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特点

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特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道：“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9页上说道：“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

马克思：《<批判史>论述》，《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49页。

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8页注（32）。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古典派如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从他们的观点看来，参加这一斗争并专心致力于这一狂热活动的无产阶级只是经受着暂时的偶然的苦难，并且它自己也把这些苦难当做暂时的。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下同），第156页。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这完全适应于这样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的理论表现就是这种社会科学。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21页。

虽然到十七世纪末，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一些天才的头脑里产生了，可是由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做了正面阐述的狭义的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十八世纪的产儿，它可以和同时代的伟大法国启蒙学者的成就媲美，并且也带有那个时代的一切优点和缺点。我们关于启蒙学者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伸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4—165页。

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如果说最发达语言的有些规律和规定也是最不发达语言所有的，但是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那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而忘记这种差别，正是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所在。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下来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下来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的话。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35页。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经济学家所以说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天然的，是想以此说明，这些关系正是使生产财富和发展生产力得以按照自然规律进行的那些关系。因此，这些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这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以前所以有历史，是由于有过封建制度，由于在这些封建制度中有一种和经济学家称为自然的、因而是永恒的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完全不同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53—154页。

虽然从本质上来看，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建筑在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上，而且建筑在对农民、手工业者的剥夺上，一般地说就是，建筑在剥夺以直接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条件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虽然已经实行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着这种私有制和建筑在这种私有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被扬弃，从而这种直接生产者在资本集积（集中）之下的被剥夺，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虽然这个剥夺过程作为暴力的行动部分地引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这个剥夺过程以后在clearing of estate〔清除地产〕中又不断重复着；——但是，不仅资本主义生产方本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法哲学等），而且资本家本人在自己的观念中，都喜欢把自己的所有制方式和占有方式（这种方式在自己的进展中是建筑在他人劳动的占有上的，而且这种方式是把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作为自己的基础的）跟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混同起来：这种生产方式恰恰相反，它是以直接生产者对自身生产条件的私有制为前提的（在这种前提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和工业等之中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喜欢把对资本主义占有形式的任何侵犯都说成是对这种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侵犯，说成是对一切所有制的侵犯。把对劳动群众的所有制的剥夺说成是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生活条件，当然总是要发生很大的困难。（然而在这种形式的私有制之下，至少总是包含着单纯被家长驱使与剥削的家庭成员的奴隶制。）所以从洛克到李嘉图的一般法律观念都是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观念，而他们所阐述的生产关系则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是：在这两种形式中买者与卖者的关系在形式上始终是一样的。在所有这些作者身上都可发现两重性的东西：

（1）他们在经济上都反对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都证明对群众的剥夺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

（2）在意识形态上和法律上，都把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硬搬到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基础的所有制之上。

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下同），第155—156页。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3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换句话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

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下同），第457—458页。

古典经济学家在其学说中所指的是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把工人阶级的存在看做一种不言而喻的事实，……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下同），第103页。

国民经济学从私有制这个事实出发。但它不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那贯穿在现实界里面的私有制底物质过程装在一般的抽象的公式里面，并且把这种公式当作规律来通用。

它不理解这种规律，换言之，它指不出这些规律怎样从私有制底本质中产生出来。国民经济学关于劳动和资本底分离，关于资本和土地底分离底根据拿不出任何启示来告诉我们。

例如，当它确定工资和资本利润底关系时，它把资本家底利益作为最后的根据，这就是说，它把应当展开的东西隐藏起来了。到处都有竞争侵进去。竞争被人用外部的种种情形来说明着。究竟到什么程度为止，这些外部的，似乎偶然的情形只不过是一个必然发展底表现而已呢？关于这个问题国民经济学对我们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们已经看到甚而交换本身对它也好象是一个偶然的事实。国民经济学推着唯一的两个车轮前进，那就是贪欲和贪欲者们底战争——竞争。

正因为国民经济学不理解运动底联系，因此，一再把竞争底教说和垄断底教说对立，把营业自由底教说和封锁性社团底教说对立，把土地分割论和大土地所有论对立，于是把竞争、营业自由、土地分割等仅仅当作垄断、封锁性社团和封建所有制底偶然的故意的勉强的后果，而不当作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的后果来展开和理解。

因此，我们现在不得不对于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土地三者底分离之间本质的联系进行理解，不得不对于交换和竞争，对于价值和人类底价值丧失，对于垄断和竞争等等，对于和货币制度一起来的整个疏远化进行理解。

我们不象国民经济学家说明问题时那样置身于空想的原始状态。这样一个原始状态说明不了问题。他只不过把问题推到灰色的有云雾的远处去了而已。他把他应当展开的东西即把两个东西例如分工和交换底必然关系隐蔽在事实、事件底形式中去了。正如神学用原罪来说明罪恶底起源一样，他把他应当说明的东西当作一个事实隐藏在历史底形式里面了。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51—52页。

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非常有趣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象是土地占有者的一个租户。卡列也夫先生根本不对，他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和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象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给他的名著所写的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象魁奈所做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致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信（1879年4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343页。

