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
（1月17日）
同志们！通常我们在争论会议上发言的同志总是先谈问题的经过：党内民主问题是怎样产生的，谁先谈了什么，谁后来又谈了什么等等。我认为这种方法对我们是不适用的，因为它只会带来无谓纠纷和相互责备的因素，而不会有丝毫的好处。我认为如果我们先谈党怎样对待后来为中央全会批准的政治局关于民主的决议10的问题，那要好得多。
我必须指出，这项决议大概是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中经过对民主问题的激烈争论后得到全党完全（我可以说，简直是一致）赞同的唯一的决议。即使是一向对党内多数和中央委员会怀有反对情绪的反对派的组织和支部，即使是这些竭力设法遇事就吹毛求疵的组织和支部，也没有找到吹毛求疵的借口和理由。这些组织和支部通常在自己的决议中一面承认政治局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的基本论点是正确的，一面又力求和其他组织有所不同，给决议加上一些尾巴，比如说：是的，你们一切都很好，但是不要欺负托洛茨基；或者还这样说：你们一切都正确，但是晚了一点儿，这一切做得早一点就好了。这里我不提谁欺负谁的问题。我认为如果好好地分析一下，那就可以看出，关于齐特·齐梯奇[1]的著名的话对托洛茨基是十分合适的：“齐特·齐梯奇，谁欺负你了？你自己在欺负一切人。”（笑声）我说过，我不来多谈这个问题。就算真的有什么人欺负托洛茨基。但是，难道问题在这里吗？在欺负的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原则性的东西呢？要知道，问题在于决议的原则方面，而不在于谁欺负了谁。我想以此说明，即使是激烈而粗暴的反对派的支部和组织，也不敢在什么原则上反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我肯定这一事实是为了再一次指出，在我们党的全部历史中很难找到另一个类似的事实，就是决议经过水火不相容的激烈争论后不仅得到了大多数的赞同，而且简直是得到了全党一致的赞同。
由此我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就是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完全符合党在目前的需要和要求。第二个结论就是党通过这次关于党内民主问题的争论变得更巩固了，更团结了。这个结论可以说正击中了我们国外的敌对分子的要害，他们早就因为我们发生争论而得意洋洋，他们以为我们的党将会由于争论而削弱，政权将会瓦解。
我不来多谈党内民主的实质。党内民主的原则已经在决议中阐明，而决议是经全党详尽无遗地讨论过的，我何必还在这里重复呢？我只谈一点，就是广泛的民主、完全的民主显然是不会有的。显然，党内民主将是第十次、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所规定的范围内的民主。这个范围是什么，你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也不在这里重复了。我也不来多谈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是使党内民主成为我们党的血和肉的基本保证的问题。这一点在我们的决议中也十分详细地谈到了。
现在我来谈谈我们某些同志和某些组织把民主问题偶像化，把民主看做某种绝对的、超出时间和空间以外的东西的问题。我想以此说明，民主不是某种在一切时间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成不变的东西，因为有时候实行民主是不可能的和没有意义的。为了使这种党内民主成为可能，就需要有两个条件或者两类条件，即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没有这两类条件是谈不上什么民主的。
第一、必须使工业发展起来，使工人阶级的物质生活状况不恶化，使工人阶级在数量上增长起来，使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工人阶级在质量上也增长起来。必须使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首先也在质量上，而且首先是靠吸收国内无产阶级分子增长起来。为了能够提出真正实行党内民主而不是在纸上实行党内民主这个问题，这些内部性质的条件是绝对必要的。
但是单靠这些条件是不够的。我已经说过还有第二类条件，即外部性质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能的。我指的是某些多少能够保证和平，保证和平发展的国际条件，没有这种条件，党内民主是不可思议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侵犯我们，而我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来保卫国家，那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民主，因为那时必须把民主收起来。党要动员起来，我们大概要使它军事化，关于党内民主的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
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应该以条件为转移来看民主，不应该把党内民主问题偶像化，因为你们知道，实行党内民主是以每一个时期的时间和地点的具体条件为转移的。
为了不会再有过多的迷恋和毫无根据的责备，我还必须提醒你们注意党在实行民主方面所面临的那些障碍。即使在上述两个主要的有利条件即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这些障碍也妨碍民主的实行。同志们，这些障碍是存在的，它们深刻地影响到我们党的工作，因此，我没有权利不谈它们。这些障碍是什么呢？
同志们，第一、这些障碍就是我们一部分工作人员的头脑中还存在着过去战争时期的残余，即我们党实行军事化时期的残余，这些残余产生了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我们党似乎不是一个有独立的思想生活和实际生活的独立的有机体，而是一种类似由下级、中级和上级机关组成的机关系统的东西。固然，这种绝对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形成，在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以完备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这种观点的因素却在我们一部分担任党的职务的工作人员头脑中存在着，这些因素妨碍他们彻底实行党内民主。正因为如此，同这种观点作斗争，同中央和地方的战争时期的残余作斗争，是党的当前任务。
