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像与融通：吉登斯现代性思想溯源[1]

（译者序）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挟其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来的力量感和问题性，一开始就为思想家们所感知和思考。以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思想家从各自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社会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对现代社会的未来做出预测，对后世社会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为了重建现代性理论范式，吉登斯对三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反思，系统总结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三条明显主线：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时代背景，重新建立起现代性理论范式。本书即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写成的，集中反映了吉登斯对三大思想家著作的反思和重释，为其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古典现代性理论群像

要理解吉登斯对三大思想家现代性思想所做的反思和重释，首先必须理解他对现代性含义的看法。因为在他看来，三大思想家的现代社会理论也属于现代性的理论范畴，代表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对于现代性的含义，吉登斯曾指出：“我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这个术语的，它首先意指在后封建的欧洲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世界’，只要我们认识到工业主义并非仅仅是在其制度维度上。”[2]“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3]1998年，在接受皮尔森访谈的过程中，他又说：“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比较详细地描述，它涉及：（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4]由此可见，吉登斯是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代性概念的。现代性就是现代社会，包括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观念等。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在吉登斯那里，所有有关现代社会形成、发展等方面的理论也就成了“现代性理论”，尽管马克思等人并没有将自己的理论看作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但在吉登斯那里却名副其实地属于现代性理论的范畴。

作为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角度对现代性进行解释和展望的。这一范式的连贯思路是：第一，现代性的产生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为标志。资本主义起源于“两种商品化”的盛行：产品商品化和劳动力商品化。前者表现为产品转变为商品、财产转变为资本和货币使用的扩张等，从而大大促进了资本的时空伸延能力。后者表现为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者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等，并因此而剪断了劳动者与传统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关联。“两种商品化”盛行的结果是社会关系商品化，商品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第二，现代性发展的动力源于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及由此产生的资本积累动力。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获得剩余价值，为此，资本家必须不断提高资本的积累率以扩大再生产。资本主义从而具有一种内在扩张性，并由此超越城市和国家的边界而扩展到整个世界。第三，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异化和阶级斗争等是现代性问题的表现。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难以逾越的矛盾，它只有通过周期性危机的方式才能得到暂时的解决。异化则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问题。同时，资本主义的矛盾、危机和异化最终还引发了政治上的冲突，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空前激烈的斗争。第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重建现代性社会的蓝图。在这一蓝图中，分工、剥削、压迫和匮乏等将得到超越，人类将生活在一个真正自由的“历史”时代。[5]

涂尔干的主要著述年代尽管比马克思晚近半个世纪之久，但在吉登斯看来，在解释和预测现代社会的发展方面，他的学说也代表了古典现代性理论的基本范式，即“工业主义”范式。“在圣西门传统的影响下，涂尔干把现代制度的性质主要归结为工业主义的影响。”[6]这一范式的总体思路是：第一，在现代性的起源方面，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是现代社会滥觞的表征。前者唤起了个人自由主义的理想，后者则导致了高度分工的社会现实。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以工业主义和劳动分工为基础的新型工业社会。第二，社会“失范”是现代性所隐含的问题之所在，这是因为，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个人主义的强化日益消解了传统社会的宗教、道德、习惯等整合纽带，但在社会转型时期，新的社会整合纽带还处于形成过程中，从而造成公民道德信仰匮乏、行为失去外在约束和欲望变得毫无节制等后果。第三，在关于走出社会失范状况的手段和方式上。社会失范的根本原因在于道德信仰的缺失。因此，必须增强国家在培育道德和信仰方面的职能，同时，强化以地方群体和职业群体为主体的民主机制，重建社会的道德信仰，实现社会整合纽带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第四，在关于现代社会发展的理想蓝图上。涂尔干认为，劳动分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工越严密，个人也就越贴近社会；个人活动越专门化，他也就越成为个人。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在于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的道德纽带，最终建立一个以高度分工、有机团结和道德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工业社会。[7]

