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束语

结束语

同志们！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讲到了所讨论的事情的基本问题。讨论情况表明，我们现在有了完全明确的认识，了解了任务，并且有决心消灭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是讨论情况也表明，对于我们在组织和政治的实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我们还没有充分明确的了解。我算了一下，这样的问题共有7个。

请让我对这些问题讲几句话。

（1）应当认为，现在大家都已懂得，都已认清，过分陶醉于经济工作和经济胜利而低估和忘记党的政治问题是行不通的。因此，必须使工作人员的注意力转到党的政治问题方面，以便使经济上的胜利与党的政治工作上的胜利结合起来，齐头并进。

怎样在实践中实现加强党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呢？怎样实现使党组织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从讨论中可以看到，有些同志喜欢从这里得出一个不正确的结论，以为现在似乎应当根本摆脱经济工作。至少有这样一种说法，好了，谢天谢地，我们现在要从经济事务中解放出来了，现在也可以从事党的政治工作了。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呢？不，不正确。当我们党的同志陶醉于经济胜利而离开了政治时，这是一个极端，使我们遭受了很大的牺牲。如果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由于要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而想离开经济工作，那么这是另一个极端，它将使我们遭受的牺牲并不比前者小。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分开。我们不能离开经济，正如我们不能离开政治一样。为了便于研究起见，人们通常在方法上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但是，这只是为了便于研究，才仅仅在方法上人为地加以分开。相反地，在生活中，在实践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两者共同存在，共同起作用。谁想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把经济和政治分开，以削弱政治工作为代价来加强经济工作，或者相反，以削弱经济工作为代价来加强政治工作，那他一定要碰钉子。

决议草案中专门有一条，谈到使党组织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并加强党的政治工作。这一条文的意思并不是要摆脱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导，而仅仅是再不容许以我们党组织去实际代替经济机关（其中特别是农业机关），并使它们陷于无专人负责的境地。因此，必须掌握布尔什维克领导经济机关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经常帮助这些机关，经常巩固这些机关，不是撇开这些机关而是通过这些机关去领导经济。必须给经济机关、首先是给农业机关以优秀人才，必须给这些机关配备有能力完成所赋予的任务的新的优秀工作人员。只有做了这个工作以后，才能指望党组织完全从经济细节中解放出来。显然这是一件大事，需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只要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党组织就不得不在今后一定的短时期内，直接从事农业工作及其一切细节，如耕地、播种、收获等等。

（2）关于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等等，我要讲两句话。我想，现在大家都明白了，现时的暗害分子和破坏分子，不管他们用哪一种旗帜——托洛茨基旗帜或布哈林旗帜——来掩饰自己，早已不是工人运动中的政治派别了，他们已变成了一伙职业的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杀人凶手的无原则和无思想的匪帮。显然必须无情地粉碎和铲除这些老爷们，他们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是我们祖国的叛徒。这一点很清楚，用不着再解释了。

但是有一个问题：怎样在实际上实现粉碎和铲除托洛茨基主义的日德代理人的任务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的托洛茨基分子，而且连那些一度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而后来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是不是说，要粉碎和铲除的不仅是真正进行暗害活动的托洛茨基代理人，而且连那些偶尔在某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曾经经过的一条街上走过路的人也要粉碎和铲除呢？这些说法至少在这次全会上是有人提出过的。能不能认为这样解释决议是正确的呢？不，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对这个问题，正如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必须个别对待，分别处理。不能用一个尺度衡量一切人。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处理，只能损害我们同真正的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和间谍作斗争的事业。

在我们负责同志中间，有一些从前的托洛茨基分子，他们早已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他们进行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不仅不亚于而且还胜过我们一些可尊敬的、未曾动摇到托洛茨基主义方面去的同志。现在要摈斥这样的同志，那是愚蠢的。

在我们的同志中间，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思想上一向是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可是尽管如此，他们却和个别的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过个人的联系，当他们一看清托洛茨基主义的实际面貌，就立刻断绝了这种联系。他们没有马上断绝同个别托洛茨基分子的个人朋友联系，而迟了一些，这当然是不好的。但是，要把这些同志列为托洛茨基分子一伙，那是愚蠢的。

（3）正确地挑选工作人员和正确地分配他们工作，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挑选工作人员，第一，要根据政治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值得政治上的信任；第二，要根据业务的标志，就是说，他们是不是适合做某一项具体工作。

这就是说，不要把看业务变成事务主义原则，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而不注意他们的政治面貌。

