有所提及。在神庙的庆典里,他们仍狂呼乱舞。起初,他们吸收巫术的“力”,然后是“灵”,最后则是“神”,并通过它们而产生作用。巫与觋后来表现为是“道教的”,至今人们也认为他们是属于道家的。然而在初期阶段,老子与其门徒并不纵酒宴乐,他们肯定会把这种恣意的狂欢看作有失尊严之举而加以拒绝;如同所有的神秘主义知识分子一样,他们所寻求的是淡淡的神迷(apathische Ekstase)。下面我们会看到,只有后代的巫师才会一致地认为他们自己是老子“道教的”继承者,并且将老子视为鼻祖,因为他恰巧是位文人或者被当作读书人。神秘主义者在现世性、长生观方面,比儒教徒更为彻底。然而,这两个中心学派之间到底存在哪些本质的区别呢?它们的教义是什么呢?人们喜欢把异端称为“道教”。

“道”本身是个正统的儒教概念。它指宇宙的永恒秩序,同时也是宇宙的运行,这在一切非辩证的形而上学中经常得到证实。[13]在老子的学说里,道同神秘主义者典型的寻神联系了起来。道本身是永恒不变的,因而具有绝对的价值。道既是秩序,又是产生万物的实际理由,它是一切存在的永恒原型的完美化身。一言以蔽之,它是惟一的神圣的总体。完全如同一切冥想的神秘主义一样,一个人只有将自我绝对虚无化,摆脱世俗的利益及热情,直到完全的无所作为(“无为”)时,方能及于道。这一点,不仅孔子本人,就连他的学派都能够接受,并且确实见诸于行动。“道”在孔子与老子的心目中,同样是一个有效的概念。然而,孔子及其门徒并不是神秘主义者。对大多数的神秘主义者以及老子而言,想要借助冥想达到内心与神合一这种状态,势必会导致对作为宗教救赎源泉的入世文化的鄙薄。在某种程度上,老子确有这样的看法。因为老子也认为,至福是一种心神的状态,是一种神秘的合一(Unio mystica),而不是像西方的禁欲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需要通过积极的行动来验证的恩赐。像所有的神秘主义一样,老子的神秘主义对外界产生影响时,不是以理性的方式,而仅只是以心理学的方式:无差别的泛爱思想(akosmistische Liebesgesinnung)兴许是由老子所开创的,它是神秘主义者所特有的、无对象的精神快感与淡淡的神迷所产生的结果。此种纯粹属于心理的情况,此处也得到理性的解释:天与地由于其对人类的完全无私的照拂,由于它们那只有神才具有的无条件的慈爱,因而被确认为合法的、最伟大的神灵。而教义中的长生主义成分,构成了这些自然力(天与地)之永恒存在的基础,而这些自然力至少已接近了那永恒的道。神秘主义者正是按此榜样行事的。心理制约的内在状况也同样得到理性的解释。到处都一样,神秘主义者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以此保持他在世间的善良与谦恭。这种生活内容造成神秘主义者与现世的一种特殊的断裂关系。这种与现世断裂的态度,即便不完全扬弃行动,至少也将行动减低到最小的程度,因为这是考验遁世者神宠状态的惟一可能的方式,并且也惟有这样才有可能证明他不受俗世的干扰。按照刚才提到的老子的理论,这也同时是延长尘世生命或者甚至超出尘世生命的最佳保证。老子本人(或其学说的诠释者)并未发展出关于长生不老的真正教义;这似乎是后代的产物。个人一旦完全得道便能进入永恒之天堂的想法,虽说是个相当古老的观念,但不具有权威性的意义。就老子而言,把此世的行动缩减到最小的限度,毋宁说是神秘的圣灵附体的直接结果。老子只是点出——而非得出——所有神秘性宗教的某些结论。被老子奉为比儒教“君子”理想更高的“圣人”,不仅不需要俗世的美德,并且从根本上否定这种美德,因为它可能会危害到自身对圣灵的追求。在老子看来,俗世的德行以及对它的高度评价,就是俗世失去神圣之神性的一种征兆。这是一种中国人喜爱的二律背反的说法。老子认为,以儒教的基本美德“礼”,亦即“礼节”来维系的世界,是层次最低的。然而,这个世界终究是这样地存在着,因此有必要使自己去顺应它。

