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兵权
前人多谓秦汉时太守主民,都尉主兵,兵民分治,与事实不完全符合。《汉书·百官公卿表》明言“都尉,秦宫,掌佐守典武职甲卒。”孙星衍辑《汉官解诂》:“都尉将兵,副佐太守。……言与太守俱受银印剖符之任,为一郡副将;然仅主其武职,不预民事。”这些记载都是说都尉佐助太守掌兵,故太守称郡将,而都尉称副将。按郡守专一郡政务无所不统,兵权亦不例外。所以《汉旧仪》说:
“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而以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阵。八月,太守都尉令长相丞尉会都试,课殿最。”
显然此类武事仍以太守为主。只是太守事烦,非一人所能办,故于民事则由太守自行处理,于军事则别置都尉以佐之。就都尉而言,可谓分治军事;然就太守而言,则总管军民诸政。不过太守虽拥有一郡的兵权,但在秦和西汉时期,地方上如有重要军情,一般是由中央命将置帅,郡守不得擅自发兵。如郡守发兵,必须有皇帝虎符[69]。或者,边郡有紧急军情,事后也得立即上报。如《汉书·冯唐传》记载说:
“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市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杀牛,以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尝一入,尚帅车骑击之,所杀甚众。”
这一方面说明太守遇有紧急军情,可以权宜发兵;可是另一方面,事后必须及时上报,并且其结果仍是“坐上功首虏差六级……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郡守的兵权受到“军兴法”的约束,动不动就会被劾为“乏军兴”的罪名,并依其罪行轻重,分别处以贬秩、免官,甚至死刑。如:
“(公孙戎奴)坐为上党太守,发兵击匈奴,不以闻,免。”[70]
“(黎扶)坐为东海太守行过擅发卒为卫,当斩。”[71]
一直到西汉末,郡守尚无发兵之权。《汉书·王莽传》云:
“群下愈恐,莫敢言贼情者,亦不得擅发兵。惟冀平连率[72]田况果敢,发民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与刻石为约。赤眉闻之,不敢入界。况自劾奏,莽让况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师古曰: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以况自诡必禽灭贼,故见勿治。”
东汉时期,郡守职权逐渐扩大,建武中罢省都尉,并职于郡守[73],虎符发兵之制亦渐被破坏,再加上东汉后期为了镇压各地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反抗的需要,于是太守逐渐有了发兵领兵之权。《后汉书·杜诗传》说:
“初,禁罔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74]。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以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作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寇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书奏,从之。”
此虽云“书奏,从之”,但后来在事实上虎符发兵之制仍归破坏。都尉或置或不置,除“边郡往往置都尉”[75]之外,而内郡则省,“每有剧贼,临时置都尉,事讫罢之”[76]。一般州郡有事,常由刺史、郡守亲自领兵,和帝以后,屡见于《帝纪》。
(一)太守领兵镇压少数民族反抗的事例:
和帝永元六年“武陵溇中蛮叛,郡兵讨平之”。
和帝永元十二年“日南象林蛮夷反,郡兵讨平之”。(https://www.daowen.com)
安帝永初四年“先零羌寇褒中,汉中太守郑勤战殁”。
安帝元初二年“右扶风仲光、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与先零羌战于丁奚城,光等大败,并没”。
安帝建光元年“
貊复与鲜卑寇辽东,辽东太守蔡讽追击战殁”。
顺帝永和二年“武陵蛮叛,围充县,又寇夷道……武陵太守李进击叛蛮,破之”。
顺帝汉安二年“护羌校尉赵冲与广汉太守张贡击烧何羌于参䜌,破之”。
据《后汉书·西羌传》载:“章和元年(武威太守傅)育上请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诸郡太守将之,育自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合二万兵,与诸郡剋期击之。”此则明言太守将(领)兵。
(二)太守领兵镇压农民起义的事例:
顺帝建康元年“扬州刺史尹耀、九江太守邓显讨贼范容于历阳,军败,耀、显等为贼所殁”。
冲帝永熹元年“丹阳贼陆宫等围城,烧亭寺,丹阳太守江汉击破之”。
桓帝延熹八年“桂阳胡兰、朱盖等复反,攻没郡县,转寇零陵,零陵太守陈球拒之;遣中郎将度尚、长沙太守抗徐击兰、盖,大破斩之”。
灵帝中平元年“夏四月,汝南黄巾败太守赵谦于邵陵,广阳黄巾杀幽州刺史郭勋及太守刘卫。……六月,南阳太守秦颉击张曼成,斩之。”
灵帝中平四年“零陵人观鹄自称平天将军,寇桂阳,长沙太守孙坚击斩之。”
类似记载不胜枚举。据《后汉书·羊续传》载,续为南阳太守,“乃发兵与荆州刺史王敏共击(赵)慈,斩之,获首五千余级。属县余贼并诣续降。续为上言,宥其枝附。”此发兵、领兵之权更为明显。东汉末,刺史,太守不仅可以募兵领兵,而且其募领之兵,往往变成私人部曲,可以父子相袭。如孙策初起,得父坚部曲千余人。其余群雄割据,亦多如此。这是地方行政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也是造成地方割据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