在实行党内民主道路上的第二个障碍就是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关对党的机关、对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的压力。这种庞大的机关对我们党的工作人员的压力不总是明显的，不总是惹人注目的，但这种压力是一秒钟也不停止的。庞大的官僚主义国家机关的这种压力归根到底表现在我们中央和地方的许多工作人员往往不由自主地完全不自觉地离开了党内民主，离开了他们相信它是正确的可是往往不能贯彻的那条路线。请你们想一想，官僚主义国家机关拥有不下一百万职员，其中大部分是党的异己分子，而我们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过两三万人，他们却负有使国家机关服从党，使国家机关社会主义化的使命。没有党的支持，我们的国家机关有什么价值呢？没有我们党的机关的帮助和支持，我们的国家机关可惜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此，每当我们党的机关把自己的触角伸进国家管理机关的各个部门时，它往往不得不使这些机构中的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路线相适应。具体地说：党必须对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教育，必须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同时也要征收粮食税，进行某种运动，因为没有运动，没有党的帮助，国家机关是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是处于两条火线中间：一方面必须纠正按旧方式活动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路线，另一方面必须保持同工人的联系。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往往自己也官僚主义化了。
这就是第二个障碍，克服这个障碍是有困难的，但是为了便于实行党内民主，无论如何必须克服这个障碍。
最后，在实现民主的道路上还有第三个障碍，这就是我们的许多组织和支部，特别是边疆地区（决没有侮辱它们的意思）的组织和支部的文化水平很低，妨碍了我们的党组织彻底实行党内民主。你们知道，实行民主要求支部的成员和整个组织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文化水平，要求具有可以选举出来放到工作岗位上去的某种最低数量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如果组织内没有这种最低数量的积极的工作人员，如果组织本身的文化水平很低，那该怎么办呢？这里自然就不得不放弃民主而采取委派负责人员等等的办法。
这就是过去摆在我们面前、将来还会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为了诚实而彻底地实行党内民主，我们必须克服这些障碍。
我所以提醒你们注意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些障碍和那些外部的和内部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民主就会变成空洞的煽动性的词句），是因为有些同志把民主问题偶像化和绝对化了，他们以为民主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是可能的，似乎只是“机关工作人员的”“恶”意妨碍着民主的实行。同志们，我提醒你们注意实行民主的条件和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障碍，就是要反对这种唯心主义的观点，反对这种不是我们的、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列宁主义的观点。
同志们，我本来可以在这里结束我的报告，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对争论做出总结，并从这些总结中得出某些对我们会有重大意义的结论。我想可以把我们在争论方面即在民主问题上的整个斗争划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反对派攻击中央委员会，责备中央委员会在最近两年中，在整个新经济政策时期内的整个路线似乎是不正确的。这是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公布以前的时期。这里我不谈谁对和谁不对的问题。这些攻击是猛烈的，而且你们知道，这些攻击不是常常有根据的。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就是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反对派攻击中央委员会最激烈的时期。
第二个时期是从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公布的时候开始的，当时反对派有必要提出什么完整的和具体的东西来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但是当时反对派任何完整的和具体的东西都没有提出来。这是中央委员会和反对派最接近的时期。看来，只要反对派同中央的路线有某种调和，问题就会结束或者可以结束了。我记得很清楚，在莫斯科，在这个论战的中心，大概是12月12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圆柱大厅的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决议案，这个决议案由于某种原因被否决了，但这个决议案和中央的决议差别很少。这个决议案在原则上，甚至在某些次要的条文上，都和中央的决议完全没有分歧。当时我以为再没有什么可以争吵的了：有中央的决议，它使所有的人，至少使十分之九的人都感到满意，反对派本身显然也感到这一点，并赞成这个决议，因此，我们也许会就此消除意见分歧。这是第二个时期即调和时期。
但是接着就到了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以托洛茨基的发动，即发出告各地区书开始的。他的发动一下子就消除了调和的趋势，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在托洛茨基的这个发动以后，激烈的党内斗争时期开始了，——如果托洛茨基不在他赞成政治局决议后的第二天发表自己的那封信，斗争是不会发生的。你们知道，在托洛茨基的第一次发动以后随即就有第二次，在第二次以后又有第三次，斗争因而更加尖锐起来了。