此种顺应只有通过某种方式的相对化才有可能。老子并未作出断然拒绝俗世的结论,尤其是他在原则上也并不摈弃代表官绅阶层利益的有教养的绅士(君子)的这一理想。如果他摈弃君子的理想的话,恐怕他的思想也就流传不到我们了。当然,在对现世的适应上,他所要求的是与儒教的“小”德相反的“大德”。换言之,他所要求的是绝对完善的伦理,而不是社会相对化的伦理。然而,这样的要求,最终既不会使他得出禁欲的结论,也不会让他在社会伦理里提出积极的要求。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因为冥想的神秘主义并不能产生出这样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尚未得出最终的结论。根据传统的说法(其实际内容是靠不住的,但仍为某些知名的专家所相信),孔子与老子之间的对立,是由于老子的神秘主义给政治理想带来的某些非常相对化的结论所造成的。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士倾向于根据中央集权制和理性的官僚体制来统治一个福利国家;另一方面,神秘主义者则主张国家的各个部分尽可能地自主与自足,因为这些小共同体可能有农民或小市民的质朴的美德。因此,神秘主义者提出了如下的口号:尽量地减低官僚体制的成分,因为神秘主义者的自我完善不可能由国家操持的文明政策来促成。在老子与孔子那次著名的会见里,传说老子曾劝诫孔子:“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除此之外,老子还进行了一些对神秘主义者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对理性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者却是无法接受的论证:“是皆无益于子之身。”也就是说,这无益于达到与神圣的“道”的原理那种“神秘的合一”。神秘的“醒悟”(明)——在它的基础上,万事万物皆自现于人的眼前——的获得,如果我们从孔子留下来的言论中加以推论的话,是这位儒教的创立者个人所无法达到的目标,并且也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外。传说感到惊讶不已的孔子称老子为“龙”,就说明了这一点。“圣”对老子来说是个基本的概念,但在儒教的体系里却无关紧要。这并不是说儒家不知道这个概念,而是孔子认为圣这种状态从来就没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达到过。因此,这个概念与儒家的君子(“有教养的”人)理想毫无关系。圣者,在孟子看来,基本上就是达到完美境地的君子。相反,老子的圣这个字符表达了一种谦恭,而他的神圣概念,作为一个严格个人主义的自我救赎的范畴,结果却走上了与儒教的理想正相反的道路。儒教的理想是以教养为准则,以适应现存的世界与社会为取向的。老子拒斥代表神学的那些有典籍教养的学者(儒教徒);西方的神秘主义者也出于同样的理由拒斥神学,因为它导致背离上帝。就像所有彻底的神秘主义救赎被以支配、整顿现实生活为目标的社会伦理学者斥之为“利己主义”(Egoismus)一样,老子的神秘救赎理所当然地受到他们类似的指责。事实上,老子的神秘主义,如果彻底地实行起来,只能追求自己的救赎;若要影响他人,他们也只能以身作则,而不会诉诸宣传或者社会行动。完全彻底地实行神秘主义,势必会把入世的行动看作对灵魂的救赎无关紧要而加以拒绝。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政治冷漠态度的某些征兆。不过,在政治冷漠这点上的不彻底性,也是老子体系的典型特征及其体系里所有悖论与困难的源泉。

