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县令、长
(一)名称和等级
大体说来,从秦开始,便普遍实行了以万户上下分别设置县令和县长的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6]至三百石。”
《后汉书·百官志》:
“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县万户为令,不满为长……皆秦制也。”[7]
县长官为令、长,原来史籍基本一致,但据新出土的云梦秦简,又发现秦时还有县啬夫、大啬夫的名称。我们认为,这是县令、长的别名[8],因其时秦正在统一过程中,设置的时间短,且有过渡的性质,故不为一般史籍所载。又,王莽时曾改县令、长名宰,这也只是一个短暂时间。
就是设置令长的规格,从当时实际情况看,也并非如以上所说那样整齐划一。应劭《汉官仪》写道:
“《前书百官表》云: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三边,始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为令;荆扬江南七郡惟有临湘、南昌、吴三令尔。及南阳穰中土沃民稠,四五万户而为长。……俗说,令长以水土为之,及秩高下,皆无明文。班固通儒,述一代之书,斯近其真。”
班固是从比较复杂的各种不同情况中,概括成“万户以上为令,万户以下为长”这两句话的。指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然,遇到一些具体问题就不好解决了。
从应劭列举的事实以及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很多都不是以户数多少而设令、长的,有些地方,如豫章、巴郡、蜀郡等,户口虽多,但设令之县甚少[9]。因此,《汉官仪》所说“令、长以水土为之及秩高下”,“水土”,当指自然条件;“秩高下”即被派去官员的秩位高下,如南方某些地区,虽户口众多,但长官地位并不高,故为长;或者有的地方重要,派去的长官秩位较高,则为令。一般来说,令大于长。但令长本身也有秩高下的不同,有千石或六百石的令,也有四百石或三百石的长。如《陈留风俗传》曰:
“昭帝时蒙人焦贡为小黄令,路不拾遗……诏迁贡。百姓挥涕守阙,求索还贡,天子听,增贡之秩千石。”[10]
这说明小黄令本非千石,昭帝从百姓之请,增其秩而为千石。又如《后汉书·祭彤传》:
“彤为偃师长……课为第一,迁为襄贲令。……数年,襄贲政清。玺书勉历,增秩一等……。”
这也是令同而秩不同的例子。
不仅令秩有高下之分,长也有高下之分,如《汉书·召信臣传》:
“以明经甲科为郎,出补谷阳长,举高第,迁上蔡长。”
显然,上蔡长比谷阳长的秩位要高。
由此可见,汉代令长的区别以及其本身秩位的高低并不仅仅限于户口的多少,地区的大小,还包括治理的难易和治绩的好坏,而后者更为重要。按,汉代的县有剧县和平县之分,这种区分,主要就是根据治理的难易。两汉察举有治剧之科,所谓治剧就是能够治理老大难的县。如《汉书·尹赏传》:
“以郡吏察廉为楼烦长,举茂材,粟邑令。左冯翊薛宣奏赏能治剧,徙为频阳令。”
这说明不仅由长而令,令中间又有平、剧之分。《汉书·原涉传》也有“举能治剧,为谷口令”的记载,谷口也是左冯翊的属县。东汉卫飒也是“举能案剧,除侍御史,襄城令”[11]。他们所治之县即为剧县。剧县与平县的待遇不同,除了秩次有高下之外,其他方面剧县也比平县待遇要高,如《后汉书·安帝纪》曰:
“(永初元年九月)丁丑诏:自令长吏被考竟未报,自非父母丧无故辄去职者,剧县十岁,平县五岁以上,乃得次用。”
(二)职掌
县令长之职,《汉书·百官公卿表》只说是“掌治其县”。《后汉书·百官志》本注所说则较具体:
“(令长)皆掌治民,显善劝义,禁奸罚恶,理讼平贼,恤民时务,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
实际上县内一切事务无所不管,如《汉书·薛宣传》:
“宣子惠……为彭城令,宣从临淮迁至陈留,过其县,桥梁邮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