这就是说，不要把看政治变成独一无二的原则，即不要只注意工作人员的政治面貌，而不注意他们的业务能力。

能不能说我们党的同志实行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准则呢？可惜不能这样说。在这次全会上已经说到了这一点。但是没有说完全。问题在于，这个经过考验的准则在我们的实践中往往被破坏了，而且是被非常粗暴地破坏了。挑选工作人员常常不是根据客观的标志，而是根据偶然的、主观的、庸俗市侩的标志。有人常常挑选所谓熟人、朋友、同乡、对个人忠实的人、吹捧自己上司的能手，而根本不考虑他们在政治上和业务上是否称职。

显然可以看出，这不是由负责工作人员组成的领导集团，而是由亲近的人们结成的小家族，小团体，其成员都力求和平相处，互不得罪，家丑不外扬，互相吹捧，并且时常向中央送交空洞而令人作呕的胜利报告。

不难理解，在这种小家族环境里，既不能有批评工作缺点的余地，也不能有工作领导者自我批评的余地。

显然，这种小家族环境会为培养阿谀者创造良好的条件，这些阿谀者毫无自尊心，因而和布尔什维主义毫无共同之点。

就拿米尔左扬和瓦伊诺夫的例子来说。前者是哈萨克斯坦的边疆区党组织的书记，后者是雅罗斯拉夫尔州党组织的书记。这两个人在我们中间并不是名列最末的工作人员。但是他们是怎样挑选工作人员呢？前者从他早先工作过的阿塞拜疆和乌拉尔带了30—40个“自己的”人到哈萨克斯坦，并把他们安置在哈萨克斯坦的负责岗位上。后者也从他早先工作过的顿巴斯带了10多个“自己的”人到雅罗斯拉夫尔，并把他们也安置在负责岗位上。可见，米尔左扬是有自己的小团体的。瓦伊诺夫也是有自己的小团体的。难道不能按照人所共知的布尔什维克挑选和配备人员的准则从当地人中间挑选工作人员吗？当然是能够的。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因为他们违背了布尔什维克挑选工作人员的准则，这种准则排除了庸俗的市侩态度的可能性，排除了根据小家族和小团体的标志挑选工作人员的可能性。此外，他们在挑选对个人忠实的人们做工作人员时，显然是想给自己造成无论对当地人以及对党中央都带有某种独立性的环境。假定米尔左扬和瓦伊诺夫由于某种情况而从他们现在工作的地方调到其他什么地方。那么，他们应当如何处理他们的“尾巴”呢？难道他们又得把自己的“尾巴”带到新的工作地方去吗？

请看，违背布尔什维克正确挑选和分配工作人员的准则竟达到了多么荒谬的地步。

（4）审查工作人员，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这是什么意思呢？

审查工作人员，这就是说，不是根据工作人员的保证和宣言，而是根据他们的工作结果来审查他们。

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这就是说，不仅是在办公室，不仅是根据形式上的工作报告来检查，而首先是要在工作的地方，根据执行的实际结果来检查。

一般讲来，是否需要这样的审查和检查呢？毫无疑问是需要的。其所以需要，第一，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了解工作人员，确定他们的真正品质。其所以需要，第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执行机关的优点和缺点。其所以需要，第三，是因为只有这样的检查才能确定任务本身的优点和缺点。

有些同志认为，只能自上而下地审查工作人员，即领导者根据被领导者的工作结果来审查被领导者。这是不对的。自上而下的审查固然是需要的，这是审查工作人员及检查任务的执行情况的有效办法之一。但是，自上而下的审查，还远不能包括全部审查工作。还有另外一种审查，自下而上的审查，即由群众、由被领导者来审查领导者，指出领导者的错误，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这种审查是审查工作人员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党员群众是在积极分子会议上、在代表会议上、在代表大会上审查自己的领导者，方法就是听取领导者的工作报告，批评缺点，以及选举或不选举某些领导同志参加领导机关。正如我们党章所要求的，在党内要切实执行民主集中制，党的机关要无条件地按选举手续产生，要保证提出和撤消候选人的权利，实行无记名投票，自由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所有这些以及诸如此类的办法都必须实行，以便于党员群众审查和监督党的领导者。

非党群众是在非党积极分子会议上，在各种各样的群众会议上审查自己的经济领导者、工会领导者和其他领导者，方法就是在会上听取他们的工作报告，批评缺点，并指出改正缺点的办法。

最后，人民是在选举苏联政权机关时，用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无记名的投票，来审查自己的国家领导者。

