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主币救国议卷下

金主币救国议卷下[4]

金银镍铜币重量十进划一推行议

今酌欧美各国币制，准吾国权量而定其宜，则英、德、法为近。考各国金币，皆以法衡为主。法衡名格连寐Gramme，英衡一格连Graim，当法衡格连寐一万之六百四十八。吾度支部奏称库平一两，合法三十七格连寐又千分之三百零一。今请定铸金钱制，定以纯金四厘五毫为起币，值银一圆，铸银圆总重一钱，净银九分者，每银圆值金四厘五毫，是为二十比价之起算，然后铸金钱三品为主币。

乃铸钱重值十银圆之金钱，总重五分，净金重四分五厘，英量二十六格连又二八，法量格连寐百之一四九二四九，以值一两，亦可称一金，而照美之圆、德之擘、法之法郎计数，通作十圆钱。凡计数制钞，依此计之。

乃铸值钱重二十银圆之金钱，总重一钱，净金重九分，英量五十二格连又五六，法量格连寐之二九八四九八，以值二两，通作二十圆。

乃铸值钱重四十银圆之金钱，总重二钱，净金重一钱八分，英量一百零五格连又一二，法量五格连寐九六九九六，以值四两，通作四十圆。

其制钞自十圆至百圆止，即旧量制之一两至十两也。仿英、美极精之制行之，必须自国自制，以钞币关全国生命，万不能假手他国，致生意外也。

乃制银币三品为辅币。请定铸总重量一钱、净银九分者，准金四厘五毫，依九府圆法，名之曰一圆，为通行币数主名；而铸总重二钱、净重一钱八分者，准金九厘，名之曰双圆；又铸总重五分者，名之曰半圆，此则净重稍轻亦可也。

金虽为主币，其通行记数，皆以重一钱为银一圆者记数，自百、千、万、亿、兆、京、陔、秭者从之；以一切税赋、交易、家用皆小数为多，如记金则须再记零数，是繁而不便，且合算费时。除英记磅数外，德记擘，法、拉丁盟记佛郎，荷记基达，奥记沽敦，瑞、丹墨记克郎，俄记卢布，美记圆，班记巴梭，葡记厘士，盖莫不以银记数者。日本收废大圆，仅用半圆，然仍以圆记数，不以金记数，亦取便也。故英以磅记数，不如用德、法之记数以擘与法郎，为尤便也。其记金数如英计磅者，亦听人之便，惟国计簿，则银圆若干为例焉。

凡用银圆，不得过二十圆照英、德、法例。请定铸铜钱四品为助币，值十钱。照德、澳、暹制，以白镍、白铜为之，重二钱，准银一分；其现在当十钱，照铜价计之，即定为当五钱，准银五厘；更铸重一钱者为当二五钱，准银二厘五毫；重五分者为当一钱，准银一厘。

凡百市易用品，皆以一厘之一钱起算。

定每银一圆准旧币银一钱，易铜重五分，准银一厘之一钱者百枚；易铜重一钱，准银二厘五之二五钱者四十枚；易铜重二钱，准银五厘之当五钱者二十枚；易镍重二钱，准银一分之值十钱者十枚。凡用镍铜钱，皆不得过二十枚。

一金准一两，值十圆，易铜重五分，准银一厘之一钱者千枚；易镍重二钱，准一分当十者百枚；易准五厘之当五铜钱者二百枚；易准二厘五之二五铜钱者四百枚。

如此则子母相权而交易便，十进相继而权量废，宜中宜外，通今通古，未有宜于此制者也。其旧币尽收，以为国币之划一，别见他篇。其新币甫颁，旧币未能骤收，则予限半年之内，依钱数比较，暂听与新币通行；如大圆概作七钱计，半圆概作三钱五分或三钱四分，二角作一钱四分或三分，一角作七分或六分，至限期乃折净银计。亦见他篇也。

币制宜全国一律，乃能操纵之，且亦国体也。故定例既收旧钱，则凡蒙、回、卫、藏之地皆当一律，收其旧币如普宁钱之类，而通行本国新币。

夫币者一国之生计也，各国自有国权，自行其国币，而不许他国币之通行。惟吾过埃及、突厥、希腊、塞尔维亚、布加利牙等弱小国，乃行英、法之币，班、葡亦然。皆大可耻也。今外国银币流入吾国者不可数，今约银数值八千万矣。若俄币大行于蒙、回，而东三省兼行日、俄币尤不能考，而山东行德币，滇、桂行法币，闽、粤、江、浙行英币，尤彰彰也。吾国币既定，皆宜一律通禁外国币，而后吾新币乃可通行，且吾纸币乃可通行，然后操纵之而收其大利。夫纸币者，尤有国者法定信用之大利。若如今者各国以纸币行于我国，是彼以纸代银，收吾大利，尤可畏也。

各国金银镍铜币式花纹美恶考

铸钱之佳否，实足觇其国治之盛衰，与物力之丰绌，非徒区区一钱制已也。就吾国至近考之，康、雍时钱式之周正匀好，与咸、同后之粗恶薄小，比较之人人易见也。考之前代六朝、五季之间，行使铁锡粗薄之钱，甚或榆荚、铤缳、杏叶、莱子，轻能浮水，应手辄碎，而汉、唐、宋、明，大朝盛时，至今流传五铢、开元及各钱，厚滑光致，此又中国人士稍考古者所熟知也。若今万国钱制，亦可以此推之。惟今各国日竞文明，以粗恶钱为耻，故后起者胜，以其鉴万国之得失而复制之，然亦必知耻而后发奋竞美也。以吾周游欧、美、亚、非各国，所至购其钱币，品其良楛美恶，亦可略言之，以为吾国取鉴之地焉。吾中国今当改币至后，千载一时，万国具赡，文野所关，岂可苟耶？宜折衷万国，求至精美焉。

合金、银、铜三币而并较之，于万国中，吾必以美为第一矣，无过之者矣。其料最足，其色最光，其质最厚，其边亦厚，其纹与花字皆精；金、银二币尤精，而金币尤夐出，精光炯炯，他国莫能比之。虽以英之富力，而英磅略带赤色，不能效之。其值银一元之小金钱重四分者，一千八百五十七年所铸甚精，今收矣。盖美至富溢，故制钱能精美也。即其铜钱，亦复色相逸美，红而稍黄，虽非利滨铜钱亦同工，冠绝各国，诚可取法矣。美所短者，惟花纹稍平常，未见过人耳。

合金、银、铜三币及花纹比较之，日本几于独出矣。金之精光，银之足色，铜之微黄，诚逊于美，而亦胜于各国。若花纹之雅，配置之宜，则并美而过之。其佳处在分内外二圈，中或用日或用龙刻纹，边或环花，刻文与边稍离则气疏，边厚内有牙则雅丽；盖已折衷万国集成而出新意，真为后来居上，今不易过之矣。

又合金、银、铜三币并较之，瑞典、丹墨、那威亦其佳者。虽光料逊于美，而制作最精，体厚花突，色样得宜，瑞尤美矣。惜金钱稍带红色。其银、镍、铜钱，重量极奇，或一钱、二钱、四钱、五分，多与中国衡量相合，吾尤可取法也。

以金钱论之，希腊、秘鲁精光，亦几几追美，而与日本齐驱，惟边窄不佳。希腊制尤佳，尚在瑞、丹上也。布加利牙、塞维亚，亦皆黄光颇佳，虽小国而精光亦可取焉，可与瑞典、丹墨比也。以上诸国金钱，可为第二等。

西班牙、俄罗斯金钱，精光亦佳。俄稍红不如班，而体边亦甚重，惟稍薄耳，制作颇精，班黄光几比秘鲁、日本，盖亦金钱之又次者矣。班铜钱又至精也。

英创制最先，故为大辂椎轮。德亦讲制作，而金钱不见佳。法则金二品皆薄，又多红色，花纹亦不佳，惟拿颇仑第三者稍黄耳，银、铜二制，皆未见佳。意稍胜法，然亦微红而太薄。奥、荷式劣而近红色，颇似红铜，制作亦不精，最下矣。银钱之式，奥、德亦佳，色足而纹精；德以一花枝环文甚雅，奥如带环，亦可爱。瑞典、丹麦亦以花枝作环，体甚厚，新者观美过于德，惟旧则带铜绿，盖实色不足也。葡、秘花纹亦可观，葡花佳，秘纹突尤美。瑞士亦一枝花环而太密。俄卢布亦重圈文。是亦可取，然皆不及美、日之妙美矣。

镍钱用以当十、当二十，各国多行之。罗马尼亚、暹罗、比利时皆有圆孔，体厚而花纹甚佳，可取法也。盖皆改制至后，故折衷至妙。盖钱薄则不美观，非厚不可，美、日钱佳，亦以厚故；然厚则费料，暹罗贫小而欲美观，故加孔焉，则料省而可厚大，莫妙于是矣。德、奥镍钱亦极佳，奥花纹尤佳。塞维亚当百镍钱花纹极佳。铜钱若西班牙花枝重圈，体厚纹突，甚美矣。若法、安南、摩洛哥，重圈式甚雅，内圈外作字纹，距外圈远少，亦雅，要莫若美矣。瑞典亦体厚重，圈颇佳，而法、安南加圆孔，尤可取法。日本钱亦可观也。

综各国钱式，而为中国钱制折衷之。凡体欲其厚也，不欲其薄也；花纹欲其明突也，不欲其昧浅也；色欲其光也，不欲其暗也；有孔欲其圆，不欲其方也；金欲其黄也；铜欲其红而黄也；银、镍欲其白也；边欲其厚突内起牙也；圈线欲其内外重也；圆周之花纹与字，欲其密切内圈而疏距外圈也。边薄而无内圈，则粗疏而不雅，尤其要矣；日本、暹罗，盖深得此意也。

今为中国制钱，阳面外圈周刻长龙，而珠在龙骨尾之中，内圈刻所值数目，若一圆二圆、一角二角之类；阴面外圈刻中国某年某月某日制，内圈作花或日星形。镍铜钱则中作孔，必圆勿方，孔外作光线，阳面环以龙，顶着十钱、五钱、二五钱、一钱等字。务厚其体边，光其色，明突其花纹字形，则亦庶乎其可也。

始铸金钱应若干说

初铸金钱应若干，数固难定之，以欧美各国皆向来有金钱，而非出一时骤铸也。若英铸金钱，以一千七百七十四年乃完成，是年仅铸廿五万磅，销金钱四万六千余磅，造费二万二千八百四十二磅。自西一千八百一十六年定行金主币，至于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凡五十年间，铸金二万万三千四百十三万九千八百八十六磅。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前，每年铸金率皆数百万磅。若一千八百七十九年，仅三万零五十磅，最少矣。一千八百五十七年，铸四十八万五千九百八十磅；一千八百六十七年，铸四十九万六千三百九十七磅；一千八百七十五年，铸二十四万三千二百六十四磅，亦为甚少数。而金钱与生金岁出入，则皆在一千万磅以上。

