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监御史到刺史、州牧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由监御史到刺史、州牧

秦统一六国之后,“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29]这里的“监”就是《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掌监郡”的“监御史”,《通典》作“监察御史”或“监察史”[30]。“监”是简称,《史记·高祖本纪》有“秦泗川监平”的记载,《集解》引文颖曰:

“泗川,今沛郡也……秦时御史监郡,若今刺史。平,名也。”

《索隐》引如淳云:

“秦并天下为三十六郡,置守、尉、监,故此有监平。下有守壮,则平、壮皆名也。”

又,《史记·曹相国世家》有“攻秦监公军”的记载,《集解》引《汉书音义》曰:

“监,御史监军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监三人。”

监御史,隶属于御史大夫,是秦代特有的一种官吏,有过渡性质,存在的时间不长,它的任务是“掌监郡”,但又不象是一个正式的地方官。它的地位也不高,“郡置守、尉、监”,排在守、尉的后面,但它的任务特殊,权力很大。《历代职官表》卷五二写道:

“秦罢侯置守,并方伯、连帅而悉去之,惟以御史监郡,而不言职掌。盖犹周代大夫监之遗意耳。秦制简略,无可附丽,今故录其郡御史之制,而不列于表。”

《礼记·王制》说: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这就是所谓“犹周代大夫监之遗意”。后世没有什么官职和它是完全相同的,最接近的是汉代的刺史,但又不尽然。王鸣盛说:

“监既在守之上,则似汉之部刺史,但每郡皆有一监,则又非部刺史比矣。盖秦惩周封建流弊,变为郡县,惟恐其权太重,故每郡但置一监、一守、一尉,而此上别无统治之者。”[31](按:这里把监放在守、尉前面,并且说“监既在守之上”,是不够确切的。)

王氏又说:

“《三国魏志·夏侯玄传》玄议事云:秦‘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莫能匡改。’观此知汉制因秦也。宰官即县令,监牧即郡守,司察即监郡御史……。”[32]

王鸣盛解释了夏侯玄的所谓“宰官”、“监牧”、“司察”,并引以证明“汉制因秦”,未加分析、评论。从夏侯玄的意思看,他是反对这种监察制度的;但由此也可以看出监御史就是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是秦王朝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

秦监御史的权力很大,例如《汉书·萧何传》载:

“(萧何)为沛主吏掾……秦御史监郡者与从事,常辨之。何乃给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请,得毋行。”

这显然是和后来的刺史一样,“省察治状,黜陟能否”[33]。除此之外,秦的监御史还可监军,甚至可以将兵,如前引《史记·高祖本纪》的“秦泗川监平将兵围丰”和同书《曹相国世家》的“攻秦监公军”等记载都可以证明。又,《汉书·严助传》说:

“秦之时,尝使尉屠睢击越,又使监禄凿渠通道。”(张晏曰:监郡御史也,名禄。)

这些,又是和后来汉制刺史以六条问事不同的地方。(https://www.daowen.com)

秦在每郡设监御史的制度,到汉代又有发展变化。《汉书·百官公卿表》说:

“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常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秩六百石,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秩二千石。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

秦的监御史,“汉省”,就是说没有为汉所继承;但汉朝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制度,则又是“因秦”的。这一制度的演变,《百官公卿表》说得很简略,《通典》的记述比较详细:

“秦置监察御史,汉兴省之。至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词讼,所察之事凡九条,监者二岁更之,常于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其后诸州复置监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监察御史。武帝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至五年乃置部刺史,掌奉诏六条察州,凡十二州焉。居部九岁,举为守相。成帝绥和元年以为刺史(秩六百石)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乃更为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后汉光武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按:《后汉书·光武纪》注云:建武元年置牧,今改刺史),外十二州各有一人,其一州属司隶校尉。……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唯置牧。是时天下方乱,豪杰各欲据有州郡,而刘焉、刘虞并自九卿出领州牧,州牧之任,自此重矣。”[34]

从以上的记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监御史到刺史、州牧之设置是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过程的。秦实行郡县制,但又恐郡守之权太重,故设监御史,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一方面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一方面又可使皇帝随时了解地方的情况,以便加强对地方的控制。汉初,郡国并行,郡的权力还不算太重,所以减省了这种御史监郡的制度。惠帝时,因三辅多不法事,于是复遣御史以九条监察三辅:

“惠帝三年,相国奏遣御史监三辅不法事: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吏苛刻、踰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当服,凡九条。”[35]

以后各郡国又普遍派遣监察御史。这样,御史、丞相史并出,显然是一种临时措施。因其职事重叠,各自为政,而又无固定的监察地区,不能适应中央集权政治需要,所以到武帝时便废除御史、丞相史监郡之制,在全国置十三部州(见附表),每州派刺史一人。十三州刺史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36],下分别监察十三州。刺史秩六百石,位下大夫,但可以监临二千石,顾炎武对这种“秩卑”、“任重”的刺史制度曾有两段很精辟的论述,他说:

“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37]

又说:

附:两汉十三州表

图示

注:据顾颉刚考证,武帝时十三部州,其中的朔方,西汉末并入并州。京畿七郡不在十三州之数(上引《通典》作十二州,误),司隶领州乃东汉初年事。说见《两汉州制考》,载《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

“自刺史之职下侵,而守令殆不可为。天下之事,犹治丝而棼之矣。”[38]

前一段话,是指有利于中央集权、巩固国家统一来说的,这也符合汉武帝初置刺史的本来意图。后一段话是说,一旦刺史的权力过分膨胀,那就不仅起不到加强中央集权的监察作用,反而给分裂割据者创造条件。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

汉成帝绥和元年,曾改刺史为州牧,《汉书·朱博传》记其事云:

“初,何武为大司空,又与丞相方进共奏言:‘古选诸侯贤者以为州伯,《书》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广聪明,烛幽隐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统,选第大吏,所荐位高至九卿,所恶立退,任重职大。《春秋》之义,用贵治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臣请罢刺史,更置州牧,以应古制。’奏可。”

哀帝建平二年复改州牧为刺史。时朱博为御史大夫,又奏言:

“‘汉家至德溥大,宇内万里,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民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宄不禁。臣请罢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39]

再以后,哀帝元寿二年复为牧。王莽时,一切复古,自然也要恢复州牧。东汉初,仍沿用州牧旧称,至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灵帝中平五年,复改刺史为州牧。刺史、州牧,改来改去,不仅是名称的改变,实质上反映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的一个消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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