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赐爵制的变化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西汉时期赐爵制的变化

刘邦死后,吕后执政,她为了收揽人心,以惠帝名义发布了一个大规模的赐爵诏令:

“赐民爵一级。中郎、郎中满六岁爵三级,四岁二级。外郎满六岁二级。中郎不满一岁一级。外郎不满二岁赐钱万。宦官、尚食比郎中。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太子御参乘赐爵五大夫,舍人不满五岁二级。……”[29]

这次赐爵和刘邦时的赐爵相比,有明显的不同:

首先,从赐爵的对象和条件来看,取消了以军功赐爵这个根本条件。这样无条件地普遍赐民爵是前所未有的,开了赐爵轻滥的先河。

其次,把“赐民爵”与“赐吏爵”分开了。以往是没有这样分的,自此以后,在赐爵时“吏”与“民”就分开提了。而“赐民爵”一般每次赐爵一级;“赐吏爵”则每次不限级数,一般以官职的高低和在职时间的长短决定级数的多少,有一次赐爵二、三级的,也有一次赐爵至五大夫的,后来还有更高的,专门“赐天下吏爵”[30]的时候也有,官吏享受着更多的特权。

再次,取消了以爵级赐与田宅的规定。秦的军功爵制是与获得一定的田宅并役使庶子分不开的,是培植军功地主的一种措施。刘邦时也还把爵位和田宅连在一起。这以后所有的“赐民爵”都与田宅毫无关系了,只是得到一个空衔;但对吏爵特别是高爵,在赐爵的同时,还是有赐田宅、奴婢及金帛、车马、器物等赏赐的。

这些变化,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地位变化所决定的。吕后时期,封建统一战争已经结束,地主阶级政权已经巩固。这时的地主阶级所关心的是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与特权地位。因此,商鞅确定的关于赐爵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奖励军功等对他们已不适用了。

再以后,到文、景两帝时期,赐爵制度又有进一步变化。总的来说,是进一步背离了奖励军功的原则,向着轻、滥的方面变化。此后,除十九级、二十级,即关内侯、列侯还拥有实际社会地位外,其他各级,特别是八级以下的“民爵”,成为徒有其名、而无实际价值的空虚头衔。如钱大昕所说:“大约公乘以下,与齐民无异。”[31]

西汉滥赐民爵之事例甚多,据《西汉会要》卷三五《赐爵》条统计,在十六种情况下,如新君即位、立太子、改年号、册封皇后、太子加冠、皇帝加元服……等所谓“大事”之时,都要发一纸诏书,宣布赐天下民爵一级,对“孝者”、“孝弟力田”、“勤事吏”等特殊人物,甚至赐爵二级、三级,赐爵成了统治者欢庆节日的点缀品。

赐爵制日趋轻滥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正式实行卖爵制。当时既可以用钱买爵,也可以输粟入奴婢买爵。用钱买爵之例,如《汉书·惠帝纪》:

“(孝惠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曰:一级值钱二千,凡六万)。”

同书《食货志》:

“(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

又《成帝纪》:

“(鸿嘉三年)令吏民得买爵,贾级千钱。”

这样明令卖爵,而且不断减价卖爵,爵制之轻滥,于此可见。(https://www.daowen.com)

输粟买爵,商鞅变法时和秦始皇时都曾偶一为之,西汉文帝时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和戍边问题,晁错建议“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或“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

“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32]

从此以后,汉代入粟买爵之风大行。

入奴婢买爵,也是晁错的主意,他向文帝提出为防备匈奴入侵,应召募罪人实边,“不足,募以丁奴婢输罪,及输奴婢欲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33]又开辟了一个输奴婢买爵的途径。

在晁错看来卖爵是件很合算的事,“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五大夫才复一人,待遇显著下降!),而且“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无穷”。要什么爵,给什么爵,似乎说一句话就行了;但造成的后果却是他没有想到的。例如他本意是抑商,商人却因此取得了免役权,提高了政治地位,更便于其发展。又如大量卖爵的结果,造成政府兵、徭役的来源受到威胁,因为“民多买复及五大夫”,致使政府可以“征发之士益鲜”[34]。至于爵制之轻滥自不待言。原来刘邦时以第七级公大夫为高爵的起点,而有无食邑的特权是区分高低爵的标志;文、景以后,高低爵的界限则上移至第九级五大夫,其区分标志也由食邑变成了免役。即以上所述“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公乘以下,与齐民无异”。居延汉简中的戍卒爵至公乘而无五大夫,这是对于史籍的有力证明。由此可见,从文、景以后,军功爵制完全失去了秦与汉初的价值和作用。

汉武帝时期,为了发动对匈奴大规模的反击战争,又需要军功爵制度来调动战士的积极性,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但旧有的军功爵制已经很滥,不被人们所重视,故在元朔六年(前123年),武帝根据大臣们的建议,又设置武功爵,“以宠战士”。《汉书·食货志》云:

“武功爵,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以显军功,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根据这条材料来看,汉武帝设立的武功爵,目的是要恢复军功爵的原有价值和作用,使立功受爵的将士得以补吏,得以赎罪。功劳超等,大者可以封侯,小者可以补郎。这样,就使受爵的人得到的有可能是实际利益,而不是虚名。

至于武功爵的级别和级数,以上这条材料的注引臣瓒曰:

“《茂陵中书》有武功爵,一级曰造士,二级曰闲舆卫,三级曰良士,四级曰元戎士,五级曰官首,六级曰秉铎,七级曰千夫,八级曰乐卿,九级曰执戎,十级曰政戾庶长,十一级曰军卫。此武帝所制,以宠军功。”

师古引此文之后提出了疑问:

“此下云级十七万,凡值三十余万金,今瓒所引《茂陵中书》止于十一级,则计数不足,与本文乖矣,或者《茂陵中书》说之不尽也。”

师古的怀疑是有根据的,《茂陵中书》的记载,显然是有遗漏。

武帝所设置的武功爵,本有赏军功以宠战士之意,但同时也可以买卖,如买爵至千夫,五大夫者,就可以享受免役特权,由于买爵者多,致使“调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35]汉政府调发千夫、五大夫为小吏,实质上是让买爵的人变相服役,如不愿为小吏,就要出马一匹,使买爵者免役的优待变成了一纸空文。这样就使武功爵与原来的军功爵同样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因此推行不久便自行取消。以至于后人对武功爵究竟有多少级也弄不清楚了。

武帝以后的西汉皇帝们,仍照例“赐民爵”、“赐吏爵”,值得注意的是,宣帝以后,“赐吏爵”日益突出,次数增多,级别也一次可赐爵至左更或关内侯不等。而在赐爵对象方面,增加了“列侯嗣子”和“孝弟力田”。这一些变化说明,赐爵制原有的性质和作用丧失后,作为维护官吏、贵族特权地位工具的性质却更加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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