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把那既无资本又无地租、纯粹靠劳动——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来生活的无产者仅仅当作劳动者来考察是自明的。因此，国民经济学可以设立一个命题，说劳动者为了能够劳动起见，必然象一匹马一样获得食料。国民经济学并不在他不劳动的时间中，把他当作人来考察劳动者，反而，把这种考察委托给刑事审判、给医生、给宗教、给统计表、给政治和给乞丐监视者去做。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2页。

具有真正斯密精神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家只看成人格化的资本，看成G—W—G，看成生产当事人。但究竟谁来消费产品呢？工人吗？不，不是工人。资本家自己吗？那他就成了大消费者、“有闲者”，而不是资本家了。土地租金和货币租金的所有者吗？但他们不会把他们消费的东西再生产出来，因而只会损害财富。不过，在这种把资本家只看做现实的货币贮藏者，而不是看做象真正货币贮藏者那样的幻想的货币贮藏者的矛盾看法中，有两点是正确的：（1）资本（从而也就是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只被看做促使生产力和生产发展的当事人；（2）这里表现了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对这种社会具有意义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不是享受，而是财富。当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还没有学会把剥削和消费结合起来，还没有使享用的财富从属于自己时，享用的财富对它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278—279页。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1]“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2]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它对财富分娩的痛苦从来不迷惑，但对历史必然性悲叹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它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的历史职能。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2—653页。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81—782页。(https://www.daowen.com)

现代经济学家不断与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这多半是因为这种主义粗野而坦率地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支配。李嘉图曾在什么地方（尽管他是用来达到错误的目的）说过：即使在闹饥荒的时候，输入谷物也不是由于国民挨饿，而是由于谷商要赚钱。因此，政治经济学在批判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时，攻击这种主义是一种纯粹的幻想和完全虚构的理论，不承认它是自己的基本原理的野蛮形式，那是错误的。此外，这种主义不仅在历史上保留着它的权利，而且在现代经济的一定领域中也完全享有它应得的权利。在财富采取商品这个原素形式的资产阶级生产过程的一切阶段上，交换价值采取货币这个原素形式，而在生产过程的一切阶段，财富总是不断有一刹那再回到商品这个一般原素形式。甚至在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经济中，金银作为货币的这一特殊职能（不同于其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也没有取消，而只是受到限制。因此，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还保留着它们的权利。金银作为社会劳动的直接化身、因而作为抽象财富的存在而与其他普通商品对立这种旧教式的事实，自然有伤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新教式的point d'honneur〔体面〕，资产阶级经济学由于唯恐染上货币主义的偏见，长期对货币流通现象失去判断能力，下面的叙述就表明这一点。

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货币只是在它作为流通中的结晶体的形式规定性上来认识；与此相反，古典经济学把货币首先在它的流动形式上，作为在商品形式变换本身内部产生而又消失的交换价值形式来理解，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49页。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里所阐述的一切规律，只有在贸易的一切束缚都被解除、竞争不仅在某一个国家内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绝对自由的前提下，才是完全正确的。自由贸易实行得愈广泛，亚当·斯密、萨伊和李嘉图所阐述的这些支配物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就愈加灵验、愈加准确，愈不会是空洞的抽象。而且学者们在谈到任何经济学问题时，总是一再地告诉我们，他们所有的结论，都是建筑在贸易将摆脱迄今尚存的一切桎梏而获得解放这一前提上面的。他们遵循这样的方法完全正确。因为他们不是采取任意抽象的办法，而只是在分析的时候把一些偶然的情况摈弃掉。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等人，对于未来的社会比对于现存的社会知道得更清楚。他们对于未来比对于现在了解得更多。如果你们想读一下有关未来的书籍，那就请你们翻开亚当·斯密、萨伊、李嘉图的著作看看。你们会发现，他们的著作无比明确地写出了在彻底的自由贸易统治之下等待着工人的是些什么。譬如你们请教一下象李嘉图这样独一无二的权威学者。

恩格斯：《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布鲁塞尔会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4页。

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表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

马克思：《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55页。

我们知道，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竞争是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是它最宠爱的女儿，……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1页。

竞争的对面就是垄断。垄断是重商主义者战斗时的呐喊，竞争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厮杀时的吼叫。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2页。

古典经济学把劳动能力的变动性和资本的流动性假定为公理；既然这种变动性和流动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顾一切障碍（这些障碍大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坚决贯彻下去的趋势，古典经济学就有权这样做。为了纯粹地表现政治经济学的规律，可以把各种摩擦抽象掉，这正象在纯粹的机械中可以舍去在使用这种机械的每一特殊场合所要克服的各种特殊摩擦一样。

马克思：《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第77—78页。

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就象资产阶级本身在其发家时期一样，曾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国家机器等等。后来它理解到——这在它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来——并且根据经验认识到，这种继承下来的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非生产的阶级的社会结合的必要性，就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生出来的。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68页。