韦伯是一位与马克思、涂尔干齐头比肩的伟大思想家。他以一种与马克思、涂尔干大异其趣的方式勾画了现代社会的轮廓，吉登斯把它归结为“理性化”范式。[8]这一解释范式的总体概貌是：首先，现代性起源于资本主义的来临。但是，韦伯站在马克思的对立面，他把资本主义的起源归结为精神动力的结果，即资本主义精神的推动。资本主义精神起源于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新教伦理。在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念和“预选”观念中产生出一种理智、冷峻、自律和忠贞不渝的态度。尽管这些态度起源于本质上并不理性的精神信仰，但在世俗生活中，它们却促进了经营活动的理性化和再生产活动的规范化，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应运而生。其次，现代性的发展本质上是理性化发展的表现。随着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理性化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日常生活、科学技术、文化艺术和政治组织等方面，使整个社会日益走上理性化的轨道。再次，在现代性所带来的问题方面，随着理性化的肆意扩张，整个社会将无可避免地要生活在官僚制的“铁笼”之中。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官僚制具有无所不在的合理性。它是所有社会组织类型中最为理性化的一种。在社会生活中，它很容易被建立，而且一旦建立，又最不容易受到挑战，因而成为一种“永不消逝”的现象。最后，在现代社会的未来方面，三大思想家当中韦伯的思想表现得最为灰暗，认为人类文明的一切价值，如自由、创造性等，都将泯灭在官僚制的“铁笼”当中。[9]因此，他寄希望于“超凡魅力型”政治领袖的出现，利用其“恺撒”般的气质、独创性和个人魅力而不断引入新的政策，以打破官僚制“铁笼”的控制。

行文到此，似乎有必要对诠释与过度诠释的问题略加说明。通读本书，可以发现，其中有关现代性的语汇显得寥若晨星，而吉登斯在诠释三大思想家著作的过程中，也似乎没有以这种清晰和连贯的线条将三大思想家的古典现代性思想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因此，就出现了本书是否可以看作吉登斯对三大思想家古典现代性理论之反思的问题，也出现了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能否溯源到本书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一方面必须联系吉登斯对现代性概念含义所做的界定，另一方面也必须联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他所出版的一系列有关现代性主题的著作。后一个方面将在下文得到详细的论述，这里仅就前一个方面稍做说明。如前所述，对于现代性的含义，吉登斯是从一个非常宽泛的层面进行界定的。他把现代性看作“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同义词。如果从这一角度考察，可以看出，本书对三大思想家有关现代社会理论的反思和重释，其实也就是对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和重释。其实，更重要的是，读者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可以明显从中提炼出这三条主线。

二、古典现代性理论的融通

在吉登斯看来，古典现代性理论普遍存在着化约论的倾向。也就是说，它们都把复杂的现代社会化约为某种单一的维度，把社会变迁的动力归结为某种单一的动力。他指出：“社会学中最著名的理论传统，包括那些从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作引申出来的观点，在解释现代性的性质时都倾向于注意某种单一的驾驭社会巨变的动力。”[10]对于这样一种非此即彼的化约论态度，吉登斯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现代性是多维的，三大思想家所阐明的动力在现代性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代表了现代性的特定维度。他指出：“现代性在制度性的层面上是多维的，每一个被各种传统详细说明的要素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11]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和立场上，吉登斯提出了自己的现代性理论范式。这一范式明显融合了三大思想家的现代性思想，同时又针对晚期现代性的社会现实加入了新的解释因素。

吉登斯对现代性理论范式的重建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1985年，他出版了被誉为“现代社会理论三部曲”的第二部，即《民族-国家与暴力》。在对国家进行历史社会学分析的基础上，他初步提出了其现代性理论范式：现代性存在四个制度性维度，即与阶级相关联的“私有财产”、与多元政治相关联的“监控”、与武装力量相关联的“军事暴力”和与人造的环境相关联的“特性的转变”。

这仅仅是吉登斯重建现代性理论范式的第一次尝试。在概念方面也还存在许多不成熟之处，但从中依然可以看出它与古典现代性理论之间的某些继承关系。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吉登斯已把学术研究的精力完全集中在现代性这一主题上了。1990年，他出版了标志其此后学术发展方向的总括性专著——《现代性的后果》。在这一提纲挈领的著作中，他不仅反复强调经典思想家现代性思想的相容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再一次完整地提出其现代性理论范式，认为现代性是由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12]和军事力量等四个基本维度组成的。现代性四维说的提出明显融合了古典现代性理论，同时也展现了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时代特征。

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13]

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14]

首先，资本主义。它明显体现了对马克思思想的继承。按照吉登斯的定义，“资本主义指的是一个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对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15]这一维度的特征主要是：资本主义企业的激烈竞争和扩张性；持续和普遍的技术创新动力；经济关系对其他领域的支配；私有财产的基础性地位；无产者被雇用和被剥削的事实；国家受制于资本积累的动力等。从中可以看出，吉登斯从马克思那里受惠良多。他有关资本主义的内在扩张性、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的剥削和阶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性等观点，明显是马克思某些思想在其现代性理论范式中的再现。吉登斯也承认：“马克思的著作对于理解现代世界之塑造的那种无所不在的力量至关重要，这种力量当然就是资本主义……”[16]当然，这并不意味吉登斯是在照搬马克思的思想，相反，这种继承完全是选择性的。例如，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是决定整个现代社会发展的惟一力量，这在吉登斯看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资本主义仅仅是现代性的发展动力之一。他甚至不无尖锐地指出：“今日的批判理论，应该实质性地描述现代性的起源及其全球影响，而不是把一切东西都一劳永逸地塞进‘资本主义’这个百宝箱中。”[17]

