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布奕劻卖国罪状书［1911年夏］

宣布奕劻卖国罪状书[1]［1911年夏］

康有为涕血哭告于我中华五万万同胞曰：呜呼哀哉！中国瓜分日闻矣！吾国五万万同胞将永为奴隶，将为高丽、安南、缅甸、印度、巫来由之民矣！我同胞亦皆发愤集会、同思救国之方矣，而病势已危，医多药杂，患者无所适从也。夫欲治病者，必当诊知病源，乃能下对症之药，而后病乃可起也。今中国内因外感，万病固多，而在膏之上，在肓之下，刺之不可，达之不可，而人尚不知之者，最为不治之症也。夫所谓膏上肓下，刺之不可，达之不可者谁也？谁卖我五千年文明之中国，鬻我五万万之同胞，而无如之何者？则政府首座之大宰相庆王奕劻是也。

奕劻者，最得前太后所宠，本自疏从贝子，累拔至亲王。食双俸且世袭中国世袭亲王仅十一人耳。奕劻之在外部也，垂四十年。及光绪十年，恭王出外部，则奕劻以首座总管外部之政。不必问奕劻得失如何，此四十年中，凡有卖地、鬻爵、赔款、失利之事，皆奕劻一人为之也。赔款则十万万两，借债则十余万万两。刮我地皮，使吾同胞穷尽者，奕劻也。割地则失琉球、安南、缅甸、高丽、廓尔喀、哲孟雄、布丹国，与夫乌苏里江以东数千里与俄，今俄珲春不冻港与夫旅顺是也。又失黑顶子、巴米尔各数千里之地于俄。若夫以台湾与日，以胶州与德，以威海、九龙与夫缅边之野人山数千里、藏边江督数千里之地与英，以生二国今日之祸，奕劻为之也。以广州湾与法，又以滇边十二土司中之四大土司与法。其他以铁路、矿山、船航及一切之利权与外人者，罄南山之竹不能书也。安奉路、二辰丸其最小者也，若近者争回山西全省之铁矿，争回芦汉与浙之铁路，所争回利权者，殆不比全身之一脚梢也。合大地万国卖地之牙人一手经理之多，未有能比之者也。

夫庆王者，最老于外交者，办事殆四十余年，万国外部大臣殆无其比。惟其阅历极深，故神识极定，主意极坚，对付极易，一切大变，行所无事，足以应之。故外之边警告急，内之宫廷有问，至重矣。而电报络绎，可以不阅；奏议旁皇，可以不理；其从容镇静，又未有能比之者也。何以能之？以其胸有定见也。奕劻谓外人索物，但应之则无事矣。其少缓者，不过外为托词，磋磨以塞民责，而内先密允敌求，盖已早定一切矣。国人哗争，实为虚狂。天下有以瓜分之说告者，则奕劻笑而视之，自谓吾阅外部四十年，闻此熟矣，岂必真哉？英国公使驻中国十余年，与庆王甚熟，临行抚庆王背曰：“我今与王爷别矣，若再来中国，未知尚有中国否。王爷宜发愤自顾。”奕劻应曰：“不碍不碍。未必未必。”庆王尝谓中国太大难治，若其外人强迫，则中国甚大，即随意分与之，如失台湾耳，于朝廷无大损也。王今七十七岁矣，以其阅历至多，自信益笃，益无所忌，以为中国虽分亡，亦必不在此三数年内，而其身必可无恙也。庆王又谓：“中国即失了数省，吾国尚大于日本几倍，吾犹不失为大中国大宰相，吾富贵尊荣如故，尚大于日本宰相也。”庆王又谓：“北京若失，则迁京长安，我不过一搬家，吾宰相之仪卫服玩如故也。”其见识之明、主意之定如此。故敌国外患之事，分毫不足以动其心也，真天下之异人也。庆王阅历甚深，谓革命者乌合，必不能成于轮船、铁路、电线、枪炮之世。彼当国四十年，见乱事起者千百，不日即灭，故视之甚轻。故以革命内讧之说，分毫而未足动其心也。

庆王之为首席宰相十年矣，内政外交皆总于其一手，全国文武大臣皆出其提拔，实与帝者无异，有外国总理大臣之实，而不负其责任者也。其心于外患内讧，既一无所畏忌，而其性质惟好金钱玩乐，以是度日。故在前太后之时，卖官鬻爵，以为专门之商业。某督抚缺定价若干十万，某司道、某公使缺若干万，某府直若干万千，皆有定价。又且货真价实，决不失诺，不论出身品级，更不论才干德义。他人不便指出，若周东生之以十万得比国公使，人人所共知矣。大清宝号，乃奕劻掌柜，每日卖买之货，经其手者，前后数十年，岂有账簿能记之哉？故袁世凯岁贡三十六万于奕劻，遂使兼管卫军，权倾全国，见于梁鼎芬所奏至明。幸袁世凯富贵之徒，无胆无智耳，否则以袁世凯当时之权力，欲代满洲为帝，则为帝矣。如是则奕劻以三十六万，而卖其祖宗百战所得之全国矣。夫以全权之首相，一切不知，惟知卖官；一切不顾，惟愿攫金，则其执事之人复何所不至耶？故曹汝霖者，三数年前，一日本留学生耳，忽升外部侍郎；传呼其名，举朝无识者，但觅曹太太之丈夫而已，则今安得不暗受外贿以卖国哉？那桐以一郎中，数年而大拜，兼任军机外部，庆王倚为左右手。从何得此，又安得不受外贿以卖国哉？若外人出其银行一束纸，而买吾国有余矣。故今举中国之败坏危亡，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阻挠立宪，阻挠国会，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日日卖地赔款，日日鬻权失利，非他人，皆奕劻一人为之而已。

