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财权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七、财权

财政可以说是其他一切权力的基础。郡守行使权力,要依靠庞大的郡府组织,乃至数量不等的军队,这些都必须有财政开支,还有郡守本人的俸禄,这一切经费均由国家拨给,由郡守支配。《汉书·文翁传》: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蹦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师古曰:‘少府,郡掌财物之府,以供太守者也。’)。”

这是郡守支配财务的明证。那么,国家从什么经费中拨给郡守使用呢?一般是从本郡赋税收入中拨给,收入少的边郡则由内郡调拨。《后汉书·伏湛传》载疏曰:

“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

本来赋税是归国家所有的,除按规定拨给郡府使用之外,其余一般不得擅自使用。按规定拨给的部分需每年上计,过此,则必需事先上报奏请。《后汉书·第五访传》:

“迁张掖太守。岁饥,粟石数千,访乃开仓赈给以救其敝。吏惧谴(谴,责也),争欲上言。访曰:‘若上须报(须,待也),是弃民也。太守乐以一身救百姓!’遂出谷赋人。顺帝玺书嘉之。由是一郡得全。”

规定权限以外的开仓赈给,本应先上报,待批准后再执行。第五访因灾情紧急,先作处置,然后再报,使“一郡得全”,其受到玺书嘉奖,乃是法外施恩。又如《后汉书·刘平传》附《王望传》载:

“王望……迁青州刺史……是时州郡灾旱,百姓穷荒,望行部,道见饥者,裸行草食……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事毕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请,章示百官,详议其罪。时公卿皆以望之专命,法有常条。钟离意独曰:‘……今望怀义忘罪,当仁不让,若绳之以法,忽其本情,将乖圣朝爱育之旨。’帝嘉意议,赦而不罪。”

此虽为刺史专命,但同样说明,地方财权是归中央所有的,“法有常条”,“事毕上言”一般是不允许的。地方官只能在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财权,中央则通过上计制度进行控制。

既然税收、保管、漕运等等全由郡府诸曹负责(即使西汉时某些特种官由中央直接委派,但具体办事人员仍是郡县属吏),那么地方长官必经管其事,实际权力不小。虽有“常条”、“经法”,郡县地方官还是往往附加私调,如《史记·平准书》记载说:

“而初郡时时小反,杀吏,汉发南方吏卒往往诛之,间岁万余人,费皆仰给大农。……然兵所过县,为訾给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赋法矣。”

《集解》引徐广曰:

“擅,一作经。经,常也。唯取用足耳,不暇顾经常法则也。”

不顾经法,中央就无法控制了。可以巧立名目榨取百姓,如《后汉书·虞翊传》:

“迁尚书仆射。是时(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用以聚敛。翊上疏曰:‘元年以来,贫百姓章言长吏受取百万以上者,匈匈不绝,谪罚吏人至数千万,而三公、刺史少所举奏。寻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钱给贷贫人,司空劾案,州及郡县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权制。’于是诏书下翊章,切责州郡。谪罚输赎自此而止。”

同书《张让传》:

“让、忠等说(灵)帝令敛天下田亩税十钱,以修宫室。……刺史、太守复增私调,百姓呼嗟。”

除正式田赋以外的杂调,各郡也还有一些公田和山泽之利,其收入自然由郡守支配,如《后汉书·黄香传》:

“迁魏郡太守。郡旧有内外园田,常与人分种,收谷岁数千斛。……乃悉以赋人,课令耕种。”

一般说来,地方财政是比较富裕的,郡守有绝对支配的权力。观《张让传》中所说刺史、太守可以随意增加私调一事,说明东汉末郡守已完全不顾“经法”所限了。

以上所述,为郡守职权的主要内容及其前后变化的大概情况。郡守是地方上的行政长官,负有方面的重任。正如汉宣帝所说: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77](https://www.daowen.com)

哀帝时,王嘉在上疏中也说:

“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诏书,二千石不为纵(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纵为罪,所以优也),遣使者赐金,尉厚其意。诚以为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78]

所以汉代郡守在郡内是无所不管的,郡境之内,不论任何人均需受郡守管理,《汉书·周勃传》说:

“(绛侯周勃)免相就国。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

身有侯爵的周勃也要受郡守管理。再者,郡境内的各机关,即使是中央派出的机关,也受郡守的管理。《汉书·魏相传》说:

“(相)后迁河南太守,……会丞相车千秋死。先是千秋子为济阳武库令,自见失父,而相治郡严,恐久获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不肯还。相独恨曰:‘大将军闻此令去官,必以为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当世贵人非我,殆矣!’武库令至长安,大将军果以责过相曰:‘幼主新立,以为函谷京师之固,武库精兵所聚,故丞相弟为关都尉,子为武库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国家大策,苟见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浅薄也!’”

按武库令,直属执金吾,因在河南郡境内,也要受河南太守的管理。其他临时设置的中央直属机构,如盐、铁、均输之类也莫不如此。可见汉代中央对郡守权力的尊重。

汉代统治者对于郡守官职是十分重视的,政绩良好者,辄升任公卿。如《汉书·循吏传序》云:

“及至孝宣……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或爵至关内侯,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师古曰:‘所表,谓增秩赐金爵也。’)。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吏治的好坏,特别是郡守治理的好坏,确实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兴衰,这一点,已为历史事实所反复证明。西汉比较知名的郡守多在文景时期和宣帝时期。文景时有“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79]宣帝时“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实,所去民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80]东汉光武时期“杜诗守南阳,号为杜母;任延、锡光,移变边俗,斯其绩用最章章者也;又第五伦、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称谈。”[81]章和以后,还有吴祐、刘宽、王堂、陈宠等人[82]。总之,“良二千石”比较多的时期,也是整个国家治理得比较好的时期,历史上所谓“文景之治”、“宣帝中兴”、“光武中兴”,观此可思过半矣。

正因为郡守地位的重要,封建统治者除了对其政绩良好者予以奖励升赏之外,还对郡守的职权予以种种限制,以防止地方势力过大而对抗中央。如上述宣帝时张敞奏请:

“郡事皆以义法令检式,毋得擅为条教,敢挟诈伪以奸名誉者,必先受戮。”[83]

太守不得擅自离郡,不得擅自发兵:

“掾史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得出界,兵不得擅发。”

注引《前书》杜钦奏记王凤曰:

“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马之重,不宜去郡也。”[84]

太守要接受中央丞相、御史的监督:

“(龚遂为渤海太守,上言)臣愿丞相、御史且无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行事。上许焉。”[85]

这是得到汉宣帝特许的事例,一般情况下,太守需受丞相、御史的监督。丞相、御史考察郡守,主要是通过岁终的计簿,即上计制度。郡守的升迁黜陟,也以上计考课次第为准(详见第三编第三章)。

另外,太守还要受刺史的直接监督,刺史以六条问事,主要纠察对象就是郡守。

尽管有这些限制,但由于郡守总揽地方军政大权,在职务上往往可以自行其事。东汉末,随着中央集权力量的削弱,郡守擅权,于是地方割据局面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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