德国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改金主币，所铸金钱稍为易测。自一千八百七十七年至一千八百七十八年算之，其纯金重量一百二十万二千零五百七百八十六英磅。以每磅铸十擘金钱一百三十九又五计之，共铸一六八二〇七一四七金钱，以当十擘者计。

德国搜金之法如此，所得至九万万四千六百万余磅。若吾中国，初但购人民之金器。已自粗可；及金钱铸行，比价定后，与各国通行，则以二十换之价购金块及各国金钱，次第铸之，何让于德？彼所多于我者，独先有之金钱，六千四百万磅者尔。

美国当一千八百一十九年，全国金钱存者仅值十六万圆[5]，银十八万八千；至一千八百三十二年，银增至七十万圆，金减至值千二百圆。议者见金将绝迹于美国，度支大臣莫罕欲行金主币，而议员主银主币；于是金骤涨至十六换，至一千八百七十三年乃改定金主币焉。然考美铸金钱之数，在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不过值七千万圆；至一千八百零一年，不过五年，已铸至值四万万二千二百万圆。后此岁岁皆铸，值四千万圆。惟一千八百一十五年少铸银值三百万圆，一千八百一十四年亦少铸至值七百万圆。及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后，骤增四倍，岁铸值二千九百五十四兆。以后虽有高下，亦皆在值千兆以上；自一千八百五十年以后至于今，则岁铸值万兆或数万兆矣。

今以其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全国六造币局各种币价值圆数计之。

按合银数之不足值金钱，无论生银也，盖行金主币必如此。

夫以美国之富，而当道光十二年，金钱剩至值银千二百圆，极少矣。若英一千七百七十四年，当乾隆四十年，亦始铸二十五万金磅耳。然则吾易行金钱，固自易易，惟英、美初行金钱时，与我之古今异宜，不能援引。惟以德考之，初行金主币，即铸六十八兆以外之一钱重小金；然则我国初易金主币之时，亦当与德相等乃可。吾国民十倍于德，应不止此数，如此巨款，尤难望也。惟日本亦本无金钱，考其初铸金钱之始，丁酉年三月始铸，至九月铸成。值十元者，一百二十万枚，值一千二百万圆；值二十圆者，一百八十万枚，值三千六百万圆；共值四千八百万圆。至戊戌年三月，又铸成值十圆者，二百四十五万枚，值二千四百五十万；值五元者，二千枚。合四月新铸，共值七千四百四十五万五千五百三十五圆。而出金主币之纸币，值二万万六千五百三十万七千四百三十圆，将四倍焉，足供转输，最足依据矣。吾国地大民众，虽远逾日本，吾经班、荷京，取吾存款数千，求其金钱，只与一枚，求二枚亦不可得。暹罗易金主币，民间无之，惟王公大臣乃可得，则金钱不必实用也。于初行金币，今内地民间，只易纸币，其现金币但先行于数十通商口岸，皆先于各口岸开银行，以与外人交易，则需金不待极多之数。大约上海、天津、北京、广州四处，需金钱最多，余可以金券、银纸与现金钱参行也。铸金钱大小者虽不等，大概得千万枚值二两银之金钱，必可通行无碍矣，不足则赶倍铸之。至铸金钱之工费，德则铸一磅百三十九小金钱，当十擘者，费自三擘至二擘。英德[6]美国类是，可以推之。

其用纯金，皆以九成为度。今美之金价，上好足色者二十四伽律，次则廿三、廿二、廿一、二十、十九，最下色者为十八伽律。欧美数百年铸金钱，有用至廿三伽律者，亦有用廿二、廿一、十九、二十伽律者，至下者用十八伽律则少矣。若用十八伽律，而仅用九成之金，则应为十六换二三金。然吾国为文明古大国，今铸金钱之始，当使万国敬信，且他日金矿宏开，产金无量，所铸金钱，不可用最下之色，酌于十九、二十、廿一伽律之间，并铸工局费，故拟二十换为大体，而随时高下之，庶得宜也。

各国通商口岸，吾设银行，行新制金银比价，既有自铸之金钱券以抵之，是时比价既定，银价亦可与美、德旧例，作准备金以相抵。吾国现银尚多，比价旧值四十余换，今骤升银二十换，部称有大圆四千余万，小圆一千四百兆，及外币八千余万，另北方银锭不少。假吾旧作存银应万万两，四十换值金磅价二百五十万两；今改定易金二十换，是万万两可作二万万两之用，是现银化一为二矣。凡有准备金者，法与日本，四倍纸币。美当昔时亦同，德出三倍纸币。计外国流入银块万万余两，币八千余万。今大银圆半计之约二千万，铸小圆一千四百兆，折以十之一，计存者一万万四千万圆，并北方所用纹银锭，合应二万万；以半收半支计之，应有万万两。有万万两现银，出纸币，照日本法计之，可出四万万两之纸币；照德计之，亦可出三万万两之纸币矣。其有万万两之现银，则有四万万两之纸币；以金银二十比价为流通，则值金钱二千万两，可抵英金磅几万万枚，况复真有金钱千万枚以主之乎？有金钱千万枚，亦可出金磅四千万。然则任外国如何交涉，无能阻者，若内国全力，必不能得千万之金钱一钱重者，则得千万之五分小金钱，专流行于各通商口岸，或亦可行也。

铸金钱后限制用银铸银说

金主币既定，所亟亟当专意铸造者，金钱而已。若银钱只为辅助之子钱，以各国考之，流通皆有限制。德国限用擘，不过二十；英国限用诗令，不过二十；法国[7]与拉丁同盟之意、瑞、比、希腊，限用法郎，不过二十。欧土各国，大概同之。惟美国以产银故，本欲用银主币，故不禁限。吾国行金后，银虽多存，而银矿未洋溢，则亦用欧制为宜，定制用银，不得过二十钱重之圆数。如此则用银既少，银愈盈溢，因以易金，愈可得多，金矿日开，吾国可纯为金主币国。工商渐兴，理财渐善，银多而日贱，人民资格乃抗欧美而日高，皆自今改金币先之。

德国自一千八百七十一年改金主币后，限禁铸银钱，其擘银以全国人口十倍为额，余皆次第收回，共一万八千〇四十八万六千一百三十八擘。其三万八千二百六十八万四千八百四十一擘，归入铸钱局，改铸新银钱；所余六九六七九〇〇六九擘，改铸银块，得纯银七四七四六四四磅；以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卖放市场，惟以纯银三三九三五三磅存国库为准备金。吾国若改行金主币后，收旧银圆而别铸新式，余亦可卖出为国用，或易金块钱也。

拉丁同盟改铸金主币后，各国限禁铸银，以每人口额，铸一佛郎零六之比数。先于一千八百七十六年，禁铸五佛郎之大银钱。惟意不允，尚以五佛郎为正金准备，铸至八十万磅之多。余国则从同盟之议，虽年年溢定额，皆以所限为至少数，而不以为至高数。吾国人民较贫，远不能比拉丁同盟，大约铸银之数，依人口三之一，可足为辅助币之通流矣。他日交通愈盛，人民愈富，金矿愈开，则用金币纸币亦愈多，此数当亦足矣。金或不足，则算民而照人口额为银圆铸额可也，必无逾于此。

英自一千八百一十六年改行金磅，至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后，铸金钱二三四一三九八八六磅，而铸银钱仅四二六六三三〇九磅；比较计之，银钱仅及金钱十之一。且此六十年间，东方贸易尚全用银，然铸银之少尚如此。吾国将来银币之数，可逆推矣。

美国银产国也，自行金主币后，当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金钱值五八二三六六九九八圆，而银钱仅四一九三三二七七七，银钱比金钱不及十二之一。当一千八百七十八年，限禁铸银，岁不得过四百万圆，少则二百万圆。然美国犹以金银二币，并为国库之准备金。然一千八百八十九年，总统哈利孙下令停止铸银，议院同意，并限制银券额，与预入之生金额；然一千八百七十九年布市律虽许金银并用，然实际只用金，绝不用银币，则法文已同废灭矣。美国以产银之国，数十年来，频开金银双主币议，皆不能行，终归于用金。况吾国银矿未大开者乎？故断断兮专多铸金钱，少铸银钱，乃公理而不能违者矣。有国者遍鉴万国，远计将来，则造银币之始，亦可知所措手矣。

印度于一千八百九十一年后，亦停铸银币。今则万国皆改金主币，皆从事于铸金而限于铸银，或多额改少、重量改轻矣。

日本昔行银主币，与吾国同。自得吾偿款，彼明治三十年三月布告行金主币，即以金币收其旧铸之银圆七千五百九万三千八百二十二圆，禁不行，余留高丽、台湾用六百七十四万一千四百圆外，改铸小银圆者二千七百五十六万七千零二百十圆。其四千零七十八万六千六百六十二圆，皆来吾国上海、香港，或作银砖卖之，其仍存回者，打印不作币用，同于银块。合计前后铸银一万万六千五百十三万三千七百一十元，除战时输出七千余万，又入中国约千万，南洋约七百万，共输外九千九百五十万零八百七十四圆，收回卖出六千九百六十九万六千二百四十圆，亏去五百三十万九千七百五十八圆，由造币局以作业金填之。盖新旧变换之时，必有大亏，因受此亏，故必政府收之。政府宁甘填此数百万之巨亏，而不能听旧币之仍行，新币乃能一律通行而坚定。夫日本币制，仍行圆数，未改其名也，然犹尽销禁旧币如此；盖金币既行，实无须此许多银币，更不合用大银币也。日本又幸有百国用银，俾为之尾闾，故亏仍未甚耳。若吾国改金禁银至后，更无尾闾之可泄，则纯以银砖出卖，所亏尤大。然亦岂能已哉？查日本收旧银圆时，以租税收回者，三千八百六十四万八千二百九十七圆，由台湾库收回三百九十七万七千九百九十圆，由手续收回二百九十六万二千九百七十三圆，出金币收回四千五百五十八万八千三百六十九圆；此亦可为我国收旧银圆之法矣。

日本行金币后，既收大圆，只限行小圆者，于其明治三十年铸半圆者千万枚，二角者千五百万枚，一角者二千万枚。次年铸半圆者二千八百万枚，二角者千万枚，一角者千万枚。合新旧小银圆，值三千九百六十五万六千四百二十圆，已足供全国之流通矣。而纸币二万万一千七百零三万一千一百一十，小银圆仅当其百之十二分，已可足用。至其白铜当五铢，彼明治三十与三十一两年，铸一百三十五万银圆，不过二千七百万枚；青铜值一钱者，当彼明治三十年，铸银值十万圆，不过千万枚。吾人口虽十倍日本，而财力亦逊其当时一倍，物价逊其二倍，商务流通亦远不逮，则以二倍折之。吾国当依足日本铸小圆数，推定吾国改金币用银圆之数，二钱重之大圆一万万枚，一钱重之圆一万万枚，五分重之小圆一万万枚，共值三千五百万两；后再铸同数，凡七千万两，必通用矣。今各国用补助银，以人口折计之数，表如下。