其次，工业主义。它体现了对涂尔干思想的继承。按照吉登斯的定义，工业主义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非生命资源的利用，这种利用体现了生产过程中机械化的关键作用”[18]。与涂尔干的见解类似，吉登斯也认为，不能把工业主义仅仅看作资本主义竞争的产物或附属品，它也是塑造现代世界的独立力量，它使人类获得了改造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同时，工业主义也与劳动分工、生产集中等现象密切相关。当然，吉登斯的工业主义维度也体现出明显的差异。从前面的诠释中可以看出，涂尔干从工业主义的角度解释了现代性的所有方面。这在吉登斯看来也是化约论的表现，与马克思并无二致，他们都建立在一种错误的认识论前提之上，即“要么把工业主义看作资本主义的附属品，或者正相反”[19]，而没有认识到它们其实代表了两种迥然相异的现代性维度。另外，在工业主义所负载的价值色彩方面，涂尔干站在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待工业主义，因此赋予它明显乐观、明快的色彩，认为它预示了一种以个人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新型社会的出现。而吉登斯则不仅把工业主义主要看作机械化的发展，而且即使赋予它价值，那也是一种明显灰暗的色彩，工业主义与生态灾难、环境破坏等后果紧密关联。

再次，监控。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韦伯官僚制思想的继承。“监控指的是：在政治领域中，对被管辖人口的行为的指导，尽管作为行政权力的基础，监控的重要性绝不是只限于政治领域。监控可以是直接的，但更重要的特征是，监控是间接的，并且是建立在对信息控制的基础之上的。”[20]也就是说，尽管监控主要集中于政治领域，但它也可以遍布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监控既可以是直接的，如监狱等情况，也可以是间接的，如对公民年龄、性别、教育、血型等资料的积累。在韦伯悲观的现代性发展前景中，未来社会的人们将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官僚制的“铁笼”当中。在吉登斯看来，当代的情况虽然未必尽如韦伯所言，但官僚制所表现出来的监控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当今社会人群除了顺应官僚制的支配之外，无能为力。“在官僚组织的支配下，绝大部分人群都对那些影响其日常生活进程的决策变得无能为力，这种现象的确成为我们所面临的不可抗拒的力量。”[21]

最后，军事力量。在吉登斯看来，经典思想家们在讨论现代性的性质时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理性化方面，而且还对后世社会理论的建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军事力量在形塑现代社会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影响。尽管韦伯对军事力量有过某些论述，但他也没有预见到晚期现代性社会的毁灭性军事力量。[22]然而，参考启蒙运动以来的人类历史，可以发现，它在形塑社会景观方面所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经典思想家们所强调的动力。战争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国家主权、国际关系等政治现象。尤其是发生在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不仅深刻地塑造了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而且还对公民权利、多元政治和国际关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吉登斯认为：“20世纪的战争对一般化变迁模式的作用是如此突出，以致要想理解这些模式而不求诸战争是非常荒唐的。”[23]正因为如此，在他看来，军事力量不可避免地要成为现代性的维度之一。

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力量构成了吉登斯现代性理论范式的四个维度。在他看来，这些维度之间还彼此关联、相互促进。资本主义的竞争为工业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注入了动力，而工业主义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两者的联合形成“工业资本主义”。同时，对于工业化生产、军事力量和民族国家而言，监控的作用也是根本的，这些组织的运转丝毫不能脱离监控的实施。另外，工业主义与军事力量也互相融合，形成当代社会的“军事工业主义”。它不仅急剧改变了军事力量的性质，使之进入核武器时代，而且还改变了现代战争的性质，使之成为“工业化的战争”。因此，在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中，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和军事暴力等四个维度与工业资本主义、军事工业化等现象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一幅缤纷的现代性图景。

