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
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评定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那就应该说，他的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是极端错误的。
雅罗申科同志的主要错误就是，他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了生产力的作用，同时还过分缩小了生产关系的作用，竟至宣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雅罗申科同志同意承认生产关系在“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条件下有某种作用，因为在这里，生产关系“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但是他把这种作用只看作是消极的作用，是一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作用。生产关系的其他职能，任何积极的职能，雅罗申科同志是看不到的。
至于说到已经没有“对抗性的阶级矛盾”、生产关系“再也不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社会主义制度时，雅罗申科同志便认为，在这里，生产关系的任何独立的作用都在消失，生产关系不再是发展的重大因素，而且被生产力所吞没，犹如部分被整体吞没一样。雅罗申科同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产关系包括在生产力的组织中，作为这种组织的一个手段、一个成分”（见雅罗申科同志给中央政治局的信）。
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又是什么呢？雅罗申科同志回答说：“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的生产关系，而在于探讨和发展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组织的科学理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化的理论。”（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
正因为如此，雅罗申科同志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这些经济问题，如我国经济中各种不同形式的所有制的存在、商品流通、价值规律等等，也就不感到兴趣，认为这些都是只能引起烦琐争论的次要问题。他公然宣称，在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不是争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范畴如价值、商品、货币、信贷等等的作用，这种争论在我们这里常常带有烦琐的性质，而是健康地讨论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合理组织以及对这种组织的科学论证”（见雅罗申科同志在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
这样就成了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了。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安排好“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了。他认为，只要这样做，就完全足以过渡到共产主义。他公然宣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斗争，就是在社会生产中正确组织生产力和合理使用生产力的斗争。”（见在全体讨论会上的发言）雅罗申科同志郑重宣称：“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这样，“生产力的合理组织”就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
雅罗申科同志从这一切便作出结论说，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统一的政治经济学，而应该有两种政治经济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以前各种社会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是研究人们的生产关系；另一种是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其对象应当不是研究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而是研究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
雅罗申科同志的观点就是这样。
对于这种观点可以讲些什么呢？
第一，说生产关系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只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作用，这是不对的。当马克思主义者讲到生产关系的阻碍作用时，他们所指的并不是任何生产关系，而只是已经不能适合生产力发展、因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但是，大家知道，除了旧生产关系以外，还有代替旧生产关系的新生产关系。可不可以说，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归结为阻碍生产力的作用呢？不，不可以。恰恰相反，新生产关系是这样一种主要的和有决定性的力量，正是它决定生产力进一步的而且是强大的发展，没有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就注定要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苏联工业的生产力在几个五年计划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在1917年10月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如果我国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中没有发生这种变革，我国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谁也不能否认，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在最近20—25年中有巨大的发展。但是，如果我们在30年代在农村中没有用新的集体化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那就不会有这样的发展。没有这种生产的变革，我国农业的生产力就会萎缩下去，如象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农业的生产力萎缩的情形一样。
当然，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那时候，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新生产关系的作用就是充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推进者。
生产关系从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以及从生产力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发展到生产力阻碍者的作用，——这样一种发展的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要素之一。这是现在一切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的。看来雅罗申科同志却不知道这一点。
第二，说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独立作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在消失，说生产关系是在被生产力吞没，说社会生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归结为生产力的组织，这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是把社会生产看作一个整体，它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社会生产力（社会对自然力的关系，社会在与自然力作斗争中来取得必要的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这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虽然它们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的。正因为它们是社会生产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所以它们能够互相影响。硬说这两个方面中有一个可以被另一个吞没而变成它的组成部分，就是极严重地违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说：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5卷第429页）[9]
可见，社会生产是由两个方面组成，这两个方面虽然是不可分割地互相联系着，但却反映两种不同的关系，即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生产力）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只有具备生产的这两个方面，才能有社会生产，——不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或其他社会形态下都是一样。
雅罗申科同志显然是不完全同意马克思的。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个原理是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制度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合理组织生产力的问题，而抛开了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并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脱节。
这样，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波格丹诺夫的《普遍组织科学》[10]之类的东西了。
这样，雅罗申科同志在把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力量这个正确思想拿过来以后，却把这个思想弄到了荒谬的地步，竟否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作用；而且，本来是有血有肉的社会生产，在他那里却成了片面的和干瘪的生产工艺学，即布哈林的“社会组织技术”[11]之类的东西了。(https://www.daowen.com)
