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导言
〔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美〕詹尼弗·达尔·斯莱克
本书收录的是斯图亚特·霍尔于1983年夏天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教学研讨会上的讲稿，这个研讨会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的解释：限度、前沿、边界”，由凯瑞·尼尔森（Cary Nelson）和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主办，研讨会后还举办了一个学术会议。这个教学研讨班（6月8日至7月8日）和学术会议（7月8日至12日）对于塑造文化理论在文化研究、传播学、文学理论、电影研究、人类学与教育学之中，以及在这些学科之间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教学研讨会举办了多个研讨班，主讲人包括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弗里德雷克·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朱丽叶·勒萨热（Julia Lesage）、盖亚·彼得洛维奇（Gajo Petrovi）、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以及一些伊利诺伊大学的教师：A.贝尔顿·菲尔兹（A.Belden Fields）、劳伦斯·格罗斯伯格，以及理查德·施哈特（Richard Schacht）。参加此次教学研讨会的成员包括来自美国和好几个其他国家的学生和教师。随后的学术会议则吸引了五百多位学生和教师，会后出版的会议文集（Nelson and Grossberg，1988）收录了会议上许多跨学科讨论的发言，其中包括霍尔的《花园里的蟾蜍：理论家中的撒切尔主义》（The Toad in the Garden：Thatcherism among the Theorists）（pp.35-73）。今天，文化理论在美国的样态——其阐释、方向、研究和教学——至少要部分归功于那个暑假的研讨会和那本文集，它们反映了参加研讨班和学术会议的知名学者和青年学者之间的广泛互动，就马克思主义对当时文化理论所做贡献的重要性和多样性达成了共识。
这些事件被赞誉为文化研究史上格外重要的时刻。因为，尽管当时在美国（以及英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已经有一些人在从事文化研究，尽管霍尔此前也曾在美国偶尔发表过学术演讲，但是这个教学研讨会赋予了霍尔和英国文化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第一个持续曝光的机会。研讨班刚开班时，只有很少几位学者了解霍尔以及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的工作，但是研讨班很快就吸引了数百位学生和教工，有些人甚至开车几小时赶来参加。课程非常精彩，所有课程的氛围都扣人心弦。大家都感到自己正在经历着一个理论的发展，正在经历着文化研究的产生过程。这些讲座以精妙而又激动人心的方式促动了文化研究在美国的蓬勃发展。
霍尔是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在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招聘的第一人。1969年，霍加特接受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职位，离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霍尔开始担任中心主任。1980年，霍尔接受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职位，离开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1983年夏季之前，研究中心和霍尔的重要贡献是使得文化研究在一些有名望的公立大学中得到了诸如传媒研究与教育之类的小学科的认可，但还没有受到精英私立大学的关注。研究中心早期在工人阶级文化、媒介、新闻与通俗文化、亚文化、意识形态、符号学，以及现在非常经典的种族主义及新保守主义（特别是霍尔等人著的那本预言了撒切尔主义的兴起的《危机政治化》［Hall et al.，1978］）方面进行了很多研究，但英国以外的地方对这些研究知之甚少。尽管霍尔已经成了文化研究的旗帜性人物和最重要的代言人，英国以外还是很少有人知道他，也几乎无人了解文化研究。
在这八次讲座中，霍尔展示了从他自己的角度所观察到的英国文化研究的发生发展史。事实上，这是第一次有人严肃地讲述该中心的文化研究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然而事实也不尽然，或者说不仅如此，就像霍尔几年之后在1988年所写的前言中所说的那样。这些讲座绝不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历史，因为它们没有充分表现出中心在1970年代所进行的重要的经验研究以及构成中心核心的不同研究小组的贡献。它们基本只是把中心视为一个管理和组织实验的空间，一个为学术研究提供可能条件的空间。它们也未涉及那些构成了中心日常生活的重要部分的关键的、热烈的政治论辩和不同见解，而这些讨论常常把中心与伯明翰（在较小的范围内，还有与伦敦和其他地方）的政治和艺术活动联系起来。
相反，这些讲座提供的是一部理论的历史。然而，尽管如此，这些讲座也不可能全面反映英国文化研究丰富的理论资源、挑战、协商，不可能反映那些或被接受或被拒绝的道路，以及那些构成了英国文化研究之结构与历史的进展。例如，我们很难忽视这些讲座中女性声音的遗漏。到1983年，父权制对亚文化理论的影响面临着重大的理论挑战，而女性主义者对接合理论（theorizing articulation）有重要贡献。平静的文化研究的理论史在当时已经发展得比较复杂、不平静。它每时每刻都受到争议——一些观点被接受又被拒绝，另有一些观点与之并存，还有一些观点与之公开对抗。因此，没人有足够的资格来讲述这个故事，就连霍尔也不行。此外，这些讲稿当然也会受到研讨班和学术会议主题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解释的贡献。