三、关于本书的地位与翻译

1997年，吉登斯就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之职，上任伊始，他接受了英国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弗·皮尔森的采访，访谈过程中，他不仅系统回顾了自身的学术发展历程，而且还谈到了他对于未来世界的看法。在谈到自身知识发展的连贯性时，他指出：“我从一开始就始终不渝地追求同一个研究课题。我想要重新考察经典社会思想以往的发展，为社会科学建立一个新的研究方法框架，分析现代社会的突出特性。”[24]对三大思想家社会理论的反思与现代性研究之间的关系昭然若揭。更有甚者，他还在一系列著作中广泛阐述了现代性在其思想发展中所处的核心地位，阐述了现代性作为社会学研究之核心的看法。[25]现代性在吉登斯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因此，如果说现代性是吉登斯思想发展中始终不渝的连贯主题，那么，他对古典现代性理论所做的深切反思则处于一种基础性地位，而本书更是这种基础性地位的集中体现。通过本书的研究，吉登斯针对20世纪晚期的高度现代性社会现实，试图以一种超越于三大思想家视野的高度去重建现代性的理论范式。因为在三大思想家所生活的时代，现代性还处于上升和扩展的阶段，现代性的问题也才刚刚显露。因此，他们根本无法想象高度现代性社会的状况。而且在他们的时代，他们所面对的任务更多的是如何对现代社会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他们的现代性理论尽管彼此迥异，但立场基本一致，那就是从某种单一的视角出发解读现代社会，以建立起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而吉登斯则生活在晚期现代性的社会背景之中，这使他有可能更深切地体验到现代性所存在的问题和张力，也使他处于一种验证三大思想家现代性理论的有利地位。这种背景和地位赋予他超越三大思想家视野的条件，使他能够将他们所阐述的现代性动力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在参考晚期现代性社会背景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现代性的理论范式。从这种意义上说，吉登斯的现代性思想的确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其实，吉登斯受惠于三大思想家的还不止智识这一方面，对三大思想家著作的诠释还为吉登斯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声望，使他从此在西方学术界立身扬名，并逐渐跻身于全球著名的思想家行列。詹弗兰科·波吉在谈到本书给吉登斯带来的思想灵感和学术声望时，曾中肯地指出：“吉登斯在各个方面都受惠于古典思想家，他从三种意义上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巨人的肩膀’：一是他使用他们的著作作为建构自身理论框架的基础；二是通过对他们的著作进行深刻的诠释，他使自己从此声名大振；三是古典思想家的著作表明了特定的历史社会学视野，但吉登斯是从超越这一视野的高度去诠释它们的。因为与20世纪中晚期的‘发达社会’相比，经典思想家们简直就无法想象今天的状况，因为在他们写作的年代，这些现象根本就不存在。”[26]波吉的评价应该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本书在吉登斯思想发展中，也堪称其庞大思想体系的奠基石和敲门砖。

同时，本书的意义不只体现在吉登斯个人身上，而且还体现在对西方学术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上。1971年甫一出版，它就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持久的思考和争论。它一方面使学者们看到了经典思想家著作当中许多重要而又长期被忽视的东西，如涂尔干的“道德个人主义”；另一方面，吉登斯所做的独特诠释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持久争论，如把涂尔干归结为“工业主义”范式的做法等。但无论如何，本书的学术价值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它不仅被誉为“了解社会学三大古典传统的系统入门书”，而且还被誉为“本科生、研究生教材的‘生命线’”，自出版以来几乎每年重版。马丁·奥布赖恩在评价本书时说道：“1971年，吉登斯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出版。该书在大约十年里一直是他最著名的著作。这本书迄今仍然是了解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思想的最宝贵来源之一。”[27]

在吉登斯思想研究已得到学者们日益重视的背景下，在国内已存在大量吉登斯著作汉译本的今天，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进一步推动对吉登斯思想的了解和研究尽绵薄之力。本书能够翻译出版，首先得益于作者吉登斯爵士的帮助，他不仅对本书能被译成中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且对笔者在翻译过程中所提出的问题不厌其烦、有求必应。当笔者谈到欲编译出版其《政治社会学论文集》时，他慨然应允了版权，并对我提出的篇目进行了改定，提供了他的思路。同时，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洪涛先生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热心的帮助。2004年仲夏，当笔者与洪先生谈起本书的意义和翻译的想法后，他不仅为本书联系了出版社，而且还时时关心本书的翻译进程。另外，我还要感谢我的老师和作为本书译者之一的潘华凌先生。本书是笔者与潘先生合作的结晶，潘先生承译了本书的第二、三、四篇和后记部分，笔者承译了序言、导论、第一篇并负责全书的校译工作，文中的错误和问题当由笔者承担。最后，我还要向在本书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给予帮助和支持的中山大学政务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副院长肖滨教授、政治科学系主任何高潮教授表达由衷的谢意，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环境和氛围，而且与肖滨教授的经常交流更使我厘清了对许多相关问题的看法。我也向上海译文出版社马胜先生、赵凤珍女士表达诚挚的感谢，没有他们的辛勤工作，也就没有本书中文版的面世。

此外，还必须说明的是，本书作者为当代西方著名学者，书中某些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郭忠华(https://www.daowen.com)

本书系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公民身份与现代国家”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