……这些经济学家[3]埋怨说，国家的干涉、暴力的干涉歪曲了经济方面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及其作用。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6—167页。

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

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

马克思：《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39—140页。

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都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政治经济学的革命也是这样，它未能克服对立。……政治经济学没有想到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所以新的政治经济学只有一半是进步的；它不得不背弃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自己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主义精神得出来的结论。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7页。

现在我们完全站在国民经济学家底立场上，依照他来把劳动者底理论的和实践的要求比较一番。

他告诉我们，说原来并且按照概念，劳动底全部生产品属于劳动者。然而他同时说在现实中生产品底最小的和最不可缺少的部分才进到劳动者手中去；只有那么多作为必需，他不是靠它来象人那样地生存而是靠它来象劳动者那样地生存，他不是靠它来繁殖人类，而是靠它来繁殖劳动者底这个奴隶阶级。

国民经济学家告诉我们说，一切可以用劳动来购买，并且说资本不外是积聚起来的劳动，然而他同时告诉我们说，劳动者不仅远不能购买一切，而且还不得不出卖自己本身和他的人性。

懒惰的土地所有者底地租大致要达到土地生产物底三分之一，营业的资本家底利润达到货币利息底两倍，然而劳动者在最好的场合中挣得的份额至多会使他在四个孩子里面有两个饿死。

依照国民经济学家底意见，劳动是人类用来增加自然生产物底价值的唯一的东西，因为劳动才是人类底活动的财产，但依照同一个国民经济学家底意见，那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凭着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底资格完全成了有特权的和懒惰的神仙们，到处比劳动者居优势，向劳动者制定法律。

依照国民经济学家底意见，劳动是事物底唯一不变的价格，然而比劳动（力）底价格更偶然的东西，比劳动（力）底价格遭到更大变动的东西是再也没有了。

分工提高着劳动底生产力，提高着社会底富裕和华丽，然而分工使劳动者贫困到变成机器。劳动引起资本底积聚和社会福利底增进，然而劳动使劳动者越来越依赖于资本家，把劳动者投到更大的竞争中去，把他驱逐到过度生产底狩猎中去，在过度生产之后会跟来一个同样厉害的沉滞。

依照国民经济学家底意见，劳动者底利益决不会和社会底利益对立，然而，社会经常地和必然地和劳动者底利益对立。

依照国民经济学家底意见，劳动者底利益决不会和社会底利益对立，因为（一）工资底上升可由劳动时数底缩减和上述其他许多结果来补偿还有余，并且因为（二）对社会来讲，那末，总生产物就是纯生产物，并且所谓“纯”只不过对私人才有意义。

然而，假如说劳动本身不仅在现在的条件下而且在这个限度内一般地说劳动底目的是财富底单单的增加，那末，我说，这种劳动本身是有害的，不幸的，这是从国民经济学家底许多展开中得出的结论，虽然他并不知道这个结论。

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第10—12页。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745页。

把私有制关系当作合乎人性的和合理的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和自己的基本前提——私有制——发生矛盾，这种矛盾正象神学家所碰到的矛盾一样：神学家经常按人的方式来解释宗教观念，因而不断地违背自己的基本前提——宗教的超人性。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中，工资最初看来是同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相称的份额。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彼此处在最友好的、互惠的、好象是最合乎人性的关系中。后来却发现，这二者是处在最敌对的、相反的关系中的。最初，价值看起来确定得很合理：它是由物品的生产费用和物品的社会效用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价值纯粹是偶然确定的，它无论和生产费用或者和社会效用都没有任何关系。工资的数额起初是由自由的工人和自由的资本家自由协商来确定的。后来却发现，工人是被迫同意资本家所规定的工资，而资本家则是被迫把工资压到尽可能低的水平。强制代替了立约双方的自由。在商业和其他一切经济关系方面的情形也都是这样。有时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感觉到这些矛盾，而且揭露这些矛盾成了他们之间的斗争的主要内容。但是，在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这些矛盾的情况下，他们自己也攻击表现在某种个别形式中的私有制，把私有制的某些个别形式斥责为本来合理的（即他们认为合理的）工资、本来合理的价值、本来合理的商业的伪造者。例如，亚当·斯密有时攻击资本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攻击银行家，西蒙·德·西斯蒙第攻击工厂制度，李嘉图攻击土地所有制，而几乎所有近代的经济学家都攻击非产业资本家，即仅仅作为消费者来体现私有制的资本家。

所以经济学家们有时候，特别是在他们攻击某种特殊的损人利己的犯罪行为的时候，例外地维护经济关系上的合乎人性的外观，但在大多数场合下，他们恰恰是从这些关系同人性显然有区别的方面，从严格的经济意义上来把握这些关系的。他们总是不自觉地在这个矛盾中徘徊不已。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下同），第39—40页。

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唯一的肯定的进步就是探讨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这种政治经济学确实包含着这些规律，虽然这些规律还没有成为最后的结论，还没有清楚地表述出来。

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9—6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