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1 国外研究综述
通过对环境责任履行动力相关的四个研究方向，即环境责任评价、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环境责任影响因素以及动力机制，归纳总结国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重要的文献资料。
1.环境责任评价
早期环境责任评价一般是纳入社会责任评价模型中进行的，随着环境责任研究越来越为学术界关注，出现了专门研究环境责任评价的文献，但是数量有限。
Carroll（1979）在构建的社会责任模型中，将企业环境责任纳入该模型进行评价［1］。Lenzen等（2007）研究了企业生产与消费的环境责任及其计量方法［2］。Jennifer Lynes，Mark Andrachuk（2008）通过构建模型解释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内外部根源，引入各种环境相关变量，并将该模型应用于纳维亚航空公司，评价各种变量对公司环境责任的影响［3］。Heikkurinen（2010）将企业环境与企业形象结合，从企业形象的角度探讨企业环境价值，并提出测度模型［4］。Abimbola等（2010）通过对挪威一家海上油气公司进行定期访谈，获得研究所需的数据，分析环境责任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影响，通过环境责任评价对企业品牌价值的影响［5］。Rahman，Post（2012）开发一种透明的环境责任评价方法，依赖公开可用的数据，制定明确的操作方案，实现企业环境责任的评价，并对环境责任内部一致性和评分者之间进行信度和效度测试，以保证度量结果的客观性［6］。Shvarts，Evgeny（2016）采用公开发布的数据和信息对油气企业进行环境评级，评级结果显示，俄罗斯油气企业在环境责任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天然气为战略重点的大型上市公司获得最高评级，私营、规模较小的石油公司以及俄罗斯和国际大公司的子公司获得较低评级［7］。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主要采用三种方法对环境责任进行评价，一是构建度量模型，二是通过访谈获取数据资料，三是采用评级方式，各种方法应用于不同的领域，实现了环境责任的定量研究。
2.环境责任信息披露
在1989年召开的国际会计和报告准则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第七次会议上，专家组首次提出环境信息披露问题，并将环境信息披露视为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学者们围绕环境责任信息披露内容、信息披露影响因素、信息披露质量等方面开展研究，取得了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成果。(https://www.daowen.com)
Gary J.Kelly（1981）对50家澳大利亚公司1969—1978年年报中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发现10年间澳大利亚整体的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水平有所提高，大公司明显比小公司披露的环境和能源等信息量大，第一及第二产业的公司比第三产业的公司披露的环境和能源信息量大［8］。Macve（1992），Carey（1992），Canadian Institute of Chartered Accountants（1994）与EPA（1995）主张环境责任信息披露行为动因主要是迫于市场的压力。Dierkes（1978），Lang（1993）、Matauo（2001）、L.L.Eng（2003）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上市公司规模大小与环境责任信息披露水平呈正相关关系。George Gamble等（1996）对27个国家9个行业中的267家上市公司1989—1991年度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进行研究，发现多数上市公司在年度财务报告中披露了环境信息［9］。Magall，Maria（2006）以美国公用电力事业单位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强制企业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能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同时降低企业资源消耗，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Nike，Janice（2006）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促使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量逐年增加，而且企业自觉进行环境信息披露能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Donald，Martin（2012）认为多数企业倾向于向社会披露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并通过多种方式让利益相关者获取信息，从而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10］。Iatridis，Emmanuel（2013）研究环境信息披露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企业规模、资本需求、盈利能力、资本支出等公司属性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呈正相关关系［11］。Alazzani等（2013）根据全球报告倡议（GRI）2006年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对8家油气企业环境报告的披露情况进行评估，确认在环境报告中自愿使用标准评估系统有助于减轻油气企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损害，还可以增加环境报告的透明度、可信度和可比性［12］。