照表推之，富国用补助银货多，贫国用补助银货少。英用六圆、德用四圆为最，其余欧国皆在一二外，可推也。其有变例，美之富反用二圆，班、葡穷反用五圆、三圆，此为变例。惟希腊、突厥、俄、日皆用不及一圆。日本初定制，与俄仅用五六角，则我中国之尤贫可推矣。若以四万万人计之，人用一钱银圆二枚，应用八千万两，极多至一万万两足矣。除新定补助银币诸制外，其余旧有银币，皆限一年，以官力收回，如日本法；然后新币乃尊，行之乃一。若徇一时之利，因循于收回之亏且难，而听旧币与新币同行，则新币视同银块，不过于市面多一币名，仍随市价之涨落，不得为国币矣。况欲推行全国而划一之乎？但新币初颁时，旧币一时未收，宜暂认之。今大圆概作七钱，半圆作三钱五分，二角作一钱四分或三分，一角作七分，平等同流。亦可弃权量，而于新币无大碍，乃随时收之。如未到一年限内，则暂听通行。数月半年后，新币已足，定例金银行取全国现在通行之各币，鉴定其成色及纯银重量，与新币所含纯银重量，列为一定比价，暂听流行。如此则人民藏币者，不至失利，政府乃随收随铸之。至一年限期时，若人民仍不全行交纳，则作银块计，打印不行，如日本法行之易易矣。其事似难，实则一牧师辨色之事耳。昔日本行之台湾，鉴辨吾国内外各银币，成表具在，可仿行之。

右表所列重量，以格连起算。格连者，英语之译音，美金衡之单位也，一格连等于法国衡数格兰姆一万分之六百四十八。户部则例第四条案语云，所称库平，系指农工商部会同本部奏定划一度量衡章程，内称库平一两，合法国衡数三十七格兰姆又千分之三百零一。故一格连等于库平一厘七毛二丝弱，而中国币总重量七钱二分，等于二十六九格兰姆强，即等于四百一十格连强也，与右表列两种墨银之总重量相等。惟彼之成色则含纯银千分之八百九十八，我国币则含千分之九百，是彼之色低于我千分之二也。他以此类据。

或者谓数角小币水国二者，皆成色轻减，似可不收。然金币改行，限制用银，需银即少，且新币净银九成，而旧小币之净银多者八成，小者七成；如仍听同等流通，不加禁折，则私铸者必将日盗新币一钱重、二钱重者，取其九成净银，以铸二角、一角之币，而获其赢利，则新币不日不月而立尽。此轻金逐重金之公理，而今大龙银圆与康乾大钱之灭尽所由来也。故旧币虽可听行，而新国币尤不可不保全；欲保全新国币，则旧小币无可听其平等同流之理。故颁新币数月半年之后，银行宜以渐减折旧币，凡二角号称一钱四分四厘者，作一钱重之一圆计；一角之七分二者，作五分计；五角者可全收之，否则作三钱之三圆计。若此乎，则私铸之得利既少，或能杜其暗销新国币之患，且可代增新国币之用而减铸费矣。惟改折勿骤，免民大亏。如预计新币颁后半年即折成色，或一角减同五分，二角减同银重之一圆；则颁新币时，一角作七分计，二角作一钱四分计；三月后，一角作六分计，二角作一钱二分计；或一角者每两月减其五厘，二角者每两月减其一分。预为表示以告国民，而政府银行定价收之，则民或不大累也。惟形式不一，大小殊形，若将来财力稍足，仍当全收而改铸一律，国体乃重，币制乃肃。此减折小币者，乃徇政府一时之匮乏以权宜耳，非义之正也。

政府银行收小币时，患于无款。惟既定金银比价，而行金主币，则银亦足为准备金。二十年前，美、法犹行之。今吾国小币，有千四百兆之多，其净银虽七成之少，而政府银行出纸币，可四倍于备金。政府一面收小币而铸国币，一面出四倍之金纸币，必不患于乏款也。尽收小币后，可以知全国现银之数，除改铸新币，可酌留若干成为准备金，可酌量卖银块以易金。是时已易二十换，虽亏于时价之涨落，然亦可操消息之权矣。

改行金主币先备银行说

今将决行改易金主币乎？又非吾欲云云而可成也，必先预备各银行而后可。在国内乎，则必使银行遍于县乡；在外国乎，则必使银行立于欧美。吾有一言，欲觇国与民之贫富乎，观于千人之聚有银行否，则其民与国可知也。管子曰：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粟，千繦之藏；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粟，万繦之藏。试观欧美千人之聚，必有银行以通汇兑市易。盖国之有财，犹人身之有血脉也，脉一点不流通，则血滞而病生矣；一地无银行，财不通而他病亦生。今吾国至大，道路未通也，银行益更难通，而何可已也。千人之聚，能皆立银行，吾更有生财之方。今若骤未能乎，则每县必当有银行支店而后可为也。

银行之用，其在都会者，汇兑为主；其在乡野者，劝业为主。如乡野骤未能立银行，则乡野中皆有当押之店，宜令其资本报官而核之，令暂充银行，或合若干当押店，授以银行法，为一银行，亦急就章不得已者乎。

吾又有一言，欲使国民不奴不贱，必使金币能与各国平均流通而后可也；欲金币与各国平均流通，必自开银行四所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而后可。若虑力薄，则伦敦、纽约二所者，万不能已。必有此银行而后一切金融交通，人低则我高之，人高则我低之，操纵平均，吾可与欧美直接。即如岁还国债，不虑高抬磅价之失利；如借债之类，亦不虑各国银行之高抬利息，吾可直接在欧美行之。其他百务，可以此推。

内外之银行已开，则以中国之大，其富源不可思议，无事不举，而易币之区区，不足算矣。然虽以易币之区区，亦非遍开此内外银行，亦无以为下手之地。

夫国税收之入，始于县乡；民用之出入，始于县乡。银行遍于县乡乎，则赋税可付以收纳，一切新税若印花等可付以发行，纸币可付以通流，金银币可付以换易。如此而后开合伸缩，乃可为也。将欲更新敛旧，或以纸币扩充，或以实金预备，或以轻重宜民，国家政府、地方有司皆不能琐琐办之，盖官吏不通市易民情，妄行必有窒碍，必得银行为之枢纽，而后伸缩合宜。故银行者，非独通财币之川潭，亦通官民之锁钥也。银行之用，别见他篇，今特择要急而为之。

然则今不为易币乎，将欲救国，将欲富民，将欲治海陆军，将欲变行新法，一切皆银行是赖，则遍开银行之重要且急，不待言矣！然吾国之为县略千五百，吾国人民四万万余，然则每县算人口，当二十余万，其为乡聚千人者，每县当二百余；吾开乡银行当二十余万，县银行当千五百。县银行须通银行学者至少三人，乡银行二人，约全国须通银行学者五十万人而后可。今欲开银行乎，安所得此五十万银行人才而用之？然则银行学校不可不速开矣。此乡银行遍于穷乡，土音方言，又不能骤学也，非用其土人不可，然则比较尚不能尽开于省会也。如闽、广者，且当分开于各府而后可。若福、泉、漳异音，广、潮、琼殊语，则开于一省会何用乎？以五十万人计之，则一省须银行学生二万五千人。银行学粗者三月可成，倍计半年为一期，以一年用之，则每期学者须一万二千五百人。如每省分四地四校教之。亦须每校每期三千人，然后能足用也。否则欲赴一二年改币之期，而不可得也。

银行学生，以商人子弟为宜。请听各郡县，保举身家殷实在万两以上商家子弟，听其自具资斧脩金来就学；仍分定其额，由有司察其仪状端正、乡里结其品行无亏者预选。其大市都会，习于商者可广其额，不拘年限。其士夫子弟及吏人、士人、举贡、生监愿就学者，在特别科，仍以身家殷实为限。

其学生能充银行司事人之选，皆取担保金若干，视其地交通若何、需金币若干为额。

于是京师设银行监，立总监之官，秩正二品，隶于度支部。其下分设诸司，并设银行货币会，听诸司有志者入而讲求之。各省县同。其各省铸钱造币局，皆隶于银行监，由总监派官主之，不隶督抚。凡造币局，皆以统一于中央政府为易画一，而伸缩宣放之；若各省自造，势必难一，且易作弊，应概撤回。惟中国土地太大，交通之路未尽辟，则别择其要地存留之而收其权；其无关大局者，则撤之可也。美国铸钱局六，以吾所游，一在费厘地费，一在舍路，一在具士，而皆统于中央政府。吾国用此例可也。

银行既将遍于乡县，乃预决议以某年某月某日实施改行金主币。乃定金银比价若干，预由部臣颁布各省有司，以晓谕国民。未开各银行之先，或先行法定虚金主币可也。

先聚金以准备铸金币说

近者币制之考查会议，莫不知行金币矣。惟聚金为难，各国苟非取之于胜后之偿款，如德、日然，则如奥、匈以公债得金而易币。吾国则几无术以得金，若在贫国，其难尤甚。今中国银价下落已至四十余换，购金更难；而各国银行若闻易币聚金，则金价更涨。当此国困民贫，虽有公债，所得几何？况公债必不行，而度支更仰屋乎？此计臣所以不敢议及行金币也。

虽然，聚之未尝无术，是在妙银行之用而已；苟善用之，则可化虚为实，以无为有。吾久未发之，今亦以救国急，故倒箧尽发焉。其妙用奈何？

请设大清交通银行于纽约及三番息士高，又设一银行于澳洲之雪梨，又设一银行于檀香山；是四地者，用金之地，而吾华侨走集之所也。昔黄公度京卿语我曰：美中华侨，岁汇九千余万。今虽在美中人略减，而加拿大则人数大增数倍，略可相抵。合澳、檀计之，岁必在一万万二三千万外。南非之波国，若意司伦敦诸地，亦金矿大产处，凡三十余埠，华工亦大集焉。今闻苛禁多归者，然驻有领事可调查之，南非若仍有数万人，亦可开一大清银行于是。凡此华侨，皆粤人也。在美、澳、檀、非，收其现金，而在粤港，以大清交通银行银纸给之，则一转手间收此万万余圆之现金矣。美中各埠之款，皆汇于外国银行；若激以大义，贱其汇水，分托各埠殷实之店代收汇款，何难囊括而网尽之？就买金块，以美、加所收之金，或即在美国费厘地费或舍路两造币厂定造金钱，随收随运随铸。澳、檀、非之金，亦运归中国而铸之。一计每一美圆折金三分六厘，每万圆应得金三百六十两；美中收汇将万万圆，应得金三百六十万两，略值英磅三千万余。即在美造币局铸金钱重一钱八分者千万枚，重九分者千万枚，重四分五厘者千万枚；仅用其半，已比日本新铸之金钱而过之，况又有檀、澳、非洲所收之数千万乎？内府所藏金不少，亦可尽出以制钱，俟金钱制大行后，由国家银行收回，再缴入内府可也。立宪之各国帝王，皆可附股于本国商业，则附作银行股本亦可也。至于国民藏金器亦不少，妇女首饰镯钗尤多，大约美中为最，南洋、香港次之，内地则北京之贵人金器最多，上海、广州之商富又次之，汉口、苏、湖、杭亦相若，山西之富家亦不可量。妇女镯钗，自贫者外，人人皆有，以我国民之多，若内搜之，实不少也。且金银比价忽改为二十换，而国民之购者，乃自四十余换来，一旦改定比价，国民岂不大亏其半价？势将大哗，尤非所以安富也。是有道焉。

