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同志们

答同志们

答桑热耶夫同志

尊敬的桑热耶夫同志：

答复您的来信太迟了，因为您的信昨天才从中央机关转给我。

您无疑是正确地解释了我在方言问题上的观点。

“阶级”方言，正确些说，应当叫作习惯语，并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而是为少数社会上层分子服务的。此外，它们没有自己本身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它们无论如何不能发展成为独立的语言。

相反地，地方（“地域”）方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并且有自己的语法构造和基本词汇。因此，某些地方方言在民族（нация）形成过程中可以成为民族语言的基础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民族语言。例如，成为俄罗斯民族语言基础的俄语中的库尔斯克-奥廖尔方言（库尔斯克-奥廖尔“话”），情形就是这样。成为乌克兰民族语言基础的乌克兰语中的波尔塔瓦-基辅方言，也应该说是这样的。至于这些语言中的其他方言，则丧失自己的独特性，溶入这些语言，并在这些语言中消失。

也有相反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由于缺乏必要的经济发展条件而还未成为民族（нация），它的统一的语言由于该民族（народность）国家的崩溃而瓦解；在统一语言中还没有消失的地方方言，却活跃起来并成为形成单独独立语言的基础。例如，统一的蒙古语可能就是这样。

1950年7月11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真理报》

答德·别尔金和斯·富列尔两同志

你们的信收到了。

你们的错误是把两种不同的东西混为一谈，并用另外的题目偷换了我给克拉舍宁尼科娃同志的答复中所研究的题目。

1.我在那封复信中批判了尼·雅·马尔，因为他在谈到语言（有声语言）和思维时，把语言同思维分割开来，因而陷入了唯心主义。由此可见，我在复信中所说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我并且断定说：这种人的思想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在会讲话的人那里，是不存在同语言材料没有联系的赤裸裸的思想的。

你们没有接受或驳斥这个论点，却举出了不正常的不会讲话的人、聋哑人来，这些人不会讲话，当然他们的思想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由此可见，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题目，这个题目我没有讲到也不能讲到，因为语言学研究的是会讲话的正常的人，而不是不会讲话的不正常的聋哑人。

你们用没有讨论过的另外一个题目来偷换正在讨论的题目。

2.从别尔金同志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把“词的语言”（有声语言）和“手势语言”（照尼·雅·马尔的说法叫“手”语）同等看待。看来他认为：手势语言和词的语言是同等的东西；人类社会有一个时期是没有词的语言的，当时“手”语起到了后来出现的词的语言的作用。

但是，如果别尔金同志当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犯了严重的错误。有声语言或词的语言始终是人类社会唯一的能作人们完善的交际工具的语言。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类社会，哪怕是最落后的社会，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民族学不知道有任何一个落后的民族（народец），哪怕是象19世纪的澳洲人或火地人[20]那样原始的或比他们更原始的民族（народец），会没有自己的有声语言。有声语言在人类历史上是帮助人们脱离动物界、结成社会、发展自己的思维、组织社会生产、同自然力量作胜利的斗争并取得我们今天的进步的力量之一。

由于所谓的手势语言极端贫乏和有限，它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微不足道的。其实这不是语言，甚至也不是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代替有声语言的语言代用品，而是人们有时用来强调自己言语中的某些地方的辅助手段，这个辅助手段在表现方法上是极其有限的。不能把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等量齐观，正如不能把原始的木锄和带有五铧犁和条播机的现代的履带拖拉机等量齐观一样。

3.由此可见，你们所注意的首先是聋哑人，然后才是语言学问题。显然地，正是这种情况使你们向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好吧，如果你们要坚持，我不妨满足你们的要求吧。那么聋哑人的情形到底怎样呢？他们的思维是否在活动，思想是否在产生呢？是的，他们的思维是在活动，思想是在产生。很明显，既然聋哑人不能讲话，他们的思想就不能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产生。这是不是说，聋哑人的思想是赤裸裸的、同“自然规范”（尼·雅·马尔的用语）没有联系的呢？不，不是的。聋哑人的思想的产生和能够存在，只能根据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由于视觉、触觉、味觉、嗅觉而形成的对于外界对象及其相互关系的形象、知觉和观念。在这些形象、知觉、观念之外，思想就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内容的，就是说，它是不存在的。

1950年7月22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真理报》

答阿·霍洛波夫同志

您的信收到了。

由于工作很忙，答复稍迟了些。

您的信是从两个没有说出来的假定出发的：第一个假定认为，引证某一作者的著作时可以脱离引文中所讲到的历史时期，第二个假定认为，从研究一个历史发展时期而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发展时期都是正确的，因而应当是一成不变的。

应当说，这两个假定都大错特错了。

举几个例子来说。

1.在19世纪40年代，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多少平稳地在向上发展，向还未被它占领的新的地域扩张，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还不能充分有力地发生作用，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某一个国家内不可能胜利，它只有在所有的或大多数的文明国家里进行共同的攻击才能胜利。这个结论后来便成了一切马克思主义者的指导原理。

可是在20世纪初，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谁都明白，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显然变成了垄断资本主义，上升的资本主义变成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战争揭露了世界帝国主义阵线的无法克服的弱点，而发展不平衡的规律预先就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这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出结论：在新的发展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在单独一个国家内完全可能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文明国家内同时胜利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些国家内革命的成熟是不平衡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旧公式已经不适合于新的历史条件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胜利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结论，它们不仅是互相矛盾的，而且是互相排斥的。

某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不深入问题的本质，脱离历史条件而作形式上的引证，他们会说：这两个结论中有一个是绝对不正确的，应当抛弃，而另一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应当推广到一切发展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结论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结论对于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而列宁的结论则对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是正确的。