任务就在于把自上而下的审查和自下而上的审查结合起来。

（5）通过干部自身的错误来训练干部，这是什么意思呢？

列宁曾经教导说，诚恳地揭发党的错误，研究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指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必要的办法，是正确训练和教育党的干部、正确训练和教育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可靠的方法之一。列宁说道：

“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2]

这就是说，布尔什维克的义务不是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是逃避有关自己错误的问题，如象我们这里所常有的情形一样，而是诚恳和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诚恳和公开地订出改正这些错误的办法，诚恳和公开地改正自己的错误。

我不能说我们许多同志都乐意这样做。但是布尔什维克，如果真正愿意做布尔什维克，就应当有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揭发错误的原因，订出改正错误的办法，从而帮助党给干部以正确的训练和正确的政治教育。因为只有在这条道路上，只有在公开和诚恳的自我批评环境中，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才能培养出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领袖。

有两个例子说明列宁的原理是正确的。

例如，拿我们在集体农庄建设方面的错误来说。你们大概记得1930年，当时我们的党员同志想在短短3—4个月内解决把农民转到集体农庄建设上来这个极复杂的问题，当时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制止这些着了迷的同志。这是我们党的生活中最危险的时期之一。当时的错误在于，我们的党员同志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忘记了不能凭借行政压力使农民转到集体农庄道路上来，忘记了集体农庄建设不是需要几个月而是需要几年细心的和深思熟虑的工作。他们忘记了这一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你们大概记得，中央关于胜利冲昏头脑和要求我们地方的同志不要忽视现实情况而跑得太远的指示曾遭到激烈的对抗。但是这并不能阻挡中央顶住逆流，把我们党员同志引上正确的道路。结果怎样呢？现在谁都明白了，党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把我们党员同志引上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我们有几万个从事集体农庄建设和集体农庄领导的农民出身的出色的干部。这些干部从1930年的错误中得到了训练和教育。但是，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及时地改正这些错误，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这批干部。

另外一个是工业建设方面的例子。我指的是我们在沙赫特暗害事件时期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估计到我们工业干部技术落后的全部危险性，我们容忍这种落后现象，想依靠怀有敌对情绪的专家来展开广泛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因而必然使我们的经济干部充当了资产阶级专家的不好的政治委员。你们大概记得，当时我们的经济干部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多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技术落后，多么勉强地接受“掌握技术”这个口号。结果怎样呢？事实表明，“掌握技术”这个口号起了作用，产生了良好的结果。现在我们已经有几万和几十万个掌握了技术和推动我们工业前进的出色的布尔什维克经济干部。但是，如果党当时在那些不愿意承认自己技术落后的经济工作人员的顽固态度面前屈服了，如果党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及时改正这些错误，那么我们现在也就不会有这批干部。

有些同志说：公开说出自己的错误是不妥当的，因为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会被我们的敌人看作是我们软弱的表现，并且会被他们利用。同志们，这是无关紧要的，根本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地，公开承认我们的错误和诚恳改正这些错误，只能加强我们的党，提高我们党在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威信，提高我们国家的力量和实力。而这是主要的。只要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和我们在一起，其余的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另一些同志说：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其结果并不能训练和巩固我们的干部，反而会削弱和瓦解他们；我们应当体谅和爱护自己的干部，我们应当体谅他们的面子和心情。为此他们提议掩饰我们同志的错误，减弱批评的力量，最好是别管这些错误。这样的方针不仅是根本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首先对于他们想“体谅”和“爱护”的干部是危险的。用掩饰干部错误的办法来体谅和爱护干部，就一定会毁掉这些干部本人。如果我们不把1930年的错误揭露出来，并通过这些错误来训练自己的集体农庄布尔什维克干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毁掉这些干部。如果我们不把我们同志们在沙赫特暗害事件时期的错误揭露出来，并通过这些错误来训练自己的布尔什维克工业干部，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毁掉自己的工业干部。谁想用掩饰错误的方法来体谅我们干部的面子，谁就会既毁掉干部也毁掉干部的面子，因为谁掩饰他们的错误，谁就会使他们容易再犯新的、也许更严重的错误，而这些错误应当认为会使这些干部完全垮台，损害他们的“面子”和“心情”。(https://www.daowen.com)

（6）列宁曾教导我们，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我们领导者不应当骄傲，应当了解，我们虽然是中央委员或人民委员，但这还不是说，我们具备了正确领导所必需的一切知识。官衔本身并不提供知识和经验。称号就更不用说了。