同志们，我认为托洛茨基在这几次发动中至少犯了六个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造成了党内斗争的尖锐化。我现在来分析这些错误。
托洛茨基的第一个错误表现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公布后的第二天他发表文章这件事上，这篇文章只能看做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的政纲。我再说一遍而且着重指出，这篇文章只能看做和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决议相对立的新政纲。同志们，只要想一想，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在某日举行会议并提出关于党内民主的决议的问题，决议被一致通过，在这以后只过了一天，托洛茨基就违背中央委员会，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越过中央委员会，把文章分发给各个地区，这篇文章是重新提出机关和党、干部和青年、派别组织和党的统一以及其他等等问题的新政纲，所有的反对派都抓住这个政纲，把它拿来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这只能看做把自己和中央委员会相对立。这是托洛茨基公开地尖锐地把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相对立。于是在党的面前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有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再也没有了？有全体委员尊重自己一致通过的决议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只有不受法规约束，今天可以赞成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明天又可以公布和提出新的政纲来反对这个决议的、站在中央委员会上面的超人？同志们，如果有一个中央委员在众目睽睽之下公然藐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一致通过的决议，那就不能要求工人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有两种纪律：一种是工人的纪律，另一种是要人的纪律。纪律应当只有一种。
托洛茨基的错误就在于他把自己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并自命为站在中央委员会上面、站在它的法规上面、站在它的决议上面的超人，这样就给一部分党员造成借口来进行破坏这个中央委员会的信用的活动。
某些同志对《真理报》和个别中央委员在某些文章中指出托洛茨基的这种反党行为表示不满。同志们，我必须回答这些同志说：任何一个党的中央委员会，如果在一个中央委员企图站在整个中央委员会之上这种困难的时刻不显示出自己的能力来捍卫党的尊严，那末它是不会得到这个党的尊重的。如果中央委员会放过托洛茨基的这种企图，那末它就是在精神上毁灭自己。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就在于他在整个争论时期都表现出暧昧的态度，粗暴地藐视希望知道他的真正立场的党的意志，外交式地逃避许多组织所直截了当地提出来的问题：托洛茨基到底拥护谁，拥护中央委员会还是拥护反对派？进行争论不是为了支吾搪塞，而是为了公开地真诚地在党的面前说出一切真话，象伊里奇所善于做的那样，象每个布尔什维克所应当做的那样。据说托洛茨基病得很厉害。就算他病得很厉害吧。但是他在生病的时候写了三篇文章，并给他今天出版的小册子写了另外的四章。托洛茨基完全有可能写两三行字来说明他拥护反对派还是反对反对派，以满足询问他的那些组织的要求，这难道还不明显吗？无须证明，这种藐视许多组织的意志的态度不能不使党内斗争尖锐化。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三个错误就在于他在自己的发动中把党的机关和党对立起来，提出同“机关工作人员”作斗争的口号。布尔什维主义是不能同意把党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的。我们党的机关实际上是由什么组成的呢？党的机关就是中央委员会、区域委员会、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它们是不是服从党呢？当然是服从的，因为它们百分之九十是由党选举出来的。有些人说，省委员会是委派的。说这种话的人是不正确的。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的省委员会正如县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一样，是选举出来的。它们是服从党的。但是它们被选举出来以后就必须领导工作，问题就在这里。不这样，即中央委员会由代表大会选举出来以后，省委员会由省的代表会议选举出来以后不领导工作，党的工作还能进行吗？要知道，不这样，我们党的工作就不能进行。要知道，这是一种否认党的工作的领导原则的轻率的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的观点。我耽心托洛茨基（我当然不想把他和孟什维克混为一谈）把党的机关和党这样对立起来会促使我们党的某些没有经验的分子象无政府主义孟什维克那样主张组织上的松懈和涣散。我耽心托洛茨基的这个错误会使我们整个党的机关受到没有经验的党员的打击，而党是不可能没有机关的。(https://www.daowen.com)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四个错误就在于他把青年和我们党的干部对立起来，他毫无根据地责备我们的干部正在蜕化。托洛茨基把我们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混为一谈，他援引马克思的某些学生即老社会民主党人的蜕化做例子，由此做出结论说我们党的干部也面临着这种蜕化的危险。一个中央委员昨天还同机会主义者和孟什维克携起手来反对布尔什维主义，而现在，在苏维埃政权成立的第七个年头，竟企图断定说（虽然是用推测的方式），在同孟什维主义和机会主义进行斗争中诞生、成长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干部似乎面临着蜕化的境地，这本来是应当置之一笑的。我再重复一遍，这种企图本来是应当置之一笑的。但是既然这种论调不是在平时，而是在争论时说出来的，既然这里的问题是把那些可能蜕化的干部和据说没有这种危险或者几乎没有这种危险的青年对立起来，那末这种实质上是可笑的不严肃的推测就可能带有而且已经带有某种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我们应当谈谈这个问题。
