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录体著作的溯源
灯录之作,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代。据传,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四四六年),太武帝听从道教信徒崔浩的意见,下诏大杀沙门,毁佛经像,并说佛教“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疆之徒,接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之,皆非真实”(《魏书·释老志》)。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灭佛运动的第一次。(另两次是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和唐武宗会昌四年)这次佛教遭到劫难的表层原因,似乎是与道教争夺宗教的正统地位而遭受的毁灭性打击。
七年之后,文成帝即位,复兴佛教,佛教信徒重整旗鼓,卷土重来。着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印度寻根,辟斥前代废佛时对佛教所造的诬词,论证佛教的传承有据。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升为沙门统领的昙曜便召集了僧众,在北台石窟寺编译出《付法藏因缘传》共四卷。孝文帝延兴二年(公元四七二年),西域沙门吉迦夜复以此书为基础重新编译,增广了一些事缘,而成六卷。因此后代各经录都把此书题作“西域三藏吉迦夜共昙曜译”。(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九)
《付法藏因缘传》,亦称《付法藏经》或《付法藏传》,记述了佛教在天竺(印度)的传法世系,从佛灭度时把佛法传给大迦叶起,至师子比丘为止,经历了二十三代,共二十四人(第三代有摩田提、商那和修二人同时得法于阿难)。稍后,见载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有僧祐自编的萨婆多部(即小乘说一切有部)传承世系(已佚),始大迦叶,终达磨多罗;又录佛驮跋陀罗师承一种(亦佚)。此二种传承世系,据说人物繁杂,次序紊乱,其可信程度如何,很难断定。
其后不久又出现了新的传承,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公元五四一年),有高僧云启(宋契嵩《传法正宗记》作昙启)前往天竺求法,途经龟兹,遇北印三藏那连耶舍,两人合作共同译出《祖偈因缘传》一本,叙说七佛至二十八祖传法的因缘和偈颂。尔后耶舍东来,把译本传给北齐居士万天懿。南朝梁简文帝听说有此译本,派遣刘悬运为使前往传写,又诏僧人宝唱把它编入《续法记》。到了唐贞元年间(公元七八五—八〇五年),金陵沙门智矩(又作慧炬)带着此祖偈入曹溪,与天竺三藏胜持一起,编次诸祖传法偈语,连同唐初以来宗师机缘,集为《宝林传》一书。
该书采用西天二十八祖说,认为佛法在师子遇难后,仍传了四代,直至菩提达磨来东土为止;该书又以惠能南宗一系的传承为禅宗的嫡传与正宗。这种记述法,经《景德传灯录》沿用后,遂成为禅宗法统说的定论。(https://www.daowen.com)
关于天竺祖师的传承世系,历代颇多争论,特别是台、禅二家,在宋代后,为法统问题而互相是非。台宗坚持《付法藏传》的二十四祖说,把龙树作为其东土传承的高祖;禅宗则主张《宝林传》二十八祖说,视菩提达磨为东土初祖。对此,北宋契嵩《传法正宗论》卷上辩之甚详,认为《付法藏传》是“可焚之书”,二十四祖说原是昙曜与吉迦夜在破灭佛法后的不全不详之论,不足取信于人;而《宝林传》二十八祖说,在禅、律诸家书籍中则凿凿可考,他把菩提达磨与传诸中土的一部很重要的禅经《达磨多罗禅经》联系起来,说菩提达磨是法俗合名。后人对契嵩所论虽不无微词,嫌其多牵强附会之说,没有史家超于宗派感情的冷静,但西天传承二十八祖确为后世禅宗公认。
《宝林传》之后,多有续作出现,如唐光化年间(公元八九八—九〇一年),华岳沙门玄伟续集贞元以来宗师机缘,编为《玄门圣胄集》(已佚)。五代后梁开平四年(公元九一〇年),南岳沙门惟劲续集光化以来宗师机缘,编为《续宝林传》(亦佚)。至南唐保大十年(公元九五二年),有泉州昭庆寺静、筠二禅师(全名未详)合撰《祖堂集》二十卷(原本不分卷,系高丽重刻本所分)。是为正式灯录著述之始,其体例略同于其后不久的《景德传灯录》。从文中夹注看出,本书已采用《宝林传》中关于禅宗的传法世系。
若将《祖堂集》与《景德传灯录》对照来看,则前者所编定的禅宗谱系,总地来说不如后者的细密完整。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大概是《祖堂集》的作者生活于唐末五代那样的乱世,偏于一方,资料难于搜集吧。但是,就两书同载的那些人物的行迹和言语,则往往可以参补勘正。
另外,《祖堂集》保存了好多歌吟偈颂,有些是《传灯录》没有的,如丹霞和尚《孤寂吟》《重义颂》等。以上所说,意在引起读者注意《祖堂集》价值所在。《祖堂集》是现存最古的禅宗灯录体著作。现存《祖堂集》刻本是高丽(今朝鲜)海印寺在高宗三十二年(公元一二四五年)所刻。现有台湾一九七二年的影印本,系依据日本京都花园大学图书馆收藏,全日本仅有的一部高丽重刻本《祖堂集》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