这个集子也是一部被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称为“多样性的胜利”（the diversity that won）的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段已经成为英国文化研究的主导性道路的历史。这个故事开始于霍尔自己在中心的发展，到这个版本的故事结束的时候，与其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不如说它是关于中心历史的故事，用霍尔描述理论工作的话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天使摔跤”的故事。但这是一个双重意义上与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词产生之前）相遇的故事。一方面，文化研究的根源——无论是在学术上还是政治上（新左派）——都被清晰定义为抵抗主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的政治。新左派和文化研究都在寻求另外一种批判的唯物主义实践和社会主义政治的形式。另一方面，文化研究最早的重要理论资源是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著作，而那是威廉斯在走出马克思主义的壁橱（Marxist closet）之前的著作，那时的威廉斯也还不知道有其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的方式。(https://www.daowen.com)
霍尔显然熟知这一切。他知道自己是在构建一段故事，他要照原样把它制造出来，让它配得上中心的同事们为了把他们宣称的文化研究做出来所付出的努力。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这个系列讲座描述为一部“理论史”，这里的历史包含着“将真实虚构化”的自我意识。这也是一个提前结束的叙事，因为它不是在讲座结束时才停笔的，而是稍早在霍尔离开中心时就结束了。因此，当我们与霍尔商量要出版这些讲稿时，他说他想把这里面的故事内容扩展更新一下，又说他对那些没有被讲演所包含的文化研究的发展，已经多少有些认同，特别是有关后结构主义、主体性，以及与女性主义相关的发展。应该指出，后来霍尔的确扩展了这个叙述——在此过程中进行了较大的修订，这一点体现在他在1988年“文化研究的现在与未来”的学术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发言后来以“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Hall，1992）为题发表。
以上所讲都会引向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等了三十年，这些讲座才得以见光发表？或者更让人难过一点地说，为什么它们在霍尔去世后才得以发表呢？当我们刚开始与霍尔讨论出版这些讲座内容的时候，他起初不太确定，后来仅同意将它们作为历史档案发表，即把它们视作某一特定时刻的产品，一个在某一特定时刻从特定角度构建的故事，这种讲述的方式造成了它的人为的结束，仿佛是已经结束了，或者说仿佛它们的历程已经被确定。霍尔是评论家，这不是秘密。评论是针对一些特定的学术讨论的介入，对一些特定的历史政治语境的介入。他们并不创造固定或普遍的立场，这些不是终极的论断，因为它们总是暂时性的，总是对修改敞开，因为总有新的学术资源出现，历史语境会变化，权力关系（支配与反抗，限制与抵抗）会面临新的挑战等。这是霍尔的思路。这本书的暂时性是不同的：它暗示了一种霍尔总是想规避的封闭和确定感。所有有他的名字出现的都是一些他编辑的书，或是与人合编的书，只有一本例外：在他的朋友马丁·亚科斯（Martin Jacques）——《今日马克思主义》的编辑——的说服下，霍尔出版了《艰难的更新之路》（The Hard Road to Renewal，1988）。这是一本关于撒切尔主义的论文集，讲的是在一个确定的时刻，带着一个确定的目的，撒切尔主义介入了开启左派和工党的未来方向的讨论。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尽管不少知识分子满足于关于经验描述的必要语境的说法，我们要认识到，用同样的语境观去理解作为工具或介入的理论（及概念）并不容易。霍尔对此特别警觉，特别是当他看到美国学术界对理论的迷恋和偶像化（这是霍尔自己的说法）时更是如此。这些人相信自己的工作就是去寻找正确的理论，一旦找到理论这把钥匙，就能解开所有社会现实的秘密。理论的语境性正是霍尔在这个系列讲座中十分强调的（他非常优雅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相信，这也是他坚持要为这个系列讲座写一个前言的原因。他不希望读者认为他自以为提出了正确的理论，即使是对文化研究，甚至英国文化研究，他都不希望读者有这样的误解。他不希望读者认为他讲述的就是文化研究的真相，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采用什么理论资源，或者应该走上什么样的一条理论道路。相反，他所描写的是一个不能脱离英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演进方式。让我们搞清楚这一点：霍尔的意思并不是说文化研究就是英国的或者说只能是特别的英国的领域，他的意思是，他只能从英国的语境出发讲述文化研究的发展。他并不是说，这些就必然是文化研究的理论构成，只不过这些是当时可用的理论资源。他并不是在说，这些特别的争论就一定构成了文化研究，而是说文化研究就是在不断理论化，不断回应政治挑战的“紧要关头”（conjuncture）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他并不是在说，这就是文化研究甚或英国文化研究的最终形态，而是说这是当时的发展状态，或者至少说，是他在讲座时他能够讲述的发展状态。他不是在说，这个故事（以及它的结尾）可以被拾起“打包转卖”到其他的地理/知识/组织/政治的语境中。当我们讨论霍尔对文化研究的看法，包括他所讲述的文化研究所依赖的理论路径，我们应当像霍尔对待葛兰西的看法一样小心：“要小心、耐心地把它们从其赖以成长的独特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并移植到新的土壤中”（Hall，1986，pp.6-7）。