有时候人们说，应当尊敬老年人，因为他们比青年人日子过得多些，知道得多些，并且能够给予较好的指示。同志们，我必须说，这种观点是完全不正确的。不是任何老年人都应当受到尊敬的，也不是任何经验对我们都是重要的。要看是什么经验，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有自己的很有经验的干部，如谢德曼、诺斯克、维尔斯和别的一些人都是非常有经验的干部，他们都富有斗争经验……但他们是同什么作斗争的呢？是同谁作斗争的呢？要看是什么经验，全部问题就在这里。在那里，有些干部是在同革命精神作斗争中、在不是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这是丰富的经验，但这种经验是不好的。同志们，青年有责任来粉碎这种经验，消灭这种经验，驱逐这种老年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那里，青年没有同革命精神作斗争的经验，青年要比老年干部接近革命精神或者接近马克思主义，因为老年干部拥有同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作斗争的经验，拥有拥护机会主义反对革命主义的斗争经验。这样的干部应当受到痛击，而我们的全部同情应当给予那些青年，我再重复一遍，青年没有这种同革命精神作斗争的经验，因而更容易领会争取无产阶级专政和反对机会主义的新的斗争方式和新的斗争方法。在德国，这样提出问题我是理解的。如果托洛茨基讲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这个党的干部，那我双手拥护他的声明。但是要知道，我们这里讲的是另一个党，即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党，这个党的干部是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诞生的，是在同机会主义作斗争中巩固起来的，是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中、是在同帝国主义的各色机会主义走狗作斗争中成长起来并取得政权的。这里有原则上的差别，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如果不是昧着良心而是凭良心说话，怎么能把我们的干部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部混为一谈呢？我们的干部是在维护革命精神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进行了维护革命精神的斗争，他们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中取得了政权，他们震撼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干部从前同威廉勾结在一起反对工人阶级，现在同谢克特勾结在一起，他们是在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战斗中巩固和成长起来的。怎么能把这两种原则上不同的干部混为一谈，怎么能把他们混淆起来呢？在这两种干部之间存在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这难道很难了解吗？托洛茨基的这种粗暴的歪曲和这种粗暴的混淆是打算破坏我们的革命干部，即我们党的核心的威信，这难道很难了解吗？这种歪曲只会燃起怒火并使党内斗争尖锐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托洛茨基所犯的第五个错误就在于他在自己的信中提出了向学生青年，向这个“我们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看齐的理由和口号。他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中写道：“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他们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锐。”为了使人不致怀疑他指的是哪种青年，托洛茨基在第二封信中补充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对官僚主义的反应特别敏锐的是学生青年。”如果从这个绝对不正确的、理论上错误的和实践上有害的论点出发，那就应当更进一步提出下面的口号：“我们党内要有更多的学生青年，我们党的大门要为学生青年开得更大些。”
直到现在情况是这样：我们指靠的是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成分，我们说，党的大门要为无产阶级分子开得更大些，并且我们党是靠吸收无产阶级成分发展起来的。现在托洛茨基却把这个公式完全颠倒过来了。
关于我们党内的知识分子和工人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并不是新问题。这个问题还在我们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讨论到党章第一条关于党员资格的条文时就已经提出来了。大家知道，马尔托夫当时要求为非无产阶级分子放宽入党的条件，反对要求坚决限制非无产阶级分子入党的列宁同志。后来，在我们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这个问题又更加尖锐地提出来了。我记得，列宁同志在大会上尖锐地提出了关于我们党内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问题。当时列宁同志是这样说的：
“有人指出，分裂通常是由知识分子领头的。指出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它不解决问题……我认为应当把问题看得广一些。吸收工人参加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教育任务，而且是一个政治任务。工人具有阶级本能，工人只要有一点政治经验，就能相当快地成为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我很赞成在我们各委员会的成员中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比例为二比八。”（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78、379页）