譬将于次年正月元日，改定比价之先一年，部臣令地方有司告民：以将改定金价二十换或三十换，惟虑吾民于原买价大亏，吾政府特令各县乡银行代为收取，定以四十换为价，俾不累民；惟政府无从得此大多现金以给民，则各银行银纸通行已久，可以通用供税交易久矣，非须现银也。比价定后，民可再购置金器首饰。民恐比价后将大亏也，势必尽以所有金器首饰，易银于官。报纸皆知改定金比价之举，将以利我国民也，皆鼓舞之。则全国之金，必尽归于政府矣。若虑四十换价发纸币之太多也，则分为数时期以易之，定初期三个月内四十换；后次期三十五换，亦三个月为限；又次期三十换，亦三个月为限；又次期廿五换，亦三个月为限；以次而降，则民不大亏，而穷乡僻壤之金毕出矣。或递降以两月为限，或以金足以铸币为限。中国之大，四万万人民之多，其为金不可量数。夫既有金而自铸金钱，自定比价，谁得而限制之？以金为价，万国皆同，况又自有伦敦、纽约之银行，以与欧美通流哉。然后酌其交通之地，考其多寡之数，辅之以钞币，存之以准备，而以银铜辅助之。岂犹患终古仰哺，受胁于各国银行之时为抑扬哉？

吾中国初铸金钱，但先行之于数十余通商口岸；其余内地，可缓缓行之，又可以金钞代之。计初年所铸千万枚如磅者已足，再有余则倍之必足矣。比价既定，内外通行以后，购买金叶金块，行之易易。然则易民间之金器，但为民不亏累耳；否则但求之美、澳，否则广、苏、杭、沪而已足矣。

或谓以纸币易金则诚妙矣，惟纸币之发太多，而准备金不足，与事理学理皆不应，且恐外人得而议其后而生变也。应之曰：今银行纸币，通代金银实货之用，而亦有国家法定之用焉。但视人民之信用，今不言法定纸币，大清交通银行之行用纸币久矣。所收之金，即为准备，出实同时耳。凡准备金一，可出钞币四，今以所收之金为准备金，是一切纸币皆实金。试就各国银行通流纸币考之，则西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一千八百九十二年英银行纸币之用，过于准备金一千八百万磅；而美、法银行所发纸币准备金，只有四之一，德、墨只有三之一。美今虽改例，而西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实行之，今所易现金之纸币，仅过其倍。如之何不可也。吾游班之京，取款于其国家银行，欲得其金钱而藏之，固请，仅得其金钱一枚，再请二枚，则以国乏不能铸金对。乃至游荷之喀京俗误译日本语，为海牙，不合，荷富国也，银行取款，亦仅给一金钱，再以无对。今以所收之金，专供铸钱，即作准备金，是纸币与准备金同数。虽美国钞币之昭信，不过如是。即在内地三四十换之纸币，稍为多出，然不过备金十而钞币十五，远不如四倍者，则何疑焉？故日本聚金为难，而我国聚金尚有此法。但在任其事者聚精会神，视为救民救国之要图，次第举之，勿以所收之金移作他用，则大信自昭，大利自入。救此危局，只有此法。吾怀此多年，久不欲发，今不能复忍，以举以告国人，以冀拯此垂危焉！

未铸金钱先行法定金主币说

中国贫困，聚金为难，铸金钱不易。借之外国，则金价更暴涨至不可思议，难一。方今极贫，国力亦无购此巨额生金之力，难二。募之公债，则今上下相疑，难集巨款；且百政交迫，即得巨款，亦移作他用，未必能多存以购金铸钱，难三。若预布法定之价，易民金器以铸金钱，则久待岁时，尚难决定，得金几何，难四。即铸成金钱，而出口货少，入口货多，金钱太少，亦将流出，则即已铸金钱而立竭尽，难五。即用荷、班、暹制，限禁金钱之用，而方今国弱，或外人藉口索现金，否则责言干预，难六。此亦谋国者所当预计而熟虑也。然无论如何艰难，今者救中国枯萎症，实无能出改行金币之外者。今各国亦有新法以曲善其用焉。

今有神方大药，服之可救中国死亡者，新创之法，所谓法定虚金主币者是也。不待铸金钱，而可行金主币焉。其制国家但定金为主币，如定金银比价为二十换，而以一钱重银为一圆，则以金五厘为主，直银一圆；此外一切，皆以金五厘折计，其银、铜、铅、锡皆不计。盖本用金为权，而以银之重量代之，何为不可？若钞纸且可代诸金币，何况银乎？

夫国有币制之用，固与金银块迥异也，以有国家法定之力故也。国家亦以币制为理财之妙用，因而操纵之。母子轻重之相权，吾古人已先善之矣。盖币之有主也，犹国之有法、物之有权量、度衡也；国无法则是非何定，物无权量、度衡，则长短、大小、轻重何定焉？夫物之长短、大小、轻重无定，文明国之对百物，必有权量、度衡以定之。金银块者物也，国立法定金银比价者，犹立权量、度衡也，不过以比价定五金之轻重云尔。国立权量、度衡，谁得而禁之？吾中国自定金银比价，亦谁得而禁之？国无权量、度衡者，其惟野番乎？吾中国而无金银比价，其自比何等？故不独举国商务听人涨落，不能自持，而商务大坏无以立；即外人之商于吾国者亦苦之，且立约请吾速定之。然则何所虑患而不为哉！

此法创出，仅十余年，而印度、墨西哥先采行之。即如印度改行金主币时，吾方居印度大吉岭，金价已高至三十八换，而印度以卢卑十五易一英磅，实二十换耳。先一年吾以港银百圆来印，易二百四十卢卑；及定金价后，吾以港银百圆来，仅易一百三十余卢卑。如汇万元，则失万卢卑；如汇百万元，则失百万卢卑。吾国不变，与印之变，其得失何如也？且印度、吕宋之变虚金币，并未有积准备金而为之，但定一金银比价而已，坐收大利，自三十八换之金价，骤迁至二十换。然则吾国无金，亦何尝不能为之？先是赫德先发是议，而美国人来议币者精琦，亦力主之。若能从精琦议而立行，虽定三十换之价，而已确能定金主币之位；十年来，银价不至日落，磅价不至大补，今国民不至大困穷，岂非中国起沉病、救死命之神方大药哉！惜张之洞不通理财学，以为金银市价，无能限定之理。夫市价纵不能以政府限定之，岂金银币比价，国家亦不能制定之乎？且无论今欧美各国，数百千年来，皆制定金银币比价；即周、汉间，黄金一斤值钱万，银一流值钱千，亦有一定比价矣。万物无准，而有权量、度衡以平准之；五金高下无准，万国币制之民，在有国币定之，金银币以量度平准之。而张之洞不识而力沮之。古者一统闭关，尚无所大害；今则万国平流，海水倒灌，人皆行金，我独用银，则独受害。此十年间国用之困，赔款之重，民生之穷，游学之苦，岁失数千万，则张之洞为之。二十年前，各国未改金币，故未见大患；积今十年，外银无用而倒入，外债日加而偿出，二者交汇伏流，至今乃大发溃。若今不及改，二三年间，全国可破产而乱亡。则张之洞为之也。窃谓近十数年来，庸迂不通以害中国之奏折，有二焉：同治二年倭仁谏选新翰林进士入同文馆之折，与张之洞沮改金币之折，皆关中国危乱之机，未有大焉者也。倭仁上谏章时，正张之洞登第之年，倘使张之洞早通外学，岂致谬悠至此者乎？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中国生计之命，决于此两年间；能改金币而善图之则存，不改金币而坐守旧法则亡。无真金而有虚金之神方，乃不肯服，则诚坐毙不可救也。

盖中外之金银价，全视汇兑。中国岁出口者，虽较外货入口者亏数千万，而借款及外人营路经商之款，与国人商于外之汇入，亦可相抵。是皆以一纸互汇，并非待输送现金。则吾国欲定金主币，亦不过立法之后，付权银行，以调剂维持之。最要者，设伦敦、纽约两银行，与本国银行相流通，时其缓急、相其供求而高下之，人低则我汇稍高，人高则我稍低，则不致有过涨之患，而外人难操此大涨落之权矣。如此岂非至易行乎？凡金主币难骤改者，为金之难聚也。今不待聚金，行之最便易而速，利一；不待铸金钱，利二；不虞金钱少而流出立竭，利三；银价立高大半，利四。仍定二十换以上之制，则岁运偿款数千万，已少其半；使馆学生之费，亦减其少半；国民购洋货机器于外者，亦减其少半，所获多矣。吾既聚精会神，大聚现金，多铸金钱，而后出之；未出之先，改行虚金主币，以此为元戎十乘，急为启行，不亦可乎？此真中国起死之神方也。

惟行此法，定金主币，若库有准备现金，乃能行之坚固而不摇。今国力极乏，不能购金，外债不可借，公债未能借，则欲得此准备金之巨额无由；舍美、檀、澳立银行收金，及与国民易金器之外，亦无他道矣！今政府既熟计得失，聚精会神，决计以行金主币，急下明诏，任举一时，昭告国民，决改金主币，定比价为二十换。惟虚金主币虽不铸金钱，而钞纸必与金配，银圆必须定直金若干，而钱法亦当以十进相维，旧币龙圆不合吾国权量，则必不能弃权量而仍较平色。故非别铸新银圆、新钞，仍用一钱、二钱、五分重量以合国权，以遍颁各省及穷乡不可，又非尽收旧币则新币不行，此皆必当预备者也。一面预备新币，一面积金，以为行真金主币，乃可久大耳。