这就是说，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还不足以实行正确的领导，因此必须以群众的经验，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人民的经验来充实自己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

这就是说，一分钟也不能削弱我们同群众的联系，更不用说断绝我们同群众的联系了。

最后，这就是说，要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普通党员的呼声、所谓“小人物”的呼声、人民的呼声。

正确领导是什么意思呢？

这绝不是坐在办公室写指示。

正确领导，这就是说：

第一，正确地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地决定问题，就非考虑群众的经验不可，群众能亲身体验到我们领导的结果；

第二，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

第三，组织对这种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有群众的直接帮助不可。

我们领导者只是从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上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我们的眼界多少要受到一些限制。相反地，群众却是从另一个方面，我是说，从下面来看事物、事件和人的，因此他们的眼界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为了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决定，就必须把这两方面的经验结合起来。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才是正确的。

不仅要教育群众，而且要向群众学习，就是这个意思。

有两个例子说明列宁的这个原理是正确的。

这是几年以前的事。我们中央委员讨论了改善顿巴斯的状况的问题。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措施草案，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曾经三次把草案退回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曾经三次收到重工业人民委员部提出的各种不同的草案。可是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最后，我们决定从顿巴斯找几个工人、普通经济工作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同这些同志谈了三天。我们所有中央委员都应当承认，只有他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这些“小人物”，才能启示我们作出正确的决定。你们大概记得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顿巴斯采煤办法的著名的决议。我们所有的同志都认为中央和人民委员会的这个决议是正确的、甚至认为是卓越的，而这个决议正是由基层的普通人启示我们作出的。

另一个例子。我指的是尼古拉延科同志的例子。尼古拉延科是什么人呢？尼古拉延科是一个普通党员。她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在整整一年中，她一直发出警告，说基辅党组织的情况不好，她揭发了小家族习气，对工作人员的市侩庸俗态度，压制批评的现象，托洛茨基暗害分子的专横行为。她被赶走了，就象赶走讨厌的苍蝇一样。后来，有人为了摆脱她，竟把她抓起来并开除了党籍。无论是基辅的组织，无论是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都没有帮助她获得真理。只是由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干涉，才帮助解开了这个难解的结扣。事情经过审查后，查清了什么呢？查清了尼古拉延科是正确的，基辅组织是不正确的。事实正是如此，分毫不差。而尼古拉延科究竟是什么人呢？她当然不是中央委员，不是人民委员，不是基辅州组织的书记，她甚至不是哪一个支部的书记，她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普通党员。

由此可见，平常的人有时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真理。

象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几十个几百个。

由此可见，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的经验、工人阶级的经验、劳动群众的经验、所谓“小人物”的经验来充实领导者的经验。

什么时候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只有当领导者和群众保持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和党员群众、和工人阶级、和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保持极密切的联系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同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下决心倾听群众的呼声，——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强大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

当布尔什维克保持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时，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这可以认为是一个规律。相反地，布尔什维克只要一脱离群众和失去同群众的联系，只要一染上官僚主义的毛病，他们就会丧失任何力量，而变成空架子。

在古代希腊人的神话中，有一个著名的英雄名叫安泰，据神话说，他是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他对生育、抚养和教导他成人的母亲是非常依恋的。没有哪一个英雄能同这个安泰抗衡。大家公认他是无敌的英雄。他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呢？他的力量就在于，每当他同敌人决斗而遇到困难时，便往地上一靠，就是说，往生育和抚养他成人的母亲身上一靠，就取得了新的力量。可是他毕竟有一个弱点，就是怕别人用什么方法使他离开地面。敌人注意到他的这个弱点，于是时刻暗中窥伺他。后来有一个敌人利用了他的弱点，就战胜了他。这个敌人名叫海格立斯。可是，他是怎样战胜安泰的呢？原来这个敌人使安泰离开了地面，把他举到空中，使他无法再接触地面，这样就在空中把他扼死了。

我认为，布尔什维克很象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安泰。布尔什维克也同安泰一样，其所以强大，就是因为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即同那生育、抚养和教导他们成人的群众保持联系。只要他们同自己的母亲，同人民保持联系，他们就完全可能始终是不可战胜的。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不可战胜的关键。