老子(或其诠释者)和孔子一样,属于同一个阶层,因此,就像每一个中国人一样,视某些事情为当然。首先,他肯定统治的正面价值,这必然与寄托于来世的自我救赎的目的发生矛盾。统治的这一正面的价值,首先来源于普遍预设的统治者神性的使命。老子也认为,人的幸福,终究要依赖统治者的素质。据此,神秘主义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统治者个人必须具有与道神秘地合而为一的神性,进而通过统治者这些品质的神奇作用,神秘的救赎就可以作为神的恩赐分配给所有的臣民。然而,对非神秘的社会伦理学者来说,只要统治者本身被上天所确认,并且他的德行被神灵认为符合社会伦理,就足够了。孔子与老子,或者至少他俩的继承者,都信鬼神,并且接受官方的万神殿(虽然《道德经》显然大大地摆脱了巫术的束缚)。一个以实际政治为取向的中国学者,是不会拒绝所有这一切的。因为根据他的判断,不可能有这样一位超世的人格化的造物主和世界的统治者:他不仅按照自己的判断统治着所有的生灵,而且在他的面前,所有的创造物都是非神圣的。同样,印度的教育在这个主要的问题上也接近于中国的教育。因此,将上帝与创造物对立起来的禁欲伦理在中国或印度就行不通了。本质上是泛灵论的这种既有宗教,对于寻求救赎的神秘主义者来说,最终无关紧要,这是易于理解的。我们已经看到,而且将不断地看到,受儒教熏陶的社会伦理学者也是这么认为的。孔子和老子都确信,俗世统治中的良好秩序是使鬼神安静的最好办法。将鬼神信仰作这种神性的转变,也正是老子的门徒之所以无法采取极端的政治冷漠态度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可以理解的是,家产制国家里的官吏和官职候补人组成的知识分子阶层,既不承认个人主义式的救赎追求,也不会接受神秘主义者那种病态的谦恭,尤其是他们不会接受神秘主义者所提出的统治者及其官吏要具备神秘的神性的要求,这就好像罗马的主教教会不会承认个人的普纽玛神性(Pneumatisches Charisma)的要求一样。更可以理解的是,理性主义者的官僚体制权力国家,坚决主张将一切纳入国家的政治实践里。正是上述两方面的原因使我们感觉到(而且经常可以感觉到),一个中国人能够详尽而正确地阐述儒教,但对于道教却无能为力。欧洲的科学界普遍地认为,今日的中国人,似乎没有一个能够正确地重新体验老子(或其诠释者)的观点,深入他们原初的、内在的经验关系里。

老子神秘主义的伦理学结论及其继承者或冒充的继承者所表述的那些结论,有助于儒教确保其优势地位。这是由于神秘主义者态度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

在老子本人的学说里,正如在大多数冥思的神秘主义里一样,任何出于宗教动机的与世界的主动对立是找不到的:由冥思决定的理性知足的要求,乃是基于可以延年益寿的动机。然而在老子的学说里,压根儿不存在神与创造物之间的对峙——因确定有一位全然超越于生物界与外在于俗世的人格性造物主兼世界统治者而被保证的对峙。同样,对老子而言,人性之善乃是个不言而喻的出发点。他最终并不真正地漠视或甚至拒绝俗世,而只是要求将俗世的行动降到最低点。因此,基于上述的种种理由,儒教的经济功利主义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为享乐主义,并成为指导现实世界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伦理。神秘主义者“享有”道。其余无法或无意做到这点的人,则享受他们所能达到的东西。在这点上明显地暴露出道教和儒教在人的伦理与宗教资质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在儒家看来,普通人与高等人不同,普通人只考虑肉体的需求;可是儒家希望通过创造富裕的生活与由上至下的教育消除这种有失尊严的状况,因为美德本身是人人都可以企及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并没有资质上的根本差异。相反,在神秘主义的道教徒看来,悟化的神秘主义者与世人之间的差异,是神性禀赋上的差异。这一点暴露出一切神秘主义内在的救赎贵族主义与恩宠分离主义:人在宗教方面有资格差异的经验。没有悟性的人,用西方的话来说,就被排除于恩宠之外,他不得不继续保持其原有的状况。这种仇视士人的悟化贵族主义,明显地表现在老子的一位弟子所作的独特的结论之中:“圣人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原文见《老子》第三章)老子甚至有这样的见解:国家最好只限于关心人民的生计。这个见解源于他对典籍知识的厌恶,他认为典籍知识有碍于真正的悟化。倘若一个神秘地悟化了的统治者无法仅就自己的存在而直接产生出神性的、模范的影响力,那么他最好放弃一切行动。应该让人与万物尽其所能地去发展。臣民太多的知识与国家太多的管理,只会是真正危险的罪恶。只有绝对地顺从那不变的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才能导致“静”即抑制住激情。在老子的救赎学说里,抑制激情可以通过音乐、虔诚的仪式练习、缄默与训练无感(Ataraxie)来促成。被认为是老子所著的《道德经》——连同上述的限制——集中地反映了老子的主张:要求尽可能地不干预。此一要求与古典儒教学说里所主张的对臣民施以家长式管束的倾向恰相对立。《道德经》里主张:促进民众幸福的最可靠办法就是依循宇宙的和谐的自然法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干预的理论也见于正统的教义。它们很容易从世界的命中注定的和谐这一观念中推衍出来,而道正是这种和谐的体现。在很早的时期里,这种观念就已导出几乎是巴斯蒂亚(Bastiat,1801—1850,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式的阶级利益调和的理论。这些理论与经济生活里事实上存在的在管理方面相当薄弱且时断时续的干涉相吻合。异端的道教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甚至更为彻底。恰恰在中国道家的“自由贸易主义”(Manchestertum)里,基于道教冥思的、神秘的性质,完全缺乏“职业伦理”的积极的特性,因为“职业伦理”只是一种以禁欲为取向,从神的意义与俗世秩序之间的紧张对峙中产生的俗人伦理。因此,俭约,这个被特别强调的道家美德,并不具有禁欲的性质,而具有本质上是冥思的性质(道家与儒家争论的主要问题即是节约丧葬费用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在本章里多次谈到老子的“接班人”与“门徒”,但这样的称谓与事实情况不符。老子,无论在历史上他个人的学说是什么样子,都很难说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学派”。不过,早在司马迁以前很久的时代里,就有援引老子学说的哲学家了。其后,在中国后代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发现某些至少部分自认是老子“门徒”的、神秘主义的著名人物。这种发展,只在某几点上与我们有关。