马克思说：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即在人们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中。——约·斯大林注〉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2]
这就是说，每个社会形态，连社会主义社会也在内，都有自己的由人们生产关系的总和所构成的经济基础。于是发生一个问题：在雅罗申科同志那里，究竟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怎样的呢？大家知道，雅罗申科同志已经取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关系这个多少带独立性的领域，而把生产关系剩下的一点点残余归并到生产力组织之内。试问，社会主义制度有没有它自己的经济基础呢？看起来，既然生产关系这一多少独立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已经消失，那么社会主义制度只好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了。
这样就成了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了。这是相当可笑的事情……
一般讲来，没有自己经济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不是可能的呢？雅罗申科同志显然认为是可能的。但是，马克思主义却认为，这样的社会制度在世界上是没有的。
最后，说共产主义是生产力的合理组织，说生产力的合理组织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了，说只要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可以没有特别困难地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文献中，对于共产主义有另一个定义，另一个公式，即列宁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13]。雅罗申科同志显然不喜欢列宁的公式，而代之以他自己杜撰的公式——“共产主义就是社会生产中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
第一，谁也不明白，雅罗申科同志所吹嘘的这个生产力的“最高科学”组织或“合理”组织究竟是什么，它的具体内容又是什么。雅罗申科同志在全体讨论会和分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在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信中，几十次重复这个神话般的公式，然而他无论在哪一个地方，都没有试图用片言只字来说明，究竟应该怎样了解这个仿佛把共产主义制度的本质包括无遗的生产力的“合理组织”。
第二，如果对这两个公式加以选择的话，那么应该抛弃的，就不是唯一正确的列宁的公式，而是雅罗申科同志的所谓公式，他的这个公式显然是臆造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是从波格丹诺夫的武器库——《普遍组织科学》中拿来的东西。
雅罗申科同志以为，只要做到合理地组织生产力，就能获得极丰富的产品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就能从“按劳分配”的公式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这是大错特错的，这暴露了他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一窍不通。雅罗申科同志过于简单地、象小孩那样简单地想象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如果让集体农庄集团所有制、商品流通等等经济事实仍然存在，那就既不能获得能满足社会一切需要的极丰富的产品，也不能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雅罗申科同志不了解，在过渡到“按需分配”的公式以前，社会必须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造和文化改造阶段，在这些阶段中，劳动将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从仅仅是维持生活的手段变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而公有制则成为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为了准备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过渡到共产主义，至少必须实现三个基本的先决条件。
1.必须切实保证的，不是生产力的神话般的“合理组织”，而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增长，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要占优先地位。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之所以必须占优先地位，不仅是因为这种生产应当保证自己的企业以及国民经济其他一切部门的企业所需要的装备，而且是因为没有这种生产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扩大再生产。
2.必须用有利于集体农庄因而也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逐渐过渡的办法，把集体农庄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的水平，并且也用逐渐过渡的办法使产品交换制来代替商品流通，使中央政权或别的什么社会经济中心能够掌握社会生产的全部产品以利于社会。
雅罗申科同志断定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没有任何矛盾。这是错误的。当然，我国现今的生产关系是处在这样一个时期，它完全适合于生产力的增长，推动生产力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但是，如果以此自满，以为在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那就不正确了。矛盾无疑是有的，而且将来也会有的，因为生产关系的发展落后于并且将来也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只要领导机关执行正确的政策，这些矛盾就不会变成对立，而这样也就不会弄到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生冲突。如果我们执行类似雅罗申科同志所推荐的不正确的政策，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形了。在这种情况下，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我国的生产关系就可能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极严重的阻碍者。
因此，领导机关的任务在于及时地看出日益增长的矛盾，并及时地采取措施，使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增长，来克服这种矛盾。这里所涉及的首先是集团的即集体农庄的所有制，商品流通这样一些经济现象。当然，在目前，这些现象还被我们有成效地用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而且它们对于我国社会肯定是有益的。毫无疑问，它们在最近的将来也还会是有益的。但同时这些现象已在开始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强大发展，因为它们造成一种障碍，妨碍把全部国民经济、特别是把农业完全纳入国家计划，如果看不出这点，那就是不可原谅的盲目了。不容置疑，愈向前去，这些现象就会愈加阻碍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增长。所以，任务就在于，通过把集体农庄所有制逐渐地变成全民所有制的办法，通过以产品交换——也是逐渐地——代替商品流通的办法，来消除这些矛盾。
3.必须把社会的文化发展到足以保证社会一切成员全面发展他们的体力和智力，使社会成员都能获得足以成为社会发展中的积极活动分子的教育，都能自由地选择职业，不致由于现存的分工而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
为了做到这点，究竟需要什么呢？
如果认为不用大大改变现今的劳动状况，就可以使社会成员的文化达到这样巨大的发展，那就不正确了。为了做到这点，首先需要把每天的劳动时间至少缩短到6小时，然后再缩短到5小时。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充分的空闲时间来获得全面教育所必需的。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实行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这是使社会成员有可能自由选择职业，而不致终身束缚于某一种职业所必需的。再其次，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根本改善居住条件，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工资至少提高一倍，也许还要更多，办法是不仅直接提高货币工资，而且特别重要的，是继续不断地降低日用品价格。
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本条件就是这样。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希望，劳动将在社会成员心目中从累赘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14]，“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恩格斯）[15]，公有制将被社会全体成员看作是社会存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侵犯的基础。
只有把这一切先决条件全部实现之后，才可以从社会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公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将是从一种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到另一种更高的经济即共产主义经济的根本过渡。
可见，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件事，并不象雅罗申科同志所想象的那样简单。
如果象雅罗申科同志那样，企图把这件需要进行极大经济变更的复杂多样的事情整个归结为“生产力的合理组织”，那就等于用波格丹诺夫主义来偷换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