由于这是一本由独特的历史资料所构成的著作，一本记录霍尔三十多年前的讲座的著作，它给作为编辑的我们带来了一些挑战，我们必须有所取舍。我们基本保留了讲座的结构，因为它们代表了霍尔自己的逻辑和结构，尽管从他后来的写作来看，他也可能有不同的组织方式。我们也考虑过依据霍尔已经发表的著述或者其他讲座增加一些章节。我们了解霍尔的心愿，他在这些讲座完成之后，曾表达过要更新他所讲述的故事的愿望，以便对马克思的理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更加精确的描述，这些思想反映在霍尔一系列精彩但少为人知的论文中，其中包括：《重新思考“基础—上层建筑”的隐喻》（Rethinking the“Base-and-Superstructure” Metaphor）（1977b），《马克思阶级理论中的“政治”与“经济”》（The“Political”and the“Economic”in Marx's Theory of Classes）（1977a），以及《马克思关于方法的论述：“阅读”〈1857年政治经济学大纲导论〉》（Marx's Notes on Method：A“Reading”of the“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2003）。然而，最终我们决定，由于这些讲座曾经对听讲座的人们产生了如此重大的影响，这些人经常把自己所学的功课运用在自己和自己所在单位的工作中，因此应该按照这些讲座原来的样子把它们呈现出来。我们把这些讲座视为历史资料，也把它们视为文化研究的当代贡献，所以我们选用了讲座时的时态，以保留当时的现场感，尽管这可能导致现在读起来有点怪怪的（特别是有些用一般现在时所讨论的人已经去世了）。我们也努力保留了这些讲座的霍尔特征，包括他讲话的特点（除非这些特点实在影响了阅读）。我们也在我们认为需要的地方加了一些注解，尽量使用了霍尔当时可能也会使用的参考文献。最难的还是学术上的。这里面的几个讲座后来成了此后一些出版物的基础，其中一些我们还帮过忙。第五讲和第六讲中霍尔讲述了阿尔都塞的断裂、意识形态和接合概念，这些后来被重组为一篇现在被广泛引用的文章，即《指意、再现、意识形态：阿尔都塞与后结构主义之争》（Signification，Representation，Ideology：Althusser and the Post-Structuralist Debates）（Hall，1985）。最早是在这个讲座中，霍尔第一次详细解释了被“召唤”（hail）为“黑人”的多种方式，并以此方式非常有力地阐释了意识形态和接合（articulation）的作用。这篇文章的发表意义重大，它把霍尔及文化研究极其巨大的潜能介绍给了广大北美的读者。第七场讲座中关于葛兰西（Gramsci）、意识形态斗争和文化抵抗的内容后来被整合为《葛兰西对种族和族群研究的意义》（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Hall，1986），这也是霍尔另外一篇重要的文章。事实上，霍尔在1980年代中期和后期的不少文章都与他在这里做的这个系列讲座有关。除了一些必要的出于准确清晰要求的一些修改，我们并未因为后来的这些发表改变相关讲稿的内容。我们决定尽可能忠实原稿，这么做是出于对理论形成时刻的尊重，也是对霍尔口头表达中独特的节奏的尊重。
把这些当时的讲座记录并保存下来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詹尼弗·斯莱克见到了自己的老师的老师（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后非常激动，她希望能把这些讲座录下来，并且获得了允许。她当时坐在教室的前排，带着一台小小的卡式录音机，时不时还把磁带翻一下面。一旦霍尔发现翻磁带时有些话没有录上，他总是会慷慨地停下来等磁带翻好。几周之后，所有参加讲座的人都意识到了这些讲稿对于文化研究的重大贡献，我们开始思考这些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概念——比如“接合”——的重要意义，我们开始讨论发表这些讲座讲稿的可能性。倘若不是出于上面提到的原因，这个讲座集可能在1980年代就出版了。教学研讨班和学术会议结束后，我们把讲稿录音进行了转写，并打印了出来（当时还没有电脑的帮助），普渡大学的一个本科生和伊利诺伊大学的几个硕士生完成了这项工作。当时没有这么便利的技术条件，因此这个过程的工作量还是很大的。霍尔阅读了所有转写的文稿，并参与了编辑。但到1980年代后期的时候，因为霍尔不愿意出版，这项工作被搁置了起来。已经被部分编辑好、打印了的发黄的稿件就一直在一个盒子里保存着。最初的那些磁带也仍然放在詹尼弗的桌子上，除了第一盘磁带，它因为时间太长已经丢失了。
任何见过霍尔的人都能证明，他是一个非常慷慨的学者。由于他不愿意因为自己关于文化研究的故事而限制文化研究的边界，他所讲述的文化研究的故事直到现在才能够被更广泛地分享出来。这是一个美好的故事，一个有益的故事，一个会对文化研究的过去、现在及可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的故事，一个甚至可能重新赋予它以新的力量的故事。这些讲座对我们理解和参与权力、文化控制、斗争和反抗等概念帮助甚大，为此，我们深深感激凯瑟琳·霍尔（Catherine Hall），她同意授权给我们，与大家分享这些讲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