半传说性的传统说法里描述了孔子与老子的个人对立。然而这根本谈不上是“学派的对立”,尤其是关于这种对立造成这两位敌对者之间的关系破裂的说法,至今没有人会相信。诚然,在气质、生活方式以及尤其是对于实际国家问题(官职)的态度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分歧。然而学派的对立(按照德·格罗特的说法)显然是由于孔子的孙子子思与庄子的尖锐论争,才清楚明朗起来。可以确定并且为专家们(如德·格罗特)所强调的是:神秘主义者认为,理性知识不是造福于个人或集体的手段,并且对理性知识加以谴责,这在理论上乃是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可是却无法为儒教徒及其大师(孔子)所接受。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倒还可以容忍。德·格罗特强调指出,“寂静主义”(无为)对于儒教徒而言并非全然陌生。这是因为儒家与道家均来源于古老而孤独的“思想家阶层”。战国时代的“诡辩家”在当时政治事务的压力下,大大地改变了原有的古老的态度。倘若不具备有关真正礼仪的可靠知识——那些“古人”所具备而且只有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知识,又如何能适应于道?在这种态度转变的背后,当然就是神秘主义者的漠视现世与儒教的适应现世、改良现世之意志这两者间的深刻对立。

庄子将老子的论点激烈化,以此突出其与儒教徒的对立:1.追求“知性”(Verstand),是偏爱表面的东西;2.追求“理性”(Vernunft),是执着于声音(话语);3.追求“人间之爱”,是自己道德训练的混乱;4.热衷于尽义务,是违反了自然的法则(全能的道);5.固执于“礼”(规矩),是爱好琐碎小事;6.喜好音乐,是沉溺于恶习;7.固执于神圣性,是耍弄伎俩;8.追求知识,是咬文嚼字。[14]第1、第2、第5、第8四个方面是儒教徒深恶痛绝并断然加以拒绝的。儒家认为,人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的品质:仁,也就是博爱;礼,亦即生活的规则;义,是慷慨(义务);智,即是知识。这其中以礼和智最为重要。凡是偏离于此的,就是异端的和非古典的(不经)、不正确的(不端)、道德上有问题的(错的)以及误了道的(左道)。

孔子与老子的信徒之分裂,始于子思对老子信徒的攻击。然而,双方之间的激烈的争论,是由学派的发展以及彼此竞争俸禄与权势所引起的。后代自认为是老子的“接班人”的那些士人,尽管有无为的原则并厌恶做官,但至少有时也想要建立一个类似于儒教士人的组织。《道德经》并没有被儒教徒绝对而全然地斥之为异端,不过,《道德经》就像庄子与管仲的著作一样,常被儒家视为非古典的,而且被排除于“圣”书之外,尽管曾经有一段很短的时期,皇帝也将《道德经》置于经典之列而成为参加科举考试者的必读之书。与道家相反,儒家强调“知识”的重要性,也把知识视为皇帝的美德。如果皇帝是个“学者”,或许他就会采取“从容不迫的”(Ruhig)态度,而且也只有在这样的状况下,他才会从容不迫地行事。儒教徒通过编制大部头的官方百科全书(例如1715年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将此一主旨付诸实现。儒教和道教均不怀疑帝王的神性之极端重要性,这点已明白地包含在《书经》(Schu king,即《尚书》——译者)里,只是诠释上有所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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