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状况1932年1—6月简述

中国经济状况1932年1—6月简述[1]

（1932年9月）

1932年初，日本几乎摧毁了所有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并由此而使南满铁路获得了平均每天5万日元的收益。这家大铁路财团宣称它的资产总额从4.4亿日元增长到了8亿日元。在关闭了东北所有前政府开办的银行，并废除所有中国地方银行发行的货币之后，在禁止东三省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发行任何新货币之后，日本人建立了一家新的中央银行，其资金依靠一笔日本贷款。这家中央银行正在发行东北地方贸易中所需要的全部货币。

在破坏了很多中国工厂之后，日本人正在建立新的钢铁厂和榨油工场。3月份从日本神户港到东北的货物运输量创造了超越以往30年中任何一年的纪录。很多矿山被日本人占领，日本人以极低的规定价格收购粮食。要找到一个农产品市场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形正在迅速毁灭东北的农民。中国已经完全丧失了东北各省。极不完整的统计资料显示出，被日本人掠夺的中国政府财产至少达到了1785064822元。在哈尔滨，过去4个月中，有1000多家商店关门，大多数是小型的中国公司。

上海的战争损失也是惊人的，仅受到破坏的居民住宅、商店、工厂和其他建筑物即已意味着至少4亿元的损失，就可以引用的数字而言，全部损失肯定达到1560047871元。日本军占领了18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海45%的人口受到了这次军事行动的影响。由于战争，有30%的教师失业，至少有56%的学生失掉了与中小学和大学的联系。2月份该市至少70%的工人失业，仅在棉纺织企业中一次即解雇了约25万人。3月份上海一些较大的中国工厂重新开工，而所有日资纱厂几乎无一例外地在4月26日重新开工。在日本工厂中，产量下降了50%，只有50%到60%的工人回到了工作中。5月初，上海有43家中国工厂完全恢复了它们的正常生产能力，雇用了约88700名工人。261家中国工厂有部分车间开工，它们现在雇用了42694名工人，而以前它们共使用80196名工人。到现在为止，以前共雇用55583名工人的92家中国工厂仍然没有开工。上海近代工业中以前共有212535名职工；现在他们中至少有93741人失业。除上海外，附近的宝山、嘉定、太仓、昆山和常熟等县也由于战争而遭受巨大损失。甚至首都南京，仅在2月初受到来自日本军舰上的几发炮弹的袭击，商业损失也达1000万元。南京、上海、天津和汉口——所有这些地方土地价格都大幅度下跌。或许上海的外国租界是唯一的例外，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最近都出现了并可以继续看到不动产交易的衰退。

1月份以来，汉口有4000多家商店停业，因而该市有约三分之一的企业垮台。汉口以前有140多家钱庄，现在只剩下20家。商业萧条在各地都非常明显。尽管有这些现象，日本向中国输出货物却在迅速恢复。在中国南方，直到3月底都在举行抵制日货运动。而在4月初，在上海可以看到大批日本商船通过吴淞港，所载商品被当作军用物资，以逃避关税。这些商船中的一只载货即达200万元。通常日本商船走私日本的纺织品和小商品，有时美国商船和意大利商船通过同一港口走私整箱的香烟之类。上海百货商店中廉价商品的广告表明这种不合法交易取得了成功。日本人正在经由吴淞港大量走私蚕丝以至蚕茧。当中国生丝在上海市场上以每担460两的价格出售时，日本生丝只售380两，几年以前，生丝贸易达到高峰时，一担的价格超过一千两。在上海周围和附近的产丝地区，蚕茧以前每担90元，即使在去年，每担也卖到50到60元，而现在只有18到20元！农民因而无法还债，也无法弄到种植稻米和小麦所需的资金。

抵制日货的口号几乎全无实效。自今年1月以来，华北进口的日货迅速恢复到过去全盛期的水平。河南、山西、江苏、河北、甘肃和其他北方省份，市场上的日本商品以前经由天津、上海和汉口进口，现在都改走青岛。青岛的贸易打破了去年9月以前的纪录。青岛输入的很多日本纺织品需要提前四五个月订货。

举3月份的海关报告为证：显然，中国向日本的出口在下降，相反，日本向中国的输入则在上升：

日本不是对中国贸易感兴趣的唯一国家，最近，华盛顿政府命令美国驻华公使约翰逊先生调查中国的金银产量和当前的货币状况，去年11月，国际联盟帮助中华民国政府建立了“全国经济委员会”，南京很快就邀请了欧洲的城市供水、筑路、桥梁建设等方面的专家，南京政府希望通过与国联的这类联系获得国外贷款。(https://www.daowen.com)

至少可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确实处于极为困难的境地。尽管4月1日起提高了糖税，盐税的征收更为加紧，提高了邮资，英国和美国的补偿基金也于今年移交了财政部，最重要的是，推迟了国内公债的偿付期，确定了公债利率并降到了6%；尽管有上述这一切，军事和行政经费仍然短缺。大部分经费用于购买武器和弹药，相比之下，军队里的士兵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政府职员和雇员只得到他们原来薪金的30%或50%，国立大学和其他政府建立的研究机构同样如此。很多人最近被政府部门解职，从而又使失业大军的行列显著扩大。