Andrikopoulos，Kriklani（2013）以在哥本哈根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研究样本，总结出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规模、财务杠杆、市净率和盈利能力等四个方面［13］。Hakkon Kim，Kwangwoo Park（2014）以29个国家金融服务业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面板数据展开回归分析后确认，资产负债率越低的企业越愿意自觉披露环境责任信息，发达的金融市场自觉披露水平明显高于欠发达金融市场，降低环境成本对发达地区金融企业提升公司业绩具有更直接的影响［14］。AlShaer，Habiba（2014）研究环境信息披露量及其质量的决定因素，通过对2007—2011年英国富时350指数成分股公司的抽样调查，发现拥有更高质量审计委员会的大型公司披露的环境信息质量更高，拥有大股东的公司环境信息披露量更大［15］。Ismaila Yusuf（2016）研究指出在尼日利亚经营的油气公司很少在年报中披露经营活动对环境影响方面的信息，建议股市监管机构在上市要求中明确说明上市公司应在年报中定期披露与公司经营有关的环境信息［16］。
3.环境责任履行影响因素
学者们针对环境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侧重点不同，多数学者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其中外部影响因素涉及政府、社会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等指标，内部影响因素涉及企业特征、公司治理和财务因素等指标；部分学者还开展不同企业环境责任水平的横向比较。
Flannery，May（1994）构建了环境领导模型，该模型明确组织制定环境战略的影响因素包括环境责任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首席执行官和公司高管的环境态度，利益相关者的影响，通过技术、财务和监管约束来感知企业的行为控制等四个方面［17］。Forsyth（1997）通过对英国旅游业69家公司和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如果企业主动采取环保措施，而不是被动的应对市场需求或道德约束，会给企业带来明显的商业优势，从而提高企业的业绩［18］。Yongtae Kim，Meir Statman（2012）认为企业在环境责任方面的适量投入，能够提高企业的财务业绩［19］。Lee等（2014）以2011—2012年韩国企业作为样本，采用两种不同的测试方法，发现环境责任绩效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20］。Gifford等（2014）研究得出企业环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其中个人因素包括13个，社会因素包括5个，通过分析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和调节作用，有利于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21］。Ortas（2015）以来自51个行业和59个国家的3931家企业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企业规模、杠杆、资产回报率、研发支出、市场回报率和市值等财务因素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22］。Hossain等（2016）认为腐败和政治、缺乏协调、缺乏政府主动性以及法律执行不力是阻碍孟加拉国环境责任履行的主要障碍，而且利益相关者对环境责任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缺乏认识［23］。Luxmore等（2018）以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共113家公司的数据对环境责任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发现在较贫穷的国家销售收入与环境责任水平的提高呈正相关关系［24］。
4.社会责任及环境责任履行动力机制
Abraham Harold Maslow（1943）出版的著作《人类动机理论》，在该书中提出需求层次理论并进行论证，由此奠定管理学中动力机制研究的基础。Forrester（1961）提出工业动力学的概念，即工业动力学是研究系统的反馈回路结构如何产生系统的动态行为，在管理术语中，工业动态使系统的组成部分和策略的结构化成为可能，以显示动态行为的产生过程［25］。Slacker等（1983）对油气会计存在的争议进行详细分析，拓展了激励效应和政治效应的理论模型［26］。Frederick Herzberg（2003）提出双因素理论，认为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是不可或缺的，强化保健因素只能减少不满意度，而不能提高满意度［27］。系统动力学的奠基人Jay Mark Sehwarz（2003）提出Venn模型框架，通过三个核心领域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重叠产生七个社会责任类别，采用集合论分析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力问题［28］。Pongsiri（2004）扩展了委托代理理论，以加深对东道国政府及其外国承包商在产量分成合同领域的合作关系的理解，为了避免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国家石油公司需要设计一份激励合同，促使国际石油公司采取行动允许国家从合资企业获得最大的经济回报［29］。Hurwicz等（2007）对动力机制的应用进行持续深入研究，研究重点是如何在信息分散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设计一种激励相容机制，促使企业有效配置资源［30］。Nunna等（2015）设计插电式电动汽车需求响应策略，并提出一种全新的激励机制，即优先奖励机制，用以公平地满足终端用户的激励，鼓励用户积极参与需求响应计划［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