2.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国家应当消亡。[21]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内的一些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便以此为根据，开始要求党采取措施使我们的国家尽快地消亡，把国家机关解散，把常备军取消。

但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研究，得出了结论：在资本主义包围存在的条件下，在社会主义革命只在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而所有其他国家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革命胜利了的国家，要想不被资本主义的包围击溃，就不应当削弱而应当大力加强自己的国家，加强自己的国家机关、侦察机关和军队。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结论：恩格斯的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或大多数国家内获得胜利而言的，当社会主义在单独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他一切国家仍被资本主义所统治的时候，这个公式就不适用了。

由此可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命运问题，这里有两个不同的互相排斥的公式。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会说：这种情形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状况，必须抛弃其中一个绝对错误的公式，而把另外一个绝对正确的公式推广到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一切时期。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知道：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是错误的，因为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但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每一个公式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苏联马克思主义者的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胜利的时期是正确的，而恩格斯的公式则对于下一时期是正确的，即社会主义在个别国家内陆续的胜利将导致社会主义在大多数国家内的胜利，从而造成实行恩格斯公式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更多。

对于霍洛波夫同志信中引证斯大林的不同著作中关于语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公式，也应该这样说。(https://www.daowen.com)

霍洛波夫同志引证斯大林《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著作，其中作了一个结论：两种语言融合的结果，通常是某一种语言成为胜利者，而另一种则会死亡；可见融合并不产生什么新的第三种语言，而是保留其中的一种语言。其次，他又引证斯大林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报告中的另一个结论，那里说：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的时期，当社会主义已经巩固并且深入日常生活的时候，各民族语言必然会融合为一种共同的语言，这种语言当然不会是大俄罗斯语，也不会是德意志语，而将是某种新的语言[22]。霍洛波夫同志把这两个公式对照了一下，发现它们不仅彼此不一致，而且互相排斥，于是失望了。他在信中写道：“从您的文章里我理解了语言的融合永远不会产生某种新的语言，可是在这篇文章发表以前，根据您在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讲话，我曾确信：在共产主义时期，各种语言会融合成一个共同的语言。”

显然，霍洛波夫同志发现了这两个公式间的矛盾，并且深信矛盾应当消灭，于是认为必须丢掉公式中的不正确的一个，而抓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都正确的另一个，但是究竟抓住哪一个呢，——他不知道。好象是走投无路了。霍洛波夫同志根本没有想到：两个公式可能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常常就是这样，他们不深入问题的本质，不管引文中所讲的历史条件而只作形式上的引证，就必然会走投无路。

然而，如果分析一下问题的本质，就没有任何根据感到走投无路了。问题在于：斯大林的《论语言学中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小册子和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所指的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因此所得出的公式也不相同。

斯大林在他的小册子中论及语言融合问题的那个公式，是指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前的时代，这时剥削阶级是世界上的统治力量，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仍然很厉害，国家的区别使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根深蒂固，民族平等还不存在，语言的融合是通过争取其中一种语言的统治地位的斗争进行着，各个民族和各种语言的和平与友谊的合作条件还没有具备，摆在日程上的不是各种语言的合作和互相丰富，而是一些语言的被同化和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很明显，在这种条件下，只能有胜利的语言和失败的语言。斯大林的公式说：譬如两种语言的融合，结果不是形成新的语言，而是其中一种语言胜利，另一种语言失败，这一公式正是指上述这些条件。

至于说到斯大林的另一个公式，即他在党的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论及各种语言溶合为一种共同语言的这一公式，那么这里所指的是另外一个时代，也就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胜利以后的时代，那时世界帝国主义将不复存在，剥削阶级将被推翻，对民族和殖民地的压迫将被消灭，民族隔离和各民族的互不信任将被各民族的互相信任和接近所代替，民族平等将会实现，压制和同化语言的政策将会取消，各民族间的合作将会建立，而各民族的语言将有可能在合作的方式下不受约束地互相丰富起来。很明显，在这些条件下，根本谈不到一些语言的被压制和失败与另一些语言的胜利。在这里我们遇到的将不是两种语言，其中一种遭受失败而另一种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而是好几百种民族语言，由于各个民族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长期合作，从这些语言中将首先产生出一些最丰富的统一的区域语言，然后这些区域语言再融合为一种共同的国际语言，这种语言当然既不是德语，也不是俄语或英语，而是吸取了各民族语言和各区域语言的精华的新语言。

因此，两个不同的公式适应于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而且正因为它们是与之适应的，所以这两个公式都是正确的，——每一个对于自己的时代是正确的。

要求这两个公式不彼此矛盾，要求它们不互相排斥，这是何等的荒谬，这就象要求资本主义统治时代同社会主义统治时代不彼此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不互相排斥一样。

书呆子和死啃书本的人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看作教条的汇集，这些教条是不顾社会发展条件的变化，而“永远”不变的。他们以为，如果他们把这些结论和公式都背熟了，并把它们胡乱地引证一番，那么他们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因为他们指望背熟了的结论和公式对于一切时代和国家、对于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场合都是适用的。但是有这样想法的只能是那些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字母而没有看到它的实质、背熟马克思主义的结论和公式而没有懂得它们的内容的人。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关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群众的革命的科学，是关于社会主义在一切国家中胜利的科学，是关于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科学。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是不能停滞不前的，——它是在发展着和完备着。马克思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不能不以新的经验、新的知识丰富起来，——因此，它的个别公式和结论不能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不被适应于新的历史任务的新公式和新结论所代替。马克思主义不承认绝对适应于一切时代和时期的不变的结论和公式。马克思主义是一切教条主义的敌人。

1950年7月28日

载于1950年8月2日《真理报》

译自《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