这是从外表考察其治县之能力,也说明县令无所不管,包括桥梁邮亭修治这一类具体事务。又如《东观汉记》曰:
“锺离意为堂邑令。初到,市无屋,意乃出俸钱作屋,民赍茅竹或持材木,争赴趣作,不日而成。既毕,为解土,祝曰:‘兴功役者令也,如有祸祟,令自当之。’民皆大悦。”[12]
华嶠《后汉书》曰:
“周规除临湘令。长沙太守程徐二月行县,敕诸县治道。规以方春向农,民多剧务,不欲夺人良时。徐出督邮,规即委官而去。徐怃然有愧色,遣功曹赍印绶檄书谢请还,规谓功曹曰:‘程府君爱马蹄不重民力。’径逝去不顾。”[13]
除开一些具体事务,县令长主要是从礼、法两个方面掌治其民(或掌治其县),如卓茂“迁密令。劳心谆淳,视人如子,举善而教,口无恶言,吏人亲爱而不忍欺之”。尝对人言:
“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我以礼教汝,汝必无怨恶;以律治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门之内,小者可论,大者可杀也。”[14]
又如鲁恭为中牟令:
“恭专以德化为理,不任刑罚。讼人许伯等争田,累守令不能决,恭为平理曲直,皆退而自责,辍耕相让。亭长从人借牛而不肯还之,牛主讼于恭。恭召亭长,敕令归牛者再三,犹不从。恭叹曰:‘是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绶去。掾史泣涕共留之,亭长乃
悔,还牛,诣狱受罪,恭贳不问。于是吏人信服。”[15]
汉代虽崇儒,又“本以霸王道杂之”,故以礼义劝民者不少,但更多的是礼法并用,如《东观汉记》曰:
“虞延为细阳令。每至岁时伏腊,辄休遣徒系,各使归家,并感其恩德,齐期而还。有囚于家被病,自载诣狱,既至而死,延率掾史殡于门外,百姓感悦之。”[16]
又如谢承《后汉书》曰:
“贾彪……补新息长。政多奇异。小人迫困贫,产子不能举养。彪禁有犯者,以杀人罪罪之,县境震慄。人养子佥曰:‘贾父所长。’皆以贾为名。”[17]
一个是执法中辅以礼义,一个本是礼义之事又以法督之,这都是运用礼、法两手治民的典型例子。当然也有不少纯任法治的事例,如:
“长安中奸猾浸多,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城中薄暮尘起,剽劫行者,死伤横道,枹鼓不绝。(尹)赏以三辅高第选守长安令,得一切便宜从事。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致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扞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辆,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一发视,皆相枕籍死……赏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计随轻黠愿自改者,财数十百人,皆贳其罪,诡令立功以自赎,尽力有效者,因亲用之为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奸恶,甚于凡吏,赏亲视事数月,盗贼止,郡国亡命散走,各归其处,不敢闚长安。”[18]
这可算是“禁奸罚恶”最突出的例子。还有不畏强暴执法不阿的例子,如:
“宋飜……为河阴令,顺阳公主家奴为劫,摄而不送,飜将兵围主宅,执主婿冯穆,步驱向县,时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于是威振京师。”[19]
“董宣为洛阳令。时湖阳公主苍头白日杀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骖乘,宣于夏门亭候之,乃驻车叩马,以刀画地,大言数主之失,叱奴下车,因格杀之。……由是搏击豪彊,莫不震慄。京师号为‘卧虎’。歌曰:‘枹鼓不鸣董少平。’”[20](https://www.daowen.com)