今未有实金，或次第变之，难骤定至二十换，宜先定三十二换、十五换为试办。请以三十换定为先，每银钱总量一钱、纯银量九分者，为金三厘之比价，是为主币。其总重二钱，纯银一钱八分银圆，以金六厘计；值一两之小金，则以金三分，当十钱重之银圆；金三钱，当百银圆，即银十两也。未铸金钱之先，先出金纸币，自钱重之银，五圆、十圆至百圆止。除外币禁行、以净银计外，其现在通行旧币，暂听照行，大圆皆以七钱计；三钱六分者，以三钱四五分酌计；二角一钱四分四厘者，以一钱四分酌计；一角七分二厘者，以六七分酌计。俟新币略足，流通经半年后，旧币皆折净银计之，一年后乃全禁旧币之流行，如此则权量可废矣。尽收旧币，亦将近二万万两。美、法定比价，亦有以银为准备金者。二万万两，一以铸新币，一以为准备金，以一万万铸新币，以一万万作准备金；以三十换计，可值金六百万两，约可值英金三千万磅。出金纸币四倍，可八万万两，共值金二千四百万两，约可值英一万万二千万镑。则全国财用必裕，商务坚固，而后理财可行，百政可举。若能定至二十五换尤善，则每总重一钱，纯银九分之银圆为主币者，直金三厘六毫；其十圆直金三分六厘，即银一两；他可类推。然此不过为先试急行耳，若夫布中外之银行、铸大小之金钱、定二十换，为大改革，乃为正式，非以法定者遂可安也，勿误之会。

铜钱改良及限用限铸说

吾国铜币制紊乱可笑，自吾少年南北游走，阅历已奇。即以铜钱论，如京师以当十大钱为二，而又以五十为一吊作千，若出京外，则用直一文之钱，则是国门内外，已不通行。京东武清一带，又别为制，且沿古除陌制，文数不符。各银号出钱票，又与现钱高下不符，其各省又自各异，更勿论藏、卫、蒙、回也。安得不令外人笑死？今英之为磅，能信行于五洲万国。夫币名泉布，意取通流，而乃国门内外先异，岂不与泉布意相反乎？乃中国号文明而有此，岂不大异哉！吾久去国，今亦多变，凡各宿弊，不复遍加引驳，要当一扫而空。若夫近者多铸铜钱，大害滔天，各省纷纭，见于报章多矣。其新铸各钱，大小不一，或行或不行；惟当十之钱，以重值二三文者，而谬当十，此必不可久行者也。京当十钱，久已降为当二矣。惟各省铸钱局，资其溢利，皆争滥铸，至于四千兆。诚万国所未闻矣，宜其毒害吾民之苦也。

滥铸之本，托始于光绪二十八年冬，天津钱慌，袁世凯铸当十钱数千万，而得利百数十万，各省官吏利之法之。至光绪三十一年，凡十二省，开十六局。今以其地名其局，表如下。

考诸机之力，岁能铸铜十万八千七百吨，每吨能铸铜仙十五万零一千枚，合应出一百六十四万万零一千三百七十万枚。

查铜价每担约值三十五两，铸法千斤之铜，参亚铅五十斤，铅价每担约一两，合计铸仙八千枚，不及银三十五两，每圆应得百六十九枚，每两应得二百二十八枚。其旧制钱千，含纯铜二斤八八，其比价铜仙百枚，等于制钱六百九十四枚。旧制钱每两易千五百，则铜仙每两应易二百十三枚，每百枚应值银四钱四分八厘，而强以百枚易七钱二分之一圆，是每圆盗取民脂膏二钱七分八厘也。(https://www.daowen.com)

今将光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凡五年间所铸铜圆之数，略为统计如下。

以上略算之，约在一百二十万万枚以上，合光绪二十八九年，及宣统元年所铸者，应合一百四十万万枚，以吾国人口计之，人应三十枚。日人谓吾国为此丧五千八百八十万，是皆小农工手胼足胝之血也。有司刮盗此脂膏以苟饰目前，其如小民何？杼轴既空，沟壑尽转，则国命随之。然则吾国之妄行，不独与理财学相反，实有司斲丧民命以送国命矣，则袁世凯作俑之祸也。

查此当十之钱，二十八九年前初出时，每圆易钱八十枚，至三十一年尚易九十六枚；是时钱少，求过于供也。及五局同铸，则钱忽大溢。戊申正二月降至百二十枚，嗣是月降十枚，至己酉则将至二百枚矣。夫以百枚四钱四分八厘之真值，势必复归其真而后止。故苟难于改铸，宜决然以为当五之钱，实值五厘，百枚则值五钱，无以救此大害也。

今钱制所尤患者，与角圆为十进，而与国家权量制两、钱、分、厘不相蒙，国税出纳，市民交易，又费折算。既有此折，徒益中饱胥吏奸侩之手，而又处处不同，奸弊滋甚，民益无措。张之洞曾铸值一厘钱，其于国权合矣，然不知用金比价，从根本改易，故民间苦于折算，亦不能行。且开国时库银一两，易钱七八百；至嘉庆时，易钱一千六七百。吾生于粤，少时每两银亦易钱至一千五六百。而昔者铜本官价，原定每石三十两，今购洋铜每石四十两。据铜本论，钱价当贵于昔，而今钱价乃贱于开国时之半；故外人多买吾钱销之，以铜反售于我，即得大利。吾理财之谋，未有拙于是者矣。凡此钱法种种之弊，举国上下多忧之，又多有欲整顿之者。然吾以为铜钱乃至贱小数之助币，苟不定金银比价，则钱法无可整顿之理；盖不正其本，则末无由理也。即既定金银比价，大行金币，钱法可着手整顿。而如今种种积弊，非摧陷廓清，比于武事，亦不能行也。

吾更有忧者，吾国铜钱，与各国铜钱之比价悬绝，几至百数十倍。即如英金一磅，仅易编尼二百四十枚，即至小之半编尼，亦仅易四百八十枚。凡各国银钱，若德之擘，拉丁盟之佛郎，班、葡之巴琐，瑞、丹、那之克郎，其名皆云易百钱，实则至小者不过易至当五而止，然则仅易二十枚而已。加拿大且不用铜钱，至小用至三分六之小银钱。美国之银七钱二分者，仅易其铜钱百，其二钱三分重之金，值银五圆者，亦不过易铜钱五百而已。印度卢比十五，易金一磅。班、葡、突厥币制之数最乱，然亦无如中国钱贱之极一至如此。今以英金一磅，易吾银圆七钱二分者十一二枚，每银圆易铜钱，各省不同，率以千计；然则英金一磅，易吾制钱万有一二千，即易吾国当十钱，尚在千一二百外。美国每银圆，可易吾二千三四百；至小之三分六厘，美与加当散钱用者，亦易吾百二三十钱以上。英、德当五至小之钱，亦折吾值四十钱以上。然则吾民财用程度，以币制计，下之四十倍，或百倍。管子所谓十则下之，百则奴之。然则吾民乎，安得不愿为之奴、甘下之乎？此乃天然之理，虽有一二豪杰矫之，必不能也。故吾民甘大屈殊辱险死，而走入美，虽美人辱极禁之而不能也。吾观江西所定各官薪水，道班五十两，知府四十两，同通州县三十两，佐杂二十两；则道班仅英人六磅，美银三十圆，知府仅四磅半，美银二十余圆，同通州县三磅余，仅美银十余圆。而美国用一役夫工人，亦须五六十圆，倍道班之数。若贵州仅及江西半数，在美人随意于客舍、食馆饮酒小宴，已过道府一月之公费；而马车每小时二三圆或四圆，电车每小时五圆，小坐应酬亦费道府班一二月之公费。以道府大僚犹如此，而吾民之下之，何足怪也！故必令吾国币制之用，能略与欧美等，然后民能与平等之，否则终为奴之下之而已。其所关于国体民心，非细故也。然吾国民贫甚，即以吾粤比之滇、黔、桂林已甚远，若比之北方尤甚，几有中国与美欧之比。晋、豫、关、陇、滇、黔之民，得英三四百磅之家者，已为富室罕见；而英、比、荷人摊计，乃皆有此数。岂不可畏哉！吾昔在京师，见翰林授馆，不过数两；桂林举人授馆，月不过四两；诸生授馆，月不过二两。夫以国民如是之贫，不足当美人奴隶一二日之工费，故其用钱也，必用一圆而易千，乃可以购一切杂物而给朝夕。譬如月入三二圆。而给一家之需。苟易当十之钱则仅得此二三百钱，何能分购各用品？况哀哀寡妇，哺儿在抱，所在多有，若骤迁钱价，欲比欧美十分之一，亦何以堪？然则欲吾民能与欧美平等乎，今无可望也。惟当次第消息升转之而已，俟工艺涨积，人民涨富，乃可再易。故值一之钱，今兹未能废也，吾意欲铸二五之钱，以密转移之。考欧土诸国，皆先行当二五之钱，以代一文者。今则全欧皆无二五之钱，除班、葡、突等贫国不计，惟瑞典、丹墨、那威有之，然瑞、丹等于数十年前亦至穷国，故今未及改耳。南洋、英海门州犹行当二五之钱，此亦转移币制之妙用也，吾可师之。吾国用当十之钱固可，然尚非转移币制之班次也。今宜并铸当五之钱，二品相辅以渐消息而更易之。大概粤、江、川、浙及各通商口岸，宜行二五钱而收一文者，然尚当细酌其宜，行之以渐；若内地各贫省，则仍行一文而兼行二五，少俟其富，乃可收一文之钱；此其大略也。要之铸局当勿求小利而规远谟，今实值与实铜相等，乃可杜私铸而免当价日落、官令不行。此则改行币制最要之义也，否则无良法可改也。

夫今钱太多，议者既欲停铸，况今改币，必须一律收之，另铸新钱，乃可与国权十进之数相当。否则如今制，有与七钱二分、七分二厘之圆毫为十进数，则万不能与国权之两、钱、分、厘十进数并行。以钱数太微，交易太多，民间久习于旧制，必不愿骤用国权之新钱也。张之洞在粤铸一厘钱，而民不行，可以鉴矣。如国改币，皆收旧钱而后另新发钱，不能少有苟且；否则改币制终不能成，致为外人所干预，甚至监理也。故欲行大事，一丝不能姑息苟安也。故全国旧钱必当全收，万不可惜此铸费，则国权十进之法，可进行而币制成矣。既定银钱重一钱为一圆者，易镍当十钱十枚，易当五钱二十枚，当二五钱四十枚；金钱重一钱者，易当十钱二百枚，当五钱四百，当二五钱八百；小金钱重五分值一两者，易当钱十百，易[8]五钱二百，当二五钱四百。他日尽收一文钱后，计英磅略能易吾当十钱四百，当五钱八百，当二五钱一千六百。至是吾民程度与之比，乃仅在四倍，其去平等尚甚远，犹有待于将来之进改也。

欧美铜钱为助币之助，无关宏旨，轻重随宜，故当五、当十、当二五不同，而起底皆以略重一钱者为之而后加减。瑞最重，法次之，英又次之，吾取瑞焉。今吾国当十大钱重一钱九分四厘，香港之仙重一钱九分八厘，后此仍应略重，依我权量，以二钱、一钱、五分为重量次第。吾国盖取法于英，然欲增当二五之钱，则宜另议。吾开元钱重一钱，制行千年，至康、雍、乾制钱，亦重一钱，圆匀精美，小大轻重皆宜，最可取法。旁综各国，亦有可兼采法者，而瑞典之金、银、铜三制，权量与吾相合。盖其银钱一克郎，当吾国重二钱；其半克郎，重当吾国一钱；其四开克郎，重当吾国五分；如有八开克郎，重当吾国二分五厘。其铜钱当五者，重当吾国二钱；当二五者，重当吾国一钱；值一者，当吾国五分五厘。今宜铸铜钱一钱者，重五分，值一厘；当二五钱者，重一钱，值二厘五。其方今当十之铜元重二钱者，可降为当五，值五厘；其当十之钱，可用镍、白铜、白锡为之，或镀银水，值一分其详见他篇，将来以当二五钱通行全国，而收一文钱者。盖以其重一钱以上，承千年开元钱之善制，既酌各国而皆宜，可规垂久远矣。

