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下同），第596页。
起初，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经营的前提。它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为产品创造了市场，部分地是因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价物，为生产提供了新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并由此开创了一些生产部门，它们一开始就以商业为基础：既以替市场和世界市场生产为基础，也以世界市场造成的生产条件为基础。一旦工场手工业（尤其是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而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不断扩大的大量生产，会使现有市场商品充斥，因此，它不断扩大这个市场，突破它的界限。限制这个大量生产的，不是商业（就它仅仅反映现有需求而言），而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业资本家总是面对着世界市场，并且把他自己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以前，这种比较几乎完全是商人的事，这样就保证了商业资本对产业资本的统治。
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下同），第375—376页。
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人们把它叫做社会财富，“国民财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考察社会分工，把社会分工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同这种着重量和交换价值的观点截然相反，古典古代的著作家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403—404页。
……英国自上一世纪中叶以来所发生的变革，却比其他任何国家所发生的变革都具有更重大的意义；这种变革愈是无声无息地进行，它的影响也就愈大；因此，在实践上它一定会比法国的政治革命或德国的哲学革命更快地达到目的。英国发生的革命是社会革命，因此比任何其他一种革命都更广泛，更深刻。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同时也无不在这一革命的影响下发生某些变化。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这场社会革命在英国已经进行了七八十年，目前正在迅速地向着决定关头迈进。
18世纪是人类从基督教把它投入的那种分裂涣散的状态中重新聚合起来的世纪；这是人类在走上自我认识和自我解放道路之前所走的一步，可是正因为它是这样的一步，所以它仍然是片面的，它还不能摆脱矛盾。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得到清理，它们有了头绪，有了分类，彼此间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了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18世纪以前根本没有科学；对自然的认识只是在18世纪（某些部门或者早几年）才取得了科学的形式。牛顿由于发明了万有引力定律而创立了科学的天文学，由于进行了光的分解而创立了科学的光学，由于创立了二项式定理和无限理论而创立了科学的数学，由于认识了力的本性而创立了科学的力学。物理学也正是在18世纪获得了科学性质；化学刚刚由布莱克、拉瓦锡和普利斯特列创立起来；由于地球形状的判明和人们的无数次的旅行（旅行这种活动只是到了这时候才开始为科学服务），地理学被提高到科学水平；同样，自然历史也被毕丰和林耐提高到科学水平；甚至地质学也开始从它过去所陷入的荒诞假说的深渊中逐渐挣脱出来。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这种思想的根据是认为以上所有这些科学部门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可是它还不能够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而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历史学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世界史方面的卷帙浩繁的书刊，这些书刊固然还缺乏批判并且完全没有哲学的分析，但这毕竟不是从前那种被时间地点所局限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是以人作为基础了，政治经济学为亚当·斯密所改造。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是上述各门自然科学形成过程的产物。
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6—657页。
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第一个结果，上面已经谈过，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各种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由于私有制作祟，这些本应属于全人类的力量便为少数富有的资本家所独占，成为他们奴役群众的工具。商业吞并了工业，因而变得无所不能，变成了人类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个人的或国家的），都被归结为商业关系，或者换句话说，财产、物成了世界的统治者。
财产的统治必然要先向国家进攻，并摧毁它，或者，既然财产没有国家不行，那末至少也要把它挖空。产业革命时亚当·斯密就着手进行这种挖空工作，他在1776年发表了自己关于国民财富的本质和成因的著作，从而创立了财政学。
恩格斯：《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4—675页。
被斯密和李嘉图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是一种十八世纪鲁滨逊式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这种鲁滨逊式的故事决不象文化史家设想的那样，仅仅是对极度文明的反动和想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Contrat social〔社会契约论〕，也不是奠定在这种自然主义的基础上的。这是错觉，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式故事的美学的错觉。这倒是对于十六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后者在过去历史时代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更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结合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是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下同），第733—734页。
因为历史地出现的政治经济学，事实上不外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经济的科学理解，所以，与此有关的原则和定理，也能在例如古代希腊社会的著作家那里见到，这只是因为一定的现象，如商品生产、贸易、货币、生息资本等等，是两个社会共有的。由于希腊人有时也涉猎于这一领域，所以他们也和在其他一切领域一样，表现出同样的天才和创见。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
马克思：《<批判史>论述》，《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下同），第249—250页。(https://www.daowen.com)
……，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是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75页。