“(虞延)迁洛阳令。是时,阴氏有客马成者,常为奸盗,延收考之。阴氏屡请,获一书则加篣二百。信阳侯阴就乃诉帝,谮延多所冤枉。帝乃临御道之馆,亲录囚徒。延陈其狱状可论者在东,无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趋东,延前执之,谓曰:‘尔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烧。今考实未竟,宜当尽法!’成大呼称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谓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后数日伏诛。于是外戚敛手,莫敢干法。”[21]
其他如阳平令李章、洛阳令周纡、中牟令缪彤、怀令赵熹等[22]也都是一些不畏豪强权贵,执法不阿的县令。
关于令长的职权,大量的材料是说明其“禁奸罚恶,理讼平贼”的,其他方面当然有,不过记载比较少罢了。在令长治县的方法、能力等方面,不仅如旧史书有循吏、酷吏之分,实际上还有勤与惰、能与不能之分。上述薛宣子惠是属于无能的例子。再看一些勤于政事的令长,可进一步了解令长的职掌及其治理方法。如《后汉书》曰:
“胡绍为河内怀令,三日一视事,十日一诣仓。受俸米,于閤外炊作干饭食之,不设釜灶。得一强盗,问其党与,得数百人,皆诛之。政教清平,为三河表。”[23]
这里的“十日一诣仓”特别值得注意,这是其财政职掌。又华嶠《后汉书》曰:
“刘平为全椒令,掾史五日一朝。罢门阑卒署,各遣就农。人感怀至,或增貲就赋,或减年从役。刺史行部,狱无囚徒,民各自以为职,不知所问,唯班诏书而去。”[24]
或三日一朝,五日一朝,或政教清平,狱无囚徒,这都是勤于政事的例子。也有一些非常能干的令长,如《后汉书·公孙述传》:
“述补清水长……太守以其能,使兼摄五县,政事修理,奸盗不发,郡中谓有鬼神(注:言明察也)。”
户口增减是汉代考课地方官好坏的一个重要内容。治理得好的县,往往是流人归附,户口大增,如《后汉书·童恢传》:
“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违禁法,辄随方晓示。若吏称其职,人行善事者,皆赐以酒肴之礼,以劝励之。耕织种收,皆有条章。一境清静,牢狱连年无囚。比县流人归化,徙居二万余户。”
二万余户相当于一个大县!这里“耕织种收,皆有条章”特别值得注意。一方面说明其关心农业生产,这当是流人归属的重要原因;另方面也说明令长可自立条章,除这里明文指出外,上引贾彪以不养子者与杀人同罪,亦是自“为其制”[25]。
人民对于好的父母官、良令长,是非常爱戴的,史书也不乏记载。如《后汉书》曰:
“刘宠除东平陵令。是时民俗奢泰,宠到官躬俭,训民以礼,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视事数年,以母病弃官归,百姓士女攀舆距轮,充塞道路,车不得前,乃止亭,轻服潜遁。”[26]
这是百姓挽留的例子。《续汉书》又曰:
“刘駼騊为浈阳长,政化大行,道不拾遗,以病去官。童谣歌之曰:‘邑然不乐,思我刘君。何时复来,安此下民。”[27]
这是百姓思念的例子。又如《后汉书·王涣传》:
“为洛阳令,以平正居身,得宽猛之宜。其冤嫌久讼,历政所不断,法理所难平者,莫不曲尽情诈,压塞群疑。又能以谲数发擿奸伏。京师称叹,以为涣有神算。元兴元年,病卒。百姓市道,莫不咨嗟,男女老壮皆相与赋敛,致奠醊以千数。涣丧西归,道经弘农,民庶皆设槃桉于路。吏问其故,咸言:平常持米到洛,为卒司所钞,恒亡其半。自王君在事,不见侵枉,故来报恩。其政化怀物如此。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
这是人民立祠纪念的例子。后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祠,特诏洛阳留王涣祠(见本传)。或挽留、或怀念、或立祠以纪念,足见“父母官”对人民影响之深。这种基层亲民之官,与地方治理与否,至关重要。如果令长得其人选,确能对一县之政起到良好作用。可惜,如“卧虎令”董宣以及以上所举为人民所纪念的县令长,究竟为数甚少。正如邓太后诏中所说:“夫忠良之吏,国家所以为理也。求之甚勤,得之至寡。故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28]
(三)与郡守的关系