纸币为物理之极趋妙用说

匹夫匹妇，越国环球，三尺之童，适五都之市，不携一缗，不挟一圆，而无不如意者，则怀中小册，能挟千万之纸币也。昔唐德宗时，韩滉运二十四万贯入长安，已须调兵无数。韩洄称江淮铸钱四万五千贯，而运长安，贯须二千；洛源监岁铸七万二千贯，运长安贯仅九百，请停江淮用洛源。然贯费九百，亦几倍矣。其艰如此，此飞钱所由起。宋时蜀路崎岖，贼盗多阻，于是交子创行。汉堡及意大利预金银行，亦置金而行其券。英之创银行也，商人置金银于炉房，而领互保之券。俄行铜钱，转运艰阻，故亦先用纸币。然则中外之创行纸币也，皆生于防盗贼而便转运也。我以国大运难，自唐创飞钱，宋、元大行之，先行纸币于欧者将千年。其在国家，可省铸钱之费，又无磨损之患；其在人民，便携挟，速交易；其在僻远险地，交通不便者，免盗劫，省转运，尤便矣。商贾交易至巨万，数钱至繁难，费日失事。昔吾粤城银号二百七十三店，店计十夥；以十人之力，终日数银钱，若如昔者察真赝，秤碎块，加印记，终日不能逾十万之数。然则全粤城银号二千七百三十夥，一日只数得二千七百三十万，而全城交易止于是矣。而纽约一分时之交易，可以二十万万。然则吾国欲商务之盛而无由。昔用钱之时，数缗量帛，其钝迟费日，益可无庸议也。若数纸币，则美国有五万者，余皆行千，而画诺纸益可百万亿而无算矣，故可顷刻而交易数万万也。

夫挟轻而舍重，恶繁而趋简，畏难而从易，弃所患而就所便，岂非人情哉？然则由实金而为名金，苟可以通行而无碍耶，则事势所必趋，物理所必至。他日万国既合，大同之世，竟可全世界舍弃金银，全用纸币，殆必至之理势耶！故行纸币者，人智之大进，信用之大修，更进而民德之极粹不欺，乃行之。然则纸币者，人道进化之极位也，苟非其时，尚当酌而行之，慎而成之，损益折衷，与时消息以通之。今时之要，则在厚民本，济国患，万国共趋，诚不能已者哉。吾游华盛顿之造纸币局，女工三千，堂室数百，充栋弥壁，皆故纸堆而已，但疑为书店也，忘其为币局也；妙女抱纸，跋来报往，几疑为售书也。不知其收旧纸以焚之，提新纸而散之，百车雷雷，相续于道，各州邑银行之还旧敝纸而请易新纸也。竟日极目，不见一金一银。嗟乎！美之所以富压大地者，其在是夫？

夫欧土纸币之始，托于用皮。以皮大而难尽举视也，剪其寸样以示购者，浸假忘其由，即用此寸样以通行之，日久则敝，乃易而再行之，罗马犹然。然则吾币文之从敝从巾，亦由剪布帛寸样而为之。盖纸币之本用，只为金、银、铜、铁钱之代表，其数多寡，只为实金之名，浸而人以为便，则愿舍实金而行其名金云尔。天下固有独以名行者，然人所以信其名而敢用之，以其自有实在耳。若其实有亏，则名不能保，或其实尽丧，则名亦不能行。惟实积既厚，则虚声可涨至倍蓰，相时而进退推迁，犹可行也。此则人道之通义，而善用纸币之妙，亦尽于是矣。

夫纸币以代实金为用，不过如契券质剂云尔。今欧美神而明之，其为用之种类至多。彼方学者，分以易中契据与不易法定钞二名分之。易中契据，日本名词所谓兑换纸币也；不易法定钞，日本名词所谓不兑换纸币也。

凡人家之契券，商务之股票，银行之则纸诺纸，政府公债券，度支部之证书，与钞币同，为易中契据，皆以实物为本；而印写之纸，但为契据收取之凭。惟政府金券，则以国力法定之，而通行国中，本无实金，更无实金可取，是为不易之法定钞。

吾以为钞之性质，虽以实金为本，体同契据，而其为用之妙，则兼有自行之意，如影可因形而拓大，至于无穷，故可行之数倍，亦可发之甚多。徒以有外国相迫，不能专倚，故仍挟藉实金，以为蛩蛩巨虚水母目虾之用。要与契据、股票、证书、则纸、诺纸诸类纯乎死质，仅供收取，绝无拓生之机，不可同类也。其名用之妙，几与不易之法定钞等，所异者可易与不易耳。此譬犹今各国政体，发出君主立宪法，其纯为民权也，几与民主立宪同，但多一君主耳，然与专制君主国实远相反矣。故钞者在易中、不易中之间，仍为法定钞，盖兼易中之性，而实为法定钞也。吾名之以易中法定钞，别为一种。

夫契券、股票、则纸、诺纸、证书无生机，仅供易据，别无深理，不待发明。股票近者亦发新法，价多起落，与商务渐离为二，则亦将为异类，而仍与法定钞不同。今万国皆用钞，其变化多方，苟贪便宜而妄多发之，其究也，害于商民而累于国；苟善用之，与时消息，实为平准之妙术，而富民阜国之起基也。不易之法定钞，只行于大变时，为用甚少，只在附庸。今兹所论，专在行钞币之法。

行纸币宜限额妄滥生害说

夫凡物不能无弊，惟在善用而善补救之。今夫兵之为害大矣，其平居则以坐食蠹民业，其出征则以劫杀扰治安；然节制之师，则收拓地保民之用。钞币之得失，亦犹兵也。世之言行钞法，凡二说。亚丹斯密、弥儿二人，主易中契据说，以为备实金若干，乃可出钞币若干，不得增分毫焉。俄巴士顿者，为通货说也，谓久藏实金，一恐劫失，二则失利，非理财之善法也；以为可多发以阜国用、厚民本，但发钞勿过多，行期勿过长耳。吾唐时飞钱，只供远取，此易中契也。吾宋天圣时，发交子以百四十万贯为界，先封樁三十六万缗于库，此法定钞之通货说也。以三十六万缗现钱，而发百四十万交子，约当四倍，其界纸三年一易新者，其妙用已至矣。惜付之官办，则贪利而多发，又有司不通商民之性，不能得平准之宜，又不知立银行而付以钞使行之，故法未尽善。元时滥发钞过甚，至价大降，甚或值钱数文。后世因噎废食，遂弃而不用。盖一统之世，封提极难，宋人已苦之，况又无银行以居间乎？然南宋之以偏安支全国，养兵用，实得其利岂少哉！吾从通货说也。

惟通货说虽许多发，而应发若干，则无人焉能定其额。盖国家之治安，政治之得失，文明之程度，财政之通用，银行之大小坚脆，则信用之厚薄分焉。夫若国治民安，政法精美，文明甚高，财政甚裕，银行甚富盛，则钞币之用，自信远而坚。英之磅纸，美之银纸，无国不行焉。若吾国之纸币，则国内未信，前朝之钞币，减降至千百倍，或视同废纸。然则何有定乎？

今以欧美行钞法考之。美、法、瑞士，以备金额出钞四倍，德、瑞典则三倍备金额，墨西哥昔亦三倍备金额，今美、墨亦收回矣。英于西一八四四年，巴德比定银行例，即分二法，一备金，一无备金，而许发千四百万磅纸币；后则日增，将二千万矣。虽然，仍以公债及政府无利息之贷金作抵，如此稍为有益，不至限额。然至大须实金时，则危险已甚，若一八四七、一八五七、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年，政府至破银行例以救之，乃得安，此无备金之害也。

法行四倍纸币似善矣，然当实金已出，则准备减少，而纸币四发，不能收回，则市情亦可致大乱。一八七〇年，经普败后，国民凋敝，乃听银行出额无算，然犹限以至高额，故出至百八十万万法郎，越年增至二百八十万万，至一八九五年增至五百万万佛郎，民乃大苏。然无备金而用纸币之机至此，倘遇事变则险甚，故法之频改法律，为救此也。

德国酌英、法、美之法而更善用之，听银行随市情请求纸币，除制定额外，皆取其五份之利，名曰制限屈伸法，尤善矣。既应市情、阜民用，银行以畏于纳息，又不敢妄发，盖视英、法、美为优。是时德纸币额定三万万八千五百万擘，除国家银行二万万五千万外，余听各银行自领自请增。意大利限额三倍，逾额则每百税一；日本师之，又加以岁纳五分之息，尤精密矣。惟商人投机既盛，需本弥多，则银行大利可图，五分之息不能限之；又收获与岁暮时，民需甚多，限额亦未合宜也。惟妄发纸币，甚至滥多，其害甚大。小之则纸币减价，商务紊乱，害一；其大减价，人无预蓄，物价腾踊，金银亦变，人民皆困，资本骤减，害二；甚至不行，则佣工不能得食，小民愁怨，甚至生乱，害三；宋、元、明前事迭见，英、美亦经试之，且政府所收仍是纸币，而价格既降，物乃上腾，官用不足，或别加税而民受其困，害四；外国必索所备实金，则备金尽输于外，而前存之纸币尽废，害五；脱有战事，对外无用，而存金尽矣，则国势甚危，害六。即不致大害，而银行减利大放款，商人贪利妄投机，人民乘利纵奢侈，虚机终不可久，必有大败之时。英十八纪时，银行大发纸币，岁铸百万磅，不敷交换，四磅之金纸仅值一安士。纸币既大降减，苏格兰银行密来收之，于是大受损害；英政府无可如何，不得已至停换正金。美一八六二年，当南北战时，各州大发银纸，然在远州，名可易金，而于巨额实不能易，卒定为不易法定钞，乃得免。亦可鉴矣。吾国奇贫，在在须用，若不总筹得失，而听之官吏，付之小钱庄，则必至滥发纸币而生大害，故尤宜严定法律以督限之。

行纸币宜付银行而必备金说

夫行纸币有三，政府也，自治团也，银行也；自治团如地方自治或公司是也。然吾国宋时，行交子、会子法已甚良，所一间未达者，则行钞之间，但用官而不知用银行耳。盖官之不可行纸币，其害有三：权太尊大，与民畏隔，一也；能左右法律以便其行政，必至顾国家不顾人民，二也；不通市情，不能得高下、涨落、多少之宜而因应之，三也。若在中国，官尊民卑，势多强压，尤为不可。故各国妙其用法，皆付纸币于银行以行之，法最善矣。若自治团行之无碍，以有官为监督之。