权利的公平和平等，是十八、十九世纪的资产者打算在封建制的不公平、不平等和特权的废墟上建立他们的社会大厦的基石。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之间自由交换，这些——正如马克思已经证明的——就是现代资产阶级全部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意识形态建立于其上的现实基础。
恩格斯：《马克思和洛贝尔图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下同），第210页。
在我们看来，所谓“经济规律”并不是永恒的自然规律，而是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现代政治经济学大全，只要是由经济学家正确地客观地编纂出来的，对我们来说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规律和条件的总汇，一句话，是这个社会的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抽象的描述和概括。因此，在我们看来，任何一个只要是表现纯粹资产阶级关系的规律都不是先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而存在的；那些或多或少地对过去的全部历史起过作用的规律则仅仅表现了以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为基础的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关系。所谓李嘉图规律就属于前者，它无论对农奴制或对古代奴隶制都是不起作用的；……
恩格斯致弗·阿·朗格的信（1865年3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469—470页。
现代工业体系即依靠用蒸汽发动的机器的生产，就是在保护关税制度的卵翼之下于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中在英国发展起来的。而且，好象保护关税率还不够似的，反对法国革命的几次战争又帮了忙，确保了英国对新工业方法的垄断。英国的战舰割断英国在工业上的竞争者同他们的殖民市场之间的联系达二十多年之久，同时又用武力为英国贸易打开了这些市场。南美各殖民地脱离了它们的欧洲宗主国，英国侵占了法国和荷兰的所有最重要的殖民地，印度被逐渐征服——这就把所有这些广大领土的居民变成了英国商品的消费者。于是，英国在国内市场上实行的保护关税制度，又用在国外对它的商品的一切可能的消费者实行自由贸易作了补充。由于两种制度的这样巧妙的结合，到战争终了时，即1815年，英国就已经成了一切最重要的工业部门的世界贸易的实际垄断者。
在战后的和平年代中，这种垄断权力继续扩大和加强。英国在战争时期所取得的优势逐年增长；看来，它把它的一切可能的竞争者愈来愈远地抛在后面了。使输出工业品的数量不断增长，实际上成了关系这个国家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它的道路上看来只有两个障碍：其他国家的禁止性立法或保护关税立法以及输入英国的原料和食品进口税。
于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重农学派及其英国继承者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自由贸易学说，就在约翰牛的国家里流行起来。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对工厂主说来是不需要的，因为他们打败了一切外国竞争者，他们的生存本身也依赖于出口的扩大。在国内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只有利于食品和原料的生产者，只有利于有农业收入的人，在英国当时的条件下也就是收地租的人，即土地贵族。而对于工厂主，这种保护关税制度是有害的。由于征收原料税，用这种原料加工的商品的价格便提高了；由于征收食品税，劳动的价格便提高了；保护关税制度使英国工厂主在这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外国竞争者处于不利的地位。而由于其他所有国家主要是向英国输出农产品并且主要是从英国输入工业品，所以，废除英国对谷物和原料的保护关税，一般地说同时也就是呼吁其他国家废除，或者至少是降低英国工业品的进口税。
经过长期的、剧烈的斗争以后，英国的工业资本家取得了胜利，他们在当时实际上就已经是全民族的领导阶级，他们的阶级利益当时被认为是主要的民族利益。土地贵族被迫让步。谷物税和其他原料税被废除了。自由贸易成了风行一时的口号。当时英国工厂主及其代言人即政治经济学家的下一个任务是，使其他一切国家都改信自由贸易的宗教，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而其他一切国家则成为从属的农业区。
恩格斯：《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14—415页。
最后，资本不断从一个生产部门流入另一个生产部门这个前提，这个李嘉图的基本前提，无非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这样一个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还没有建立的地方，这个前提就不存在。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下同），第266页。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列宁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第5页。
马克思在关于李嘉图地租理论的历史条件一节中说道，李嘉图和安德森“都是根据在大陆上的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观点出发”。他们认为“妨碍在土地上自由投资的土地所有制根本不存在”。骤然看来，这是一个矛盾，因为人们都认为正是英国特别完整地保存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马克思解释道，正是在英国，资本“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无情地对待传统的农业制度”。就这方面来说，英国是“世界上最革命的国家”。“历史上留传下来的一切关系，只要同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相矛盾，或者同这些条件不相符合，那就会被无情地一扫而光：不仅改变村落的位置，而且消灭村落本身；不仅消灭农业人口的住宅和居住地，而且消灭农业人口本身；不仅消灭历来的经济中心，而且消灭这种经济本身。”马克思继续说道：“在德国人那里，经济制度是由村社土地（Feldmarken）的传统关系，由经济中心的位置，由某些人口聚居的地点来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历史上的农业制度是从15世纪起逐渐由资本造成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洗土地”）这个英国术语，在大陆上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听不到的。《clearing of estates》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完全不顾定居的居民，把他们赶走；完全不顾原有的乡村，把这些乡村化为平地；完全不顾农业建筑物，把它们全部拆毁；完全不顾原有的农业种类，一下子把它们改变过来，比如，把耕地变成了牧场，总之，根本不采用那些传统的生产条件，而是在历史上按一定形式创造了这种条件，使之在每一场合都符合最有利地运用资本的要求。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土地私有制的确不存在，因为这种私有制使资本家（农场主）可以自由经营，只求获得货币收入。波美伦地主”（马克思指的是洛贝尔图斯，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把他的地租论驳得体无完肤）“在头脑里只有祖传下来的村社土地、经济中心、农业管理局等等，因此，听到李嘉图对于农业制度发展的‘非历史的’见解，可能惊讶万状”。事实上，“英国的条件是现代土地所有制，即被资本主义生产改变了的土地所有制得到最完美发展的唯一条件。在这点上，英国的理论（即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对于近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经典的理论”。
列宁：《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列宁全集》第15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第115—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