或曰：“奕劻之恶，人所共知。然全台劾之，全资政院劾之，而不能去之，此则摄政王昏庸之所致也。故昔举国人望摄政王者，今以恨奕劻之故，皆恨摄政王矣。盖不逐庆王，则摄政王代奕助受责任也。”

略告之曰：尔未知中朝事也，今全国人之所以恨奕劻者，皆远不若摄政王兄弟恨之之至深也。盖摄政王昔在军机，仅为次辅，日日旁视庆王与袁世凯之专权营私、卖国鬻爵，恶之已甚矣。及顷间泽、涛二贝勒自外归，痛哭流涕，力言国事之颠覆，力讲国会之速开，而分毫不能行也。今已衔口结舌，垂头丧气矣。以泽公之精核理财，涛贝勒、荫昌之发愤治兵，皆至亲贵而不能行其分毫也。以锡良、李经羲及全台全资政院之忠愤，而不能动其分毫也。摄政王岂聋瞽哉？盖摄政王之地位，非帝者也，上有太后在也，且叔嫂之间至难处也。若摄政王革奕劻，至易耳。然而奕劻党人遍宫府，必将日谤摄政王于太后前而劝临朝，则庆王今日革，而摄政王明日废耳。不见于德宗景皇帝乎？以英武之才，三十年真帝之位，得罪一李联英，日日谤之，即监入瀛台，终身囚废矣。况摄政王也非皇帝之位，才逊先帝之英，对于太后纯为人臣，入宫则单身一人，相见则长跪白事，若少有不可，一传懿旨，废监国而临朝，则立废矣。庆王将复出，率其举朝之党人大臣以佐临朝矣。于是挟太后以与国人敌，其功益大，其位益固，立宪国会愈无可望矣。故夫摄政王虽恨极奕劻，而万无革之之理；即深明朝事者，亦无人望摄政王革奕劻也，以其害变更甚也。

故庆王奕劻曰：“我不畏外国，我不畏革命，我不畏摄政王。但有一虑者，徐锡麟之流耳。”诚哉，诚哉！(https://www.daowen.com)

奕劻之权势坚固如此，故吾国民日望于摄政王去之乎，则断断无可望也。然则吾五万万国民，日日坐听奕劻以卖吾中国、卖吾五万万同胞矣。虽欲练国民军以御侮乎，而奕劻犹在，必不听国民军之能练也。不观乎近者各省禁国民军之谕乎，边患瓜分之危，且禁国民言之。夫言且犹不可得，而谓能练国民军乎，必无可望也。

故奕劻者，吾五万万同胞之瘟神也，吾五千年中国断卖契之卖手也，列强之向导也，可萨克队之先锋也。吾五万万同胞乎，上之望摄政王逐奕劻，而必不可得也；坐听国亡，而必不忍也；欲练国民军，又必不可得也。然则如何？此真国民之大忧，而五万万国民之公共责任也。且夫以五万万国民之雄心劲志，欲起国民军以拒列强，乃不能合五万万之国民，以待一卖国贼之奕劻乎？一奕勘之无如何，而谓能拒列强乎？且听奕劻在，又万万无拒列强之理也。故今五万万人欲救中国乎？欲拯身家不永为亡国之奴乎？五万万人朝思暮想、行坐卧立、众谈游食，皆为奕劻之是思，惟如何待奕劻之是务。苟能无奕劻之阻，则国会立开，国民有权，练兵筹饷，防边御侮，乃有可言，中国乃有可保也。

呜呼！以中国五万万人而坐听一卖国贼奕劻卖之，真五万万人之耻也。虽然，天生奕劻，一生以卖中国为业，而未尝作一好事，然亦甚巧黠而知轻重者。若五万万合力对待之，神不旁散，力无中止，彼以身命与权位较，则身命重而权位轻矣；以相权与国会较，则宁与民以国会，而不让人以相权矣。故五万万国民同正告奕劻曰：若能立请诏书，九月即开国会，可赦彼。或如欧人上下商价例，且许彼保相位。若不即开国会，则为举国公敌，为卖国大贼。吾五万万人，虽无目无心，亦必不听彼安坐长生，以卖吾五万万同胞也。

［录自《万木草堂遗稿》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