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总的经济形势
除东北北部、贵州、广西和浙江外,全中国经济均处于停滞状态。
中国资本少得可怜,财政和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商品。外国资本和外国商业,尤其是日本资本比比皆是。
1927年11月和12月北京2200家商店倒闭。仅举居民日常必需的药店为例,1927年北京除一家中药铺外,所有中药铺和大多数西药店亏本。中国生产的享有专利的药品年销售量不及往年的月销售量。
商业状况非常不妙。倒闭的商业企业成千上万,例如1928年1月广州有1900家商店倒闭。此外,经营豆油的商店有40%停业。20—30%的鞋店和30%以上的运输公司歇业。1927年广州市许多大商家亏本,平均每店亏损10万元。
1928年上海有4000多家商店难以为继,47家钱庄关闭。该市北部的钱庄由80家减少到69家,其资本也从1670万元减至1100万元。下述材料可以证明1927年上海商业的衰败。
福建省1927年进口减少,以致白银过剩。福州市场上通常银元与现钞的比价为1∶1060元,如今仅等于910元。
1928年1月1日起倒闭的银行有:
1.盐业银行:汉口、南京和扬州分行。
2.济南通海银行。
3.北京五族商业银行。
4.上海东南殖业银行。
5.上海正华银行。
6.上海信贷银行。
济南的山东商业银行和直隶省银行前不久宣布延期偿付。中国丝绸银行和制茶工业银行1928年1月1日把办公地点迁到北京“使馆区”。根据广州中央银行的命令,1927年11月之前,10%以上的存款未支付给储户。由于1927年4月关于禁止携出黄金的规定,上海各家银行的业务量减少60%。
自1928年起,许多工厂倒闭,如:
1.石家庄织布厂,拥有资本……。
2.苏州市苏纶和苏经棉纺厂。
3.山西丰镇电力公司。
4.上海宏源棉纺厂,拥有180万两资本,4万支纱锭,240台织机,3000工人。
据统计,中国人开办的纱厂正在减少:
作为山西主要农产品的棉花,产量也在下降:
① 1凯季等于600克。
茶叶出口也在减少。1927年上海80余家制茶厂开工不足。
由于人造丝生产的增加,以及同日本和意大利生丝的竞争,中国生丝出口量急速下降。
因此,1927年上海生丝出口仅为2万包,而1926年为6万包。夏季上海100凯季生丝值1300两,而1927年底同样数量的生丝值800两,价格下降达60%。
浙江地方市场生丝年平均价为:
1927年某些地区丝价过低,乃至不够桑叶和劳务的成本。
尽管1927年无锡有8个丝厂亏本,1928年无锡又有4个新的丝厂开始营业。这几个厂兴建于1927年,还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自1926年就围绕丝业赢利问题议论纷纷。
1928年1月开业的新工厂有:天津硫磺厂、青岛肥皂厂、四川面粉厂、顺德电力公司(直隶省),曲阜棉织厂、靖江卷烟厂、上海化妆品厂、罐头厂、无线电厂和卷烟厂,所有这些厂都是小型企业,资金超过50万元的厂一个也没有。大多数开工的厂都负债累累,国有工厂尤其亏本,把它们交给私人企业全无可能。
1928年最后5个月,上海有两家较大的企业开业:“慈幼”人寿保险股份公司,拥有20万元资本,以及国华银行,拥有50万元资本。该行系由来自贫困地区的中国商人开办。中原公司在天津开设地方商店,拥有150万元资本。前不久开始运作。然而,同上海的中国地方商店比较,这个商店并非很大。中国城市的地方商店主要是出售进口商品的中介公司。
中国货币的比价经常变化,发行新币(银行已存有5887万元)将会对中国货币的比价造成更大混乱,因为新发行的银元中含银成分少于老“袁头”,商人们要求上海市场付“袁头”。
“袁头”与“孙头”含银比重
目前“袁头”比价为0.000.375元,“孙头”比价为0.002元。
中国严重的经济形势也反映在交通上,除在“东三省”建筑哈尔滨—海兴(音)、齐齐哈尔—昂昂溪、棉河(音)—三姓等线外,中国未建一条新的铁路。浙江省政府不久前把修建两条铁路的权利交给私人企业,一条长250里,通往安徽省界,另一条525里,通往江西省界,然而,征集股份工作尚未开始。
公路数量在增加。广西近一年半以来已兴建2000里长的公路。贵州用国际援助委员会的资金,建成500里长的公路。由美国人支持的这个委员会还将在河南和山东两省修建公路。
目前,中国公司尚未参加大的航运公司,芝罘的胶东航运公司1928年1月关闭,长江上大约47艘中国船只已有一年多未开航。这段时间的纯收入为1800万元,或更多些,已转到英、美、日的公司。
1927年山东英美烟草公司满足卷烟业的需求不少于70%,价值3000万元。中国最大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满足需求的25%。
天津6家中国纺织厂拥有2300万资本和储备基金,但欠外国资本大量债务。这些厂总共有223000支纱锭,4000工人,年产6700万俄磅纱。其中两个厂已转到日本人手中。
关于日本向南浔线投入资本的数量,可以从其给这条铁路的4笔贷款中看出。
日本资本当然不仅限于东北,而是渗透到长江流域。
郑州是陕西和河南两省的商业中心之一。每年(1921—1924年)经此运出的棉花平均100万担以上。由于内战和铁路交通的中断,1927年仅运输以往数量的1/5。
从郑州至汉口运一担棉花价格之高,我们可以根据中国《北方经济》杂志(北京,1928年4月1日第2卷第9期)公布的材料进行分析。以往从郑州到汉口一担棉花的运费为1.9元,现在呢?运输公司实行垄断制后,每担运费为5.90元,还不时涨到每担7元。平均起来,高运费加其他费用,一担棉花运费15.37元。
目前,陕西棉花39元左右,河南的好棉花49.50元左右。陕西或河南棉花每担的运输费占上海棉花售价的31%—40%,尽管郑州至汉口的铁路是政府所有,而不是某个私人康采恩所有。
资料来源:
1928年7月25日南京《红星新报》第102期。
[1]本标题下的9篇短文原载《国际农业研究所通讯》(莫斯科)1928年第1—14期。
[2]1926年7月21日《犁》杂志第11期。
[3]1927年12月22日,北京《顺天时报》。
[4]1927年12月12日,北京《晨报》。
[5]1927年12月20日《顺天时报》。
[6]原编者注:“大刀会”遍布东三省东南,就其性质而言近似北方的“红枪会”。“大刀会”和“红枪会”的阶级基础和宗旨完全不同于“农民协会”,后者于1926至1927年曾在广东、湖南、湖北和华南、华中一些省份组织起一个稠密的网。阶级基础和宗旨不同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华中华南主要是佃农,而华北和东北是自耕农。同时,“农民协会”主要是反对地主、争取土地,而“大刀会”主要是反对土匪、军阀的苛捐杂税和暴力,反对军阀造成的混乱,争取一个平安的生存环境。
有些地方农民运动已发展成为针对抗税、不参加护村活动的高利贷者和豪绅的斗争。
[7]一担等于60.453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