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方正与文学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贤良方正与文学

举贤良方正,始于文帝二年,已见前述。自此以后,两汉诸帝大都颁布过察举贤良方正的诏令,诸侯王、公卿、郡守均得依诏令规定察举。诏举贤良方正常连言能直言极谏者,其目的,主要是广开直言之路。当时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灾异是上天对人间帝王的谴告,一旦上天降下灾异,皇帝就得作自我检讨,下诏征求意见,以匡正过失。文帝二年的诏举,就是因为日蚀的缘故。正如文帝自己所说:“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戒不治。”所以汉代诏举贤良方正常在灾异之后。不过在汉代也有几次不言贤良方正而单举直言者,如成帝河平四年、鸿嘉三年、平帝元始元年诏皆是。有时也从贤良中直接选拔亲民的官吏,如宣帝地节三年、神爵四年两次诏举“贤良方正可亲民者”,即是如此。

文学的察举,亦始于文帝。文学在当时也就是经学,与贤良类似,所以文帝十五年诏举贤良,而在《晁错传》中则连称贤良文学。但正式见于皇帝诏令,则始于昭帝时。始元五年诏:“其令三辅、太常举贤良各二人,郡国文学高第各一人。”[37]

至于东汉灵帝时的鸿都门文学,流品颇杂,为士林所非。如蔡邕所说:“孝武之世,郡举孝廉,又有贤良、文学之选,于是名臣辈出,文武并兴。汉之得人,数路而已。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38]可见鸿都门文学与贤良、文学是两回事,不能等同;但蔡邕对前者不加分析,一概贬低,亦属偏见。

又东汉安帝时举贤良方正,还曾连言“有道术之士”,如:

永初元年“诏公卿内外众官、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之士、明政术、达古今、能直言极谏者,各一人。”[39]

永初五年诏,“其令三公、特进、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诸侯相举贤良方正,有道术、达于政化、能直言极谏之士,各一人。”[40]

建光元年又令公卿、特进、侯、中二千石、郡国守相单举“有道之士”各一人[41]。自此,“有道”也成为东汉察举的一科了。

两汉时代察举的贤良文学,多见于有关列传,其中著名的人物有:

晁错(原为太子家令),“后诏有司举贤良文学,错在选中……对策者百余人,唯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42](https://www.daowen.com)

董仲舒,“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43]

公孙弘,“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44]

严助,“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45]

刘焉,“举贤良方正,稍迁南阳太守、宗正、太常。”[46]

樊英,“公卿举贤良方正,有道,皆不行。”[47]

徐穉,“后举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48]

尹勋,“桓帝时,以有道征,四迁尚书令。”[49]

以上只不过略举数例,以见举贤良、文学、有道之士,也是汉代选拔官吏的一种重要途径。但是要指出的一点是不论贤良方正,或是文学,或是有道,都和孝廉、茂才不同。前者均为特举或特科,而后者则为岁举或常科。所以孝廉、茂才到后世仍为科举项目,而特科便和后代科举无直接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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