县令长与郡守的关系是直接的上下级关系,郡守是令长的顶头上司,因此县令长之治县就不能不受郡守的影响。汉制,郡以秋冬课吏,县令长则先期集课,然后上计于所属郡,郡核其计簿,以评定殿最。《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曰:
“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功多尤为最者,于廷尉劳勉之,以劝其后。负多尤为殿者,于后曹别责,以纠怠慢也。诸对辞穷尤困,收主者,掾史关白太守,使取法,丞尉缚责以明下,转相督敕,为民除害也。明帝诏书不得僇辱黄缓,以别小人吏也。”
“丞尉以下,岁诣郡,课校其功”,或者是各主管曹掾分别向郡的有关诸曹上计,要不然就是功曹、主簿代理。但西汉时,也有令长自行上计之事,如《汉书·萧育传》:
“为茂陵令,会课,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见责问,育为之请,扶风怒曰:‘君课第六,裁自脱,何暇欲为左右言?’及罢出,传召茂陵令诣后曹,当以职事对。”
这明显是令长亲自参加考课,亲自对辞。又《汉官仪》:
“八月,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
这也是令长亲自参加,不过这是属于军事方面的考课。
郡守除通过每年的上计对县令长实行监督考察之外,好的郡守也不放过平时的检查。如:
“(羊续)拜南阳太守。当入郡界,乃羸服间行,侍童子一人,观历县邑,采问风谣,然后乃进。其令长贪洁,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状,郡内惊竦,莫不震慑。”[29]
“(刘祐)为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政为三河表。”[30]
“(张磐)为庐江太守。浔阳令尝饷一奁甘,其子年七岁,就取一枚,磐夺取付还。外卒因私与两枚与儿,磐夺儿甘,鞭卒曰:‘何故行赂于吾子!’磐以操行清廉见称,京师谚曰:‘闻清白,张子石。’”[31]
这些郡守或私访民情,或打击权要,或一物不取,以故所属县令长皆知畏惧,不敢轻易贪赃枉法。否则,如郡守作风不正,必将对所属县政发生很坏的影响,如:
“(陈球)稍迁繁阳令。时魏郡太守讽县求纳货贿,球不与之,太守怒而挝督邮,欲令逐球。督邮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独繁阳有异政,今受命逐之,将致议于天下矣。’太守乃止。”[32]
由于郡守公开贪污纳贿,魏郡十五县只有繁阳一县治理较好,如果不是督邮为之力争,就是这一个县的政治也必将败坏。无怪乎汉宣帝曾有慎选二千石的慨叹!
(四)选用中的问题
汉制,县令长的铨选途径较多,或由“察廉”,或由“治剧”,或由“茂才”、“孝廉”,或由“征辟”,或由“吏积功”,而其主要途径则是由郎官出补,如《汉官仪》所说:
“尚书郎出,亦与郎同,宰百里。”
宰百里即为县令长。然而郎官未必都是贤能之人。早在汉武帝初年,董仲舒就已指出这一问题,他说: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贤也。”[33]
所以一些有见识的统治者和政治家对于郎选都极为重视。如东汉明帝时,馆陶公主为子求郎,帝不许,而赐钱千万,谓群臣曰:
“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34]
但是,东汉自顺帝以后,选官制度日益破坏,地方令长多非德选,往往“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睚眥;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仇,税之如豺虎。”[35]灵帝时,宦官专权,黄门子弟为令长者布满天下,多奸猾纵恣。皇帝又贪财卖官,占令长随县好丑,丰约有价。出价高的人始能上任,可是上任不久,又有新官接任,一月之内,甚至更换数次。买官的人怕损失本钱,又要大获利钱,一到任就得本利兼收,刻不容缓。吏治败坏如此,东汉焉得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