（7）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指的是我们党的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的命运、对开除党员党籍或恢复被开除党员党籍问题所采取的形式主义和冷漠的官僚主义态度。问题在于，我们党的一些领导者犯了对人，对党员、对工作人员漠不关心的毛病。不但如此，他们不考察党员，不知道他们如何生活，如何成长，他们根本不了解工作人员。因此，他们不是分别对待党员、党的工作人员。正因为他们在评定党员和党的工作人员时不是分别对待，所以他们通常是随便乱搞，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夸奖他们，或者是笼统而没有分寸地打击他们，成千成万地把他们开除出党。这样的领导者一般都是力求考虑几万人，不关心“个人”、个别党员，不关心他们的命运。开除几千几万个党员出党，他们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自慰地说，我们党有200万党员，开除几万个一点也不会改变党的状况。然而，实际上，只有那些极端反党的人，才会这样对待党员。

由于对人，对党员、对党的工作人员采取这种冷漠的态度，所以在一部分党员中间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些不满和怨恨，而托洛茨基两面派便灵巧地抓住了这些心怀怨恨的同志，巧妙地把他们拖入托洛茨基暗害活动的泥坑。

托洛茨基分子本身在我们党内从来就不是大的力量。请回想一下1927年我们党内最后的一次争论。这是一次真正的全党投票。当时我们党内共有854000党员，参加表决的有73万党员。其中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赞成党中央委员会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的党员，共有724000人，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有4000人，即占0.5%左右，弃权的有2600人。没有参加表决的党员有123000人。他们所以没有参加表决，或者是因为在旅途中，或者是因为调动工作。如果把赞成托洛茨基分子的4000人，加上所有弃权的人，假定他们也同情托洛茨基分子，此外再加上没有参加表决的人的5%，而不是援例加上0.5%，就是说，大约有6000党员，那么，这样或那样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总共不过12000党员。你们看，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老爷们的全部力量。此外还有一种情况，在这12000人中间有很多人已经对托洛茨基主义失望并离开了它，那么你们就明白托洛茨基分子的力量是如何微不足道了。虽然如此，托洛茨基暗害分子在我们党的周围仍然有一些后备力量，这是因为我们一些同志在开除党籍和恢复党籍问题上采取了不正确的政策，我们一些同志对个别党员和个别工作人员的命运采取了冷漠的态度，从而人为地增加了一些心怀不满和怨恨的人，这就给托洛茨基分子造成这样一些后备力量。

大多数党员被开除党籍都是由于所谓消极。什么是消极呢？原来有人认为，如果党员不精通党纲，那就是消极，就应当开除。可是，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不能这样咬文嚼字地解释我们的党章。要精通党纲，就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经过考验而且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不知道我们党员中间是否有很多人已经精通了我们的党纲，已经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和经过考验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那么我们就只有把知识分子和一般有学问的人留在党内。谁需要这样的党呢？我们有经过检验的和经过一切考验的关于党员资格的列宁的公式。按照这个公式，凡承认党纲，缴纳党费，并在党的一个组织内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党员。请注意，在列宁的公式中并没有说精通党纲，而是说承认党纲。这完全是不同的两回事。用不着证明，在这方面正确的是列宁，而不是我们党的那些妄谈什么精通党纲的同志。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党所依据的出发点，是只有那些已经精通党纲、已经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同志才可以作为党员，那么我们党就不会在党内设立几千个党员学习小组，几百个党校，让党员学习马克思主义，帮助他们精通我们的纲领。十分明显，我们党所以在党员中间成立这样的学校和学习小组，正因为我们党知道党员还没有精通党纲，还没有成为有理论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要端正我们关于党员资格和开除党籍问题的政策，就必须取消现在关于消极问题的愚蠢的解释。

但是，我们在这一方面还有另一种错误。问题在于，我们的同志不承认两个极端之间还有中间的东西。一个工人、一个党员只要稍微犯了一点过错，开党的会议迟到了一两次，或者由于某种原因没有缴纳党费，就立刻被驱逐出党。

人们不注意他的过错的程度，不到会的原因，没有缴纳党费的原因。这些问题上的官僚主义简直是前所未有的。不难了解，正是由于这种冷漠的政策，许多杰出的骨干工人、优秀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被抛出了党外。在开除党员之前给以劝告，如果这无效，再给以警告或严重警告，如果这仍然无效，再给以改正错误的期限，或者万不得已时，再把他转为预备党员，而不要一下子就开除党籍，难道不能这样做吗？当然，是能这样做的。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关心人，关心党员，关心党员的命运。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某些同志所缺少的。

同志们，是消灭这种岂有此理的现象的时候了，早就是时候了。

译自《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195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