银行行钞有数善：无官权之尊以压制人，一也；不能左右法律以自私，二也；通达市情，能因应适常变多寡之宜，三也；官监督之，稽其备金，限其钞数，急则助之，滥则禁之，四也；官核算而保证之，助其得利，五也。或派官监督之，实与官有无异，而又非官事，以通便于民，上为官喉舌，下为民府库锁钥，故银行之行钞法莫善焉。银行在官与民之间，钞在实金、名金之际，皆善于用机者哉。俄银行昔由官办，今亦付商办矣。

付钞于银行，各国之法，有集权者，有分权者，有兼集权分权而行之者。法、奥、荷、比、班、葡、日本，皆行集权者也，一切由国家银行发之。美与瑞士，分权者也，听各银行领钞，而必缴金领国家证书。英、德兼集权分权而行者，既以国家银行为大宗，而分派于各小银行。由公众判定其应领多寡。是三者亦各有所得失焉。分权之法，适地方之宜，应人民用，而实金准额难定，难一；不能统算以应缓急，难二；兑券不平，难以计利，难三；小银行无力，恐惶恐时不能复元，难四；在国内无以制市情摇动，难五；对国外无合力以张气势，难六。英则创之最早，未熟得失；德则有联邦相牵，势无如何；美、瑞则民权太重，故不及国。是皆有故，自非然者，当国争之世，自以集权为宜。故各国从之，今几为定论矣。虽集权之专制，顾国家之利害，而忘人民之缓急，若一八四八年之澳国银行、一八七〇年之法国银行是也。若在中国，土地太大，集权者尤难。然于各县皆分设支店，亦未尝不能便民。或以各省县乡，听国民开银行，分领之，稍用英、德、美国之制，以便自治团之利；惟必待国命，而每县设总银行收其权，亦未尝不可也。故吾欲于集权之中，亦颇采英、德、美焉，盖惟中国之大为宜。

若夫官察视银行行钞之法，若实金与纸币价有高下也，外国不肯用纸则必索实金也，巨额金之不能换也，见此三者，宜加限制钞数矣。今香港、上海诸银行，皆行钞增倍之半，有旨哉！

若银行所自戒备者三：有必当备实金者，有应偿而但备高额而已足者，有虽偿而待之定期者。若偿无定期者，备之亦有三：有必备全额者，有一面准备者，有不须偿者。要之钞虽可法定多行，而通常以易中为主，且名不能不系实。故无论政府、银行钞，以实金为准备，亦有以政府证书、公债证书以为准备者，亦有以不动产为准备者，爵洛尤主之。宋时以茶盐香矾为准备，其理皆同。然货产证券，皆有涨落，又须待售者，若遇事变，尤为无凭，终非准备之正，但犹胜于无耳。惟无论如何，备金稍去，即当随时补入之，然后稳固不摇也。发钞之纸，久即损坏，宋时三年即易界纸，故小损即宜换之。惟小额之钞，散在小民，收换甚难，此宋人所苦称提为难也。宜备实金，总而论之，则不能舍实金之备，而后可行钞，妄滥必败也。吾中国今困时，尤当以为大戒也。为今中国计，金主币先改定，银铜辅助币皆画一。国家银行遍设立支店于各县，又令各省县乡分立各银行。然后发新钞行之，自五钱、十钱之圆起，至百钱、千钱之圆止。民间各小银行，皆缴银于国家银行，酌总运存于省总银行，如美之费厘地费然。而政府发钞与之，自一倍至三四倍，年收其五分之息。各民间银行，皆由各府县国家银行统筹而消息之，勿使过滥，以通货加本之理行之，乃大有益于国与民。此事须地方自治银行并举，乃能有效，又非徒言币制遂可见功也。其详别见他篇《理财救国论》，今不及。

不易法定钞说

不易之法定钞者，国法强定者也，其始只为易中，其后行若实金。盖行纸币之先，人信其可易实金，惟价既下降，收起为难，于是被债者蒙大害，而银行不能应之；国家以市情大变，将有大害，于是特许其为不换之钞，以救银行。夫以国家担任之，令转流于内国，一切可用，即为法定正币，且为别自独立之币矣。

夫上下内外，纳税供贡，转运俸给，赁银还债，无不可行，购买亦可，但无窒碍，亦为大益。以政府有急，足济一时，但非大变至急之时，必不可行也。行不易法定钞，自美始。一八六二年南北大战，兵饷外债，日费百万，而是时库入仅三百万，于是其度支部卿乃创为政府金证书以救之。其后意、法效之。法经大败于普，极困甚矣，又偿兵款十五万万，政府无他术，亦发此政府证书，行不易之法定钞以与银行，而事以举。意一八六一年自立时，与奥战，亦行不易法定钞以供兵费。

盖国于大变必需金时，募公债则未信，强加税则害民，且二者皆不能应急需；则行此亦有大益，惟他日必当以公债收还。然美南北战、法偿普国磅款十五万万，发此不易法定钞与银行，后皆募三分公债收回之，故无弊，国内财政亦不乱。虽行初时，外稍震动，既募公债还后亦无事，此可以为国遇大变之法矣。意则于一八七四年，借于银行九百四十兆为国债，而以四百六十七兆为不易纸币，交意大利银行及拿波与西西里三银行，共流行之。惟此钞于外国则无用，若与外国有关，或外债，或外本，或有外货物，皆不能行，则必须贱买己国货物以求其平，或又别借外债，如是则所亏大矣。

以通货加本论之，多发纸币，亦非无益，但以便宜过于贪多，一遇变故，即至颠扑，否亦纸币减降。要以流通升降，勿过一成、一成半为度。故平时国家，必不可贪此也。

若价降而不复，则以纸为主币，债主受害。一八一〇年俄发不易法定钞，有俄主证书，然三十年后，卒降价廿五至三十。若欲恢复原价，必当以新金令搭放纳税流通，乃能救之。然当以不行为主，行之亦以收复为主，但发回公债证书，是则政府徒出利息而已。

纸币与物价、内外国之交涉，情变繁多，不能以一言举。总之由外入奢品及资本，而输出日用品及原料，其影响必及于劳工；劳工持纸币而减价，或不行，则生大变。

既以纸币为主币，则实金皆为银行之准备，或补外国之缺额。有时以金钱为块，偿于外国，或以金钱流于外国，虽政府得限额截留，然必起水。

有时纸币高于实金，拉丁盟停铸银时，澳之沽而敦及俄是也。或以外料加工为之。一八四八年法革命时，曾发不易法定钞，是时实金起至一成二，盖人民怀疑故也；后人渐知其利，投机者且极力买输出物，则增之亦有益也。此事全在信用政府与否，若政府妄发，则人民不信，价亦即落，甚且生大变也。今中国尚无大变，此事暂且勿议行可也。

但各银纸币，皆由国家造币局自造、印刷局、自开纸局自印之；各银行自印造者，虽听之，而必归度支部监之，随时以印数呈部，不得用外国之纸。此各国通行之要例也。今闻吾国借工于日本造纸币，今无论所传闻多日本伪币之真否，然实违背印币之公理矣。外国纸且不用，何况由外国印之乎！

纸币莫先于中国宋制已善惜不知设银行说

宋天圣以来，交子一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缗为额。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将易，而后界给用已多，诏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万，以偿二十三界之数。交子之有两界自此始。

绍圣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于陕西，而本路乏用，请更印制诏一界，增造十五万缗。是岁通旧额放百四十万六千三百四十缗，备本钱三十六万缗。

按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发交子百四十万有奇，是约四倍，与今美、法、日本纸币四倍备金例同。国得三倍之用，而行之有限额，法已良矣。

大观元年，改四川交子为钞引。自朝廷取湟廓西宁，藉其法以助兵费，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当旧者之四，故更张之。成都漕司奏交子务已改为钱引务，欲以四十三界引准出放数，仍用旧印行之，使人不疑扰，自后并更为钱引。从之。

按发纸币至二十倍，而本钱不增，则钱引安得不减？至以四当一，然宋时赖纸币以助兵费，其理财胜今远矣。

知威州张持，奏钱引价一贯，今每道只值一百文，盖必官司收受无难，然后民心不疑，便可递相转易通流，增长价例。乞先自上下请给，不支见钱，并支钱引；或量支见钱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严禁止害法不行之人。从之。大凡旧岁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新旧相因。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缗当钱数十。

按官造纸币而不自行，是欺民也；又不蓄本钱而日增纸币，宜其减至百或十数。此乃用纸币大戒，中外同之，宜永为鉴。

会子　高宗绍兴元年，因婺州之屯驻，有司请樁办合用钱，而舟楫不通，钱重难致；乃诏户部造见钱关子付婺州，召客人入中执关，赴搉货务请钱，有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

按现钱关子，如今日汇票尔，此则易中契据。

三十年，户部侍郎钱端礼被旨造会子樁见钱于城内外合发官钱，并许兑会子，赴左藏库送。明年二月，诏会子务隶都茶场，止以旅算请茶、盐、香矾等岁以一千万贯，可以阴助称提，不独恃见钱以为本，又非全仰会子以佐国用也。

按此法尤圆善，兼以茶、盐、香矾为本钱，不专恃现钱，亦不全仰纸币。其法在有无虚实之间，故云可阴助称提，今欧美人妙用之，惜宋无银行以推广此法也。钱端礼乃中国一大理财家，英之爵洛主以不动产为备金，未能比其妙用也。

三十二年十二月，诏定伪造会子之罚。造会子监官分押，每一万道解赴户部覆印。当时会子取于徽、池州，续造于成都府，又造于临安府。会子初止行于两浙，后又诏通行淮、浙、湖北、京西，除亭户盐本并用见钱外，其不通行路去处，上供等钱许尽用会子解发，其沿流州军钱会中半，民间典卖田宅、牛畜、车船等如之，或全用会子者听。

按美银纸，皆由户部造纸长官签名印发；墨西哥听银行自造纸，而送户部长官签名。宋与美同例。

孝宗隆兴元年，诏官印会子，以隆兴尚书户部官印会之子印为文，更造五百文会，又造二三百文会。五年，置江州会子务。

乾道二年，因左司谏陈祐言会子之币，出内库及南库银一百万两收之。

按银纸久则敝坏，必在随时收回。宋时内库，能备银百万以收纸币，则其弊自寡，有此操纵，故能以偏安立国。今反不能也。

三年正月，度支郎中唐瑑言，自绍兴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过会子二千八百余万道。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过一千五百六十万余道，除去官司樁管循环外，其在民间者有九百八十万道。自十一月十四以后，措置收换，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缴进一百一十八万九千余贯。尚有八百余万贯未收，大约每月不过收六七十万。缘诸路纲运，依近指挥，并要十分见钱，州县不许民户输纳会子，是至在外会子，往往商贾低价收买，辐辏行在，所以六务支取拥挤，并诏给降度牒及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搉货务，召人全以会子入纳，候出卖将尽，申取朝廷，节续给降，务欲收尽会子也。

