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刺史的职权
刺史的职务是监察地方郡国,开始时明确规定以六条问事,《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云:
“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按:《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此四句,‘治状’作‘政教’),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袄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
刺史所察的对象,主要是二千石长吏,其次是强宗豪右。又从其“周行郡国”看,诸侯王亦在刺史督察之列。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一四《汉刺史察藩国》条考证其事云:
“历考诸传中,凡居此官者,大率皆以督察藩国为事。如《高五王传》,青州刺史奏菑川王终古罪。《文三王传》,冀州刺史林奏代王年罪。《武五子传》,青州刺史隽不疑知齐孝王孙刘泽等反谋,收捕泽以闻。又昌邑哀王之子贺既废,为宣帝所忌,后复徙封豫章为海昏侯,扬州刺史柯奏其罪。《张敞传》,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广川王群辈不道,贼发不得,敞围王宫搜得之。……因劾奏广川王,削其户。盖自贾谊在文帝时已虑诸侯难制,吴楚反后,防禁益严,部刺史总率一州,故以为要务。”
由此可见,西汉刺史的职权范围,实系继承前此御史出察、丞相史出刺而形成的一种监察制度。刺史秩本六百石,而监临二千石官,并可升迁为守相,所谓秩卑权重而赏厚,故任此职者,多能自励,竭忠尽力,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整饬吏治,都起过一定作用。《汉书·何武传》说:
“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
《汉书·朱博传》也说:
“汉家至德溥大,字内万里。立置郡县,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国,吏民安宁。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
西汉翟方进、何武,东汉徐璆、王龚、李膺、周乘、贾琮等为刺史时,均能奉诏察举,守正不阿,颇有益于吏治。例如:
“(翟方进)迁朔方刺史,居官不烦苛,所察应条辄举,甚有威名。”[40]
“(何)武为刺史,二千石有罪,应条举奏,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41]
“(徐璆)迁荆州刺史……奏五郡太守及属县有臧污者,悉徵案罪,威风大行。”[42]
“(王龚)选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风弃官。”[43]
“(周乘)为交阯刺史,举奏二郡秽浊,太守属县解印绶弃官者,四十余城。”[44]
“(贾琮为交阯刺史)招抚荒散,蠲复徭役,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巷路为之歌曰:‘贾父来晚,使我先反,今见清平,吏不敢饭。’在事三年,为十三州最。……(后)为冀州刺史,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车言曰:‘刺史当远视广听,纠察美恶,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姓闻风,自然竦震,其诸臧过者,望风解印绶去。”[45]
由于刺史职在监察,有时也难免苛刻之弊。《汉书·王嘉传》载嘉上疏曰:
“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一切营私者多。”
更有仗势欺人,渔肉百姓者,如宦官侯览兄侯参为益州刺史,“民有丰富者,辄诬以大逆,皆诛灭之,没入财物,前后累亿计。”[46]
当刺史以六条省察郡国而仅以奉诏奏事的时候,他还是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而不是地方官。但刺史权任极重,可以控制地方上的二千石长吏,事实上极易越权。加之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和镇压农民起义,逐渐赋予刺史以六条外的职权,以加重刺史的权力,于是刺史便由单纯的监察官而发展为总揽地方大权的行政长官了。
刺史职权的发展,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看:
(一)监察范围的扩大
依照原定六条,刺史所察主要是二千石官吏。但以后所察范围渐广,西汉末已下及墨绶令长。《汉书·朱博传》记载博为冀州刺史时:
“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博)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
可见西汉末年,刺史已察及墨绶令长,但仍不察黄绶县丞尉,故唐李景伯曰:
“汉刺史掌察墨绶以上,其黄绶以下,则不察,所以行不扰之政。”[47]
然至东汉,刺史督察之权又渐次下伸,如《后汉书·顺帝纪》永建元年诏:
“幽、并、凉州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
这说明刺史监察的范围已扩展至黄绶,也就是说,凡是州内所有朝廷命官都在刺史督察之列。
(二)选举与劾奏权
依照原定六条,刺史无选举之权,其时虽有特诏州举茂才,但非常制。其劾奏权也仅限于监察二千石选署不平、举奏二千石长吏不称职者,其所奏章,尚须经过公府覆案,如刺史不法,则由公府加以劾奏。至东汉初,州举茂才已成为定制,《汉官目录》云:“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48]刺史不仅有权岁举茂才,而覆案之权也不再委任三府。于是尚书专擅于内,而地方选举劾奏之权则转归刺史。《后汉书·朱浮传》说:
“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光武)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https://www.daowen.com)
明帝时马严上封事说:
“臣伏见方今刺史太守专州典郡,不务奉事,尽心为国,而司察偏阿,取与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以刑法,不即垂头塞耳,采求财赂。今益州刺史朱酺、扬州刺史倪说、凉州刺史尹业等,每行考事,辄有物故。又选举不实,曾无贬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郡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今宜加防检,式遵前制。”[49]