当国民政府发现发行公债有所不便时，因为这以前即它成立以来的5年中，它已经发行了不少于8亿元的国内公债，它对各省滥发公债采取了坐视态度。例如江苏省目前作出决定，要为战争破坏的地区发行2000万元的公债以建立一笔恢复基金。尽管新设的附加通过税每月可以带来200万元收入，尽管增加的鸦片税能够达到780万元，安徽省政府仍然在2月发行了一笔新的50万元的公债。浙江刚刚提高了商业税的税率，可以比以前增加400万元的税收，却仍然发行了一种省金库债券，约为1000万元。广东于5月1日发行了3000万元的“国防公债”。四川于4月1日发行了200万元面值的公债以整顿重庆的货币流通。3月8日湖北省银行决定发行2000万元的纸币，湖北还发行了一笔公债用于与红军作战，共300万元。山东省最近对盐业征收的附加税每年可收200万元，另有一笔煤业附加税45万元，而山东现在正在募集300万元，以建立所谓的“民生银行”。在山西，省财政更为恶化，省政府对山西本地银行家欠债不下7000万元，4月16日，山西又发行了一笔200万元的省金库债券。绥远省银行和该省几家较大的私人银行有很多公开发行的不可兑现的纸币，像东北那些被作废的纸币一样，这些绥远币也成为压在农民和小商人身上一个沉重的实际负担。

三十年前由法国工程师用法国资金修筑的石太铁路，将在七月或八月归还中国政府，因为债务已全部付清。南京政府的铁道部是把这条铁路抵押出去以修筑另一条由石家庄通往河北沧州的铁路，还是把这条被归还的铁路用于某种非生产性的目的，仍然有待观察。总的来看，铁路在运输和行政管理方面都陷入混乱；铁道部对很多铁路无法控制，尤其是在广东省。在北部各省之外，军阀们一直在干扰正常的运输，同时，列车车厢出现了巨大短缺。铁路营业的无规律已经并且继续给农村生产带来严重的损害，在本文所说的这半年之中，在各省几乎没有完成什么铁路建筑。

不止是贫乏的交通条件阻碍了商业的正常进行，由日军入侵上海造成的钱业危机也为国内贸易增加了很多困难。2月和3月，上海与内地之间的商业几乎处于停顿状态。南京的银行直到4月1日才恢复它们的全部业务。在长江上游城市，例如宜昌，过去每月营业额3万到5万元的大商店，现在每月营业额大幅度下降到5000至8000元。日军入侵上海造成的影响迅速传到了所有南方港口，2月和3月份，广州各大钱庄停止营业；广州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严重贬值。同时100元和100元以上面值的纸币宣布停止兑现。即使是现在，广州银行仍把它们的定期存款的兑付限制在每月20%。

工业下降当然是商业萧条的一个主要因素，南京较大的蛋厂4月份停产；上海有很多火柴厂关闭。由于丝业的衰退，广东有不下于70万人失业。丝业衰退的影响在江浙地区更为巨大。国民政府最近批准了一项补贴，以每担100两的价格收购积压的旧丝，并免除了生丝出口税。所有这些措施对商人都没有多大帮助，对农民帮助更小。当茧产量急剧下降时，某些地方的渔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因为鱼肥的用途减少了。在上海附近一些县占到耕地面积15%—24%的桑树，现在给农民造成巨大的烦恼，因为桑田不大容易改成稻田。

中国16个省的农民还没有从去年的水灾中恢复过来。在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山东和河南，约54%的农田和50%的农业人口受到了1931年大洪水的影响。救灾工作一直没能有效的展开，在很多地方，例如皖北和豫东，春耕完全被忽略。3月和4月，约5000名饥饿衰弱的河南农民进入陕西，寻找新的农业工作。1928—1930年陕西的大灾荒使该省的人口减少了27%。沿津浦铁路南线以及平汉铁路南线各县今春遭遇了旱灾，今年夏季华北中部的平均收成不会超过正常年景的60%。北平到保定一带的收成仅有正常年景的50%；而北平到绥远之间最多有30%的收成。

农业危机和商业停顿使货币和现金从内地各县流入上海，上海现在的储蓄已超过了3亿元。大量的闲置资金存在银行中，几乎没有投资。银元与银两的比价从来没有如此低过。1912年，银元曾经降到它的正常标准0.72两之下。1月底日军入侵上海时，比价已经升到了0.74两。到3月中旬，比价仍为0.71两；而到4月中旬降到了0.70两，4月27日，比价下降到了0.69两。尽管上海的币值如此之低，然而要把它们运往内地省份却要花相当高的费用。在内地省份和上海之间来往的商品量太小了，以至仅靠汇兑无法实现货币的转移。如今从上海到江西省省会南昌之间，1000两银子的运费是438两，比去年提高了50%，由于这样高的货币运输费用，内地省份出售的外国进口货物不得不至少提高售价5%，同样的理由，通过上海运往内地的中国商品也不得不提价。我们可以说，当前，在中国，人们生产的不多，但却必须以很高的代价获得他们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