六月，户部曾怀言，会子除收还外，有四百九十万贯在民间，乞存留行使。

十二月，以民间会子有破损者，别造五百万换给。他日又诏损会贯百钱，数可照者，并作上供钱解发，巨室以低价收者坐罪。

四年，以所到旧会，毁抹截凿，付会子局重造。三年立为一界，界以一千万贯为额，逐界造新换旧。差户部尚书曾怀共同措置，铸提领措置会子库印，依左藏库推赏。其将带经过务场，不得收税。蒋芾奏曰，此月用会子收回金银，若会子稍多，又出钱收之。陈俊卿奏曰，敛散抑扬，权之在上，可以无弊。其年四月一日，兴工印造，至岁终可造一千万贯，措置收换旧会，每道收糜费钱二十，足零百半之。应旧会破损，但贯百字存印文可验者，即与兑换，内有假伪，将辨验人吏送所司，其监官取朝廷指挥，每验出一贯伪会，追究原收兑会子人钱三贯与辨验人，如官吏用心讫事无假伪，具名姓推。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换，至明年三月十日终，尽绝更不行用。

淳熙三年，诏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场会子库，将第四界铜板接续印造会子二百万，赴南库樁管。当时户部岁入一千二百万，其半为会子，而南库以金银换收者四百万，流行于外者才二百万耳。

按以上用纸币与收纸币之法，至详且慎。额限一千万，三年一易界纸，若有银行代之，可久大矣，惜皆官办耳。

宁宗庆元元年，诏会子界以三千万为额，外更增，许执奏不行。嘉定二年，臣僚言三界会子数目滋多，称提无策，诏封樁库，拨金银度牒官诰绫纸乳香凑成二十万，添贴临安府官局，收换旧会品搭入，纳以旧会之二，换新会之一。而称提新会最严，未免告讦肆起，根连株逮，而苛政出，估藉徒流，乡井相望，而重刑用假，称提而科敷抑配，酷吏得志。

按马端临曰：泉州守臣宋钧，南剑州守臣赵崇亢、陈宓，皆以称提失职，均降一官，崇亢、陈宓各展二年磨勘。自是岁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籴本以楮，盐本以楮，百官之俸给以楮，军士支犒以楮，州县支吾无一而非楮，铜钱以罕见为宝，前日樁积之本，皆绝口不言矣。是宜物价翔腾，楮价折损，民生憔悴，战士有不饱之忧，州县小吏无以养廉为叹，皆楮之弊也。楮弊而亦钱弊，昔也以钱重而制楮，楮实为便；今也钱乏而制楮，楮实为病。况伪造日滋，欲楮之不弊，不可得也。且国家建隆之初，赋入尚少，东征西伐，兵馈不绝于道，未尝藉楮以开国也。靖康以来，外攘夷狄，内立朝廷，左右支吾，日不遑暇，未尝藉楮以中兴也。至于绍兴末年，权以济用；至于孝宗，谋虑及此，未尝不曲尽其心焉。当时内有三宫之奉，外有岁币之费，而造楮惟恐其多，收换惟恐其不尽，而或无以示民信也。至于光、宁以来，造愈多而弊愈甚。其所幸者，恭俭节用，无土木之妖；动静有常，无锡予之泛。所以楮虽弊，而有以养其原也。此论颇究宋末纸币之得失。夫听官行之，必苟救目前而致滥发，或且挟势为之；若有银行，害不至是。今美国亦一切以纸而益富，全在备金之可信，而银行为运输也。

川引　高宗绍兴三年六月，诏四川自祖宗以来，先计引数封樁本钱，常停重钱以权轻券，故法不弊，中间印给泛料数多，即将本钱侵用，故引法日坏，然自张浚开宣府，赵鼎为总饷，以供籴本，以给军需，增引日多，莫能禁止。

按渐用备金，故引日坏而发引日多，以张浚、赵鼎之贤而无如何。曾、胡诸公之创厘金，为后世害，亦不得已，盖无银行以妙其用故也。

七年二月，川陕副帅吴玠请置银会于河池。五月，中书省言引数已多，虑害成法，诏止之。盖祖宗时，蜀交书放两界，每界止一百二十余万。今三界通行为三千七百八十余万，以至于绍兴末年，积至四千一百四十七万余贯，所有铁钱仅及七十万贯，又以盐酒等阴为称提，是以饷臣王之望亦请添印钱引以救目前，不得不为朝廷久远之虑，当时诏添印三百万，委之望酌度，给用即止。后之望只添印一百万。

淳熙五年闰六月，臣僚言蜀中钱引，已增至四千五百余万，增而不已，必至于不可行，乞立定额，无得增添。从之。

宁宗嘉泰末，两界放五千三百余万缗，通三界书放益多矣。

开禧末年，饷臣陈咸以岁用不足，尝为小会，卒不能行。

嘉定初，每缗止值铁钱四百以下，乃出金银度牒一千三百万，收回半界，期以岁终不用。然四川诸州去总所远者千数百里，期限已逼，受给之际，吏复为奸。于是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值，仅售百钱。制司乃揭榜除收兑一千三百引外，三界依旧通行，又檄总所取金银，就成都置场收兑，民心稍定。自后引值五百铁钱有奇，若关外用铜钱，引值百七十钱而已。

嘉定三年春，制总司收兑九十一界二千九百余万缗，其千二百万缗，以茶马司羡余钱及制司空名官告总数应民间输纳者，每引八帖八千，其金银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银三分，其金银品色，官称不无少亏，每旧引百帖，纳二十引。盖自元年三年两收旧引，而引直遂复如故。昔高宗因论四川交子最善，沈该谓称提之说，官中常有钱百万缗，如交子价减，即官用钱自买，方得无弊。

按高宗亦称蜀引之善，而沈该注意于备金百万，以时称提。宋人理财之法亦善矣！故行纸币五千万，以一蜀宿兵数十万，备两大敌而晏然，岂无故哉！

乾道二年六月，诏别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贯交子三百万，只于两淮州县行使。其日前旧会，听对换应入纳买卖，并以交子见钱中半，如往来不便，诏给交子、会子各二十万，付镇江建康府搉货务，使淮人过江，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对换，循环使用。然自绍兴末年以前，铜钱禁用于淮，而易以铁钱，会子既用于淮，而易以交子，于是商贾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谏陈良祐言，莫若旧从民便，铁钱已散，铜钱已收，且令兼行，以铁钱二当铜钱一，交子可以尽罢无疑也。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为武锋一军在彼。良祐又奏交子不便，诏两淮郡守漕臣，各条其利害。乃谓所降交子数多，而铜钱并会子，又不过江，是致民旅未便。诏铜钱并会子依旧过江行使，其民间交子，许作见钱纳官，应在官交子，日下尽数赴行在左藏库交纳。

湖会　孝宗隆兴元年，湖广饷臣王珏言，襄阳、郢、复等处，大军支请，以钱银品搭令措置于大军库，堆垛见钱，印造五百并一贯直使会子，发赴军前，当见钱流转。于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铸勘会子覆印会子印，及江西湘南漕司，根刷举人落卷，及已毁抹茶引故纸，副抄造会子。从之。及印造之权既专，则印造之数日增，且总所所给，止行本路，而南京水陆要冲，商贾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乃诏总所以印造铜板，缴申尚书省。又拨茶引及行在会子，收换焚毁。而总领所谓江陵鄂州，商旅辐辏之地，每年客贩官盐，动以数百万缗，自来难得回货。又湖北会子不许出界，多将会子就买茶引，回往建康、镇江等处兴贩。今既有行在会子可以过行，谁肯就买茶引，缘每年帖降引数多，若卖不行，军食必阙。朝廷遂寝其议，乃再印给湖北会子二百万贯，收换旧会。至嘉定十四年，诏造湖广会子三十万，对换破损会，自后因仍行之。

按马端临曰：钱以铜、铁、铅、锡而成，而铜、铁、铅、锡搬运重难。是以历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监铸钱；亦以钱之直日轻，其用日广，不容不多置监冶，铸以供用。中兴以来，始铸而为楮币。夫钱重而直少，则多置监以铸之可也；楮轻而直多，则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会子，又有川引、淮引、湖会，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换不行，称提无策，何哉？盖置会子之初意，本非即以会为钱，盖以茶盐钞引之属视，而渐以权钱耳。然则钞所直者，重则止于一贯，下至三百二百钞，只令商人凭以取茶盐香货，故必须分路；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给，无往而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则是明以代见钱矣。又况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赍轻用重，千里之远，数万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则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后来或废或用，号令反复，民听疑惑乎？盖两淮荆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暂用而即废；而不知流落民间，便同见镪，所以后来收换生受，只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贱。亦是立法之初讲之不详故也。其论纸币不可分造，详矣！今美造纸币局，只有华盛顿一所，英、德、法、日本同之，盖几经考求而后定者。今中国各省自制纸币，亦可以鉴矣。

按寇城在蜀，创置交子。盖蜀用铁钱，其大者以二十五斤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当时之券会，生于铁钱不便，缘轻重之权宜，不可以挟持。其先交子之法，出于民间之所自为，后托之于官，所以可行。此犹俄以用铜钱故，而亦先出纸币也。此皆起于事势之自然，而不能已者。然既归于官办，上之则挟权势而多行压制，下之则昧市情而难应民宜，未有能行之无弊者也。虽有贤主良臣，频立良法以为补救，而国用必日见不足，则纸币必日妄滥。终至元、明及国朝，以大弊而废之，则皆由不知立银行以代官行用之。故一事有所蔽，良法无由立，惜哉！然南宋西北两大敌，边警森迫，甚类德、法来因河畔各宿兵卅余万之形；即南宋时，但蜀地宿兵数十万；若在今日，以何物养之？必至如东三省至危，而亦备边无术，听敌所为而已。观蜀用纸币至五千三百余万贯，宋时物产价贱，一贯过吾今一两之用；然试问今藏警亦迫，一切仰赖四川，而四川从何能筹五千三百余万两以备边乎？而江、淮之间所不论也。宋高宗既谓蜀引至善，然则南宋理财之法，实远过吾今日。且吾今日万里晏然，又集欧美理财之法，而乃仰屋束手，无术甚矣！安能国乎？中国自古不讲理财，故无善法。井田之制既不能行，惟管子“官山海、厉女工”颇有妙意，桑弘羊、刘晏纯师之；然皆在一统之世，不足道也。惟南宋迫两大敌，势同列国，徒师古一统之法，万不能备，于是新意多出焉。虽大辂椎轮，未能美善，然有意乎其为之，故列采其纸币之法，明其得失，以备中外之鉴焉。[9]

［《金主币救国议》，一册，上海广智书局1911年1月铅字排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