由此可见,刺史不仅有选举之权,而劾奏之权也转归刺史。至于选举、劾奏是否得当,如马严等所说,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三)对地方行政的干预
依照原定六条,刺史只能监察二千石长吏措施是否得当,但是不得干预地方行政。如西汉翟方进、何武为刺史,均应条举奏。何武省录囚徒,皆以属郡,郡不能决者方举奏,而不代行听讼[50]。但以后则往往超越诏条,而干预郡守的行政权力。《汉书·薛宣传》:
“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上疏曰:‘……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
其具体事例,如:
“(鲍)宣为谏大夫,迁豫州牧。岁余,丞相司直郭钦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所察过诏条……’。”[51]
刺史超越诏条,干预地方行政,此时虽不为合法,但积久成习,以后的统治者也就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了。至东汉各朝,皇帝往往下诏书要求刺史亲预庶政。如《后汉书·和帝纪》:
“先帝……遗戒郡国罢盐铁之禁,纵民煮铸,入税县官如故事。其申敕刺史、二千石,奉顺圣旨,勉弘德化。”
“堤防沟渠,所以顺助地理,通利壅塞。……刺史、二千石其随宜疏导。”
同书《安帝纪》:
“敕司隶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讹言相惊,弃捐旧居……。其各敕所部长吏,躬亲晓谕。”
又《顺帝纪》:
“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
《桓帝纪》:
“诏司隶校尉、部刺史曰:蝗灾为害,水变仍至,五谷不登,人无宿储。其令所伤郡国种芜菁以助人食。”
类似这样刺史干预地方行政的具体事例还有不少。有时不仅是干预,甚至是取而代之。如《后汉书·贾琮传》:
“交址屯兵反。……有司举琮为交州刺史。琮到部,讯其反状,咸言赋敛过重……民不聊生。……琮即移书告示,各使安其资业……简选良吏,试守诸县。岁间荡定,百姓以安。”
这简直是把郡县长吏完全放在一边,直接处理郡县政务了。
(四)兵权
东汉中叶以后,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抗,刺史又被赋予领兵的权力。如安帝永初四年,张伯路与刘文河、周文光等起兵攻厌次城,杀县令,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讨破之[52]。元初六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夷叛,与越隽夷杀长吏,燔城邑,益州刺史张乔讨破降之[53]。建光元年,幽州刺史冯焕率二郡太守讨高句丽、
貊不克[54]。顺帝永建元年,告幽州刺史,其令沿边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调五营弩师,郡举五人,令教习战射[55]。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56]。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楯蛮叛,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刺史讨之[57]。中平三年,荆州刺史王敏讨赵慈(江夏兵起义首领)斩之[58]。这些都是刺史主兵的实例。秦朝监御史监军、将兵的情况在东汉后期又重新出现了,这是刺史权力发展的结果,也是刺史权力扩大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以上所述,刺史督察对象遍及境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可见刺史在事实上已由监察官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灵帝中平五年,改刺史为州牧,刘焉等以朝廷重臣出任州牧,只不过是承袭历史发展的既成事实而已。《后汉书·刘焉传》云:
“灵帝政化衰缺,四方兵寇。焉以为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建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请选重臣以居其任。焉阴求交址以避时难,议未即行,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时焉为太常)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太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
实际上,州任之重,由来已久,并非自此而始。
刺史与州牧的区别,不仅仅是秩位的高低(刺史为六百石,州牧为二千石,刘焉等以九卿出任州牧,则为中二千石),更重要的是有无赋政治民的行政职权。刺史本是纯粹的监察官,其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有了行政职权,也就变成了地方的行政长官,这样,刺史和州牧在实质上并无不同。自汉武帝以后至东汉末,或置刺史,或置州牧,或刺史州牧同时并置,已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所以中平五年改制之后,仍有刺史和州牧同时并存的事例。如《后汉书·袁绍传》记献帝时州牧、刺史与守相并起割据的形势说:
“初平元年,绍遂以渤海起兵,以(当作与)从弟后将军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广陵太守张超、河南太守王匡、山阳太守袁遗、东郡太守桥瑁、济北相鲍信等同时俱起,众各数万。”
这时州牧、刺史已不只是地方官的性质,在他们所管辖的领地内,他们是最高的统治者,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已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故刘昭注《后汉书·百官志》时写道:
“焉牧益土,造帝服于岷、峨;袁绍取冀,下制书于燕、朔;刘表荆南,郊天祀地;魏祖据兖,遂构皇业:汉之殄灭,祸源乎此!”
东汉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当然不是源于州任之重;但州牧刺史权重,对东汉中央政权的崩溃确是起了加速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