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C.卡特
亲爱的卡特先生:
您昨天垂询的两件事,我的答复如下:
我并不确知比尔所指的俄文材料是什么。不过我倾向于认为它不会是有关中国和日本农民问题的俄文研究资料,因为这类用俄文发表的材料本身来源于中文和日文出版物。因此,作为数据材料,通过俄语获取几乎毫无意义。甚至原文本身就是俄语的文章,在此类研究中也已经可利用日文和中文的翻译。日本人反应敏捷,不仅在翻译俄语文章方面,而且在全文翻译像我用过的那些材料方面。
我想比尔指的很可能是苏联农业方面的材料,目的在于显示集体化能够而且已经得到了实现,特别是在比罗比詹和普里莫尔斯卡亚的稻作农场上。
如果您想阅读一些“新近出版的关于美国佃农的重要著作”,这类著作如:
鲁珀特B.万斯:《南部人类地理学:棉花种植中的人类因素》
沃尔特·威尔逊:《美国的强迫劳动》
查尔斯S.约翰逊:《种植园的阴影……》(https://www.daowen.com)
当然是不可缺少的总体性描述。另有一类极好的材料,如1916年起尤其是1933年起的农学系出版物:北卡大学对两县的统计调查(阿瑟·雷珀:《农民导论》,1936年出版);理论性研究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美国的内战》,列宁的《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收入列宁论美国书中);以及或多或少带有争论性的文献,如艾伦的《美国的黑人问题》和诺曼·托马斯的《美国人性剖白》。
不过我想说,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在浏览了上面列举的文献之后就会明白,尽管美国南部的佃农处境悲惨,美国和中国佃农状况之间的区别仍是如此地带有根本性,他们仍分别代表了两种类型的农业经济。美国的产棉区域处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体结构中,而中国则几乎完全植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例如,我们试问,为什么中国目前不可能有像在华尔街金融支持下的美国南部那样的农业出口;再者,为什么不可能像在罗斯福政权之下那样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救济行政?然后,还要看到这两个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发展趋势:在美国南部,佃农中存在着一种成为农场工资劳动者的显著趋势,而在中国,这个趋势刚好相反,即现金工资减少,而回复到实物工资。
至于对作为彼此分离的现象的痛苦的农民状况进行国际性的比较研究,选择那些存在于罗马尼亚、匈牙利、或巴西的地方是否更适当?但我并不是在建议作这样的比较,因为此类比较的价值和效果尚不能无疑。
在翻阅比尔给我的来信时,我注意到他在写于2月12日的一封信中说:“一天,我与阿尔斯伯格博士谈起您的手稿,提到了在这个时候出版它在政治上是否明智的问题。他说,他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妨碍我们出版。”
翰 笙
1938年3月9日
[1]此信收于《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分委会对国内安全法及其他有关国内安全的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前的听证会——第82届国会关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第二次会议》,第8部分,陈列号:457,第2889—2890页。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