还在1905年就这样提出问题了。从那时起，列宁同志的这个指示就成了我们在党的建设方面的领导思想。而现在托洛茨基竟向我们提出实质上是要我们离开布尔什维主义的组织路线的建议。
最后，托洛茨基的第六个错误表现在他宣布集团的自由。是的，是集团的自由！我记得，还在起草关于民主的决议草案的小组委员会上，我们曾经和托洛茨基争论关于集团和派别组织的问题。托洛茨基不反对禁止派别组织的存在，却坚决地主张容许党内有集团存在。反对派就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看来这些人不懂得，容许集团的自由就是为米雅斯尼柯夫分子打开方便之门，使他们有可能欺骗党，有可能拿派别组织冒充集团。而集团和派别组织有什么差别呢？只有表面上的差别。下面就是列宁同志对派别活动的评定，他把派别活动归入集团一类：
“还在全党争论工会问题以前，党内就已经显露出派别活动的某些征兆，即产生了几个具有特别的政纲、力求在某种程度上自成派别和规定自己的集团纪律的集团。”（见《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2卷第229页）
可见派别组织和集团实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既然在这里，在莫斯科，反对派建立了以谢烈布利雅柯夫为首的特别委员会，分派了自己的发言人，责成他们在某些大会上发言，提出某种反对意见；既然反对派分子在斗争进程中被迫退却并按照命令改变自己的决议，那末这当然就是集团，就是集团的纪律。有人说这不是派别组织，那末什么是派别组织呢？请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解释吧。托洛茨基的发动，他的关于青年一代和派别组织问题的信和文章，都是要迫使党容许自己内部有集团存在。这是一种使派别组织，首先是使托洛茨基的派别组织合法化的企图。
托洛茨基硬说，集团的产生是由于中央委员会的官僚主义制度，如果我们没有官僚主义制度，也就不会有集团了。同志们，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我们这里所以有集团出现而且将来还会有集团出现，是因为我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形式，从社会主义的萌芽形式到中世纪的形式。这是第一。其次，我们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说，容许资本主义存在，容许恢复私人资本和恢复相应的思想。这种思想渗入党内来了。这是第二。第三、因为我们党内有三种成分，有工人，有农民，有知识分子。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那末这就是某些分子离开党而组织集团的原因，这些集团我们有时应当用外科手术来割除，有时却应当通过争论从思想方面来消除。
这里问题不在于制度。如果我们有极端自由的制度，那末集团就会多得多。因此，罪过不在于制度，而在于我们生活的条件，在于我国现有的条件，在于党本身发展的条件。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还容许集团存在，我们就会断送党，就会把党从完整的团结一致的组织变成彼此缔结条约、建立临时联合和取得临时协议的集团和派别组织的联盟。这将不成其为党，这将是党的瓦解。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一分钟也没有把党看做别的东西，只把它看做由一块材料凿成的完整的组织，它有一个意志，它在工作中把思想上的各种差异汇集在一条实际活动的洪流中。
而托洛茨基提出的建议是非常错误的，它违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原则，会使党必然瓦解，会使党涣散，会使党软弱，会使统一的党变成集团的联盟。在我们所处的资本主义包围的环境中，我们需要的不仅是一个统一的党，不仅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党，而且是一个能够经得住无产阶级敌人的攻击、能够引导工人去进行决战的真正钢铁般的党。
结论是什么呢？
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做出了明确具体的关于这次争论总结的决议，我们说，我们不能容忍集团和派别组织，党应当是统一的和完整的；不能把党和机关对立起来，不能胡说干部有蜕化的危险，因为这些干部是革命的；不能在这些革命干部和青年之间找空子，因为青年和这些干部现在步调一致地前进，将来还会步调一致地前进。
我们也得出某些肯定的结论。第一个和基本的结论是：党今后要坚决指靠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成分并向他们看齐，收紧并缩小非无产阶级分子进入我们党的入口，或者完全堵死这个入口，对于无产阶级分子，门要开得大一些。
至于集团和派别组织，我认为已经到了我们应当公布关于统一的决议中的一项条文的时候了，这项条文根据列宁同志的提议，由我们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当时并没有公布。党员把这项条文忘记了。恐怕不是大家都记得这项条文的。直到现在还被保守秘密的这项条文应当公开了，它应当列入我们就要通过的关于争论总结问题的决议中。如果你们允许的话，我就读一读。这项条文说：
“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纪律、恢复或进行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一切处分办法，直到开除出党；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并请全体候补中央委员和全体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在这种党内最高领导者的全体会议上，如果有三分之二票数认为必须把某个中央委员降为候补中央委员或开除出党，那末这项措施就应当立即实行。”[2]
我认为我们应当把这项条文放到关于争论总结的决议中去，并把它公布。
最后，谈一谈反对派经常提出的但是不一定经常得到满意答复的一个问题。他们时常问道：我们反对派反映的是谁的情绪呢？我认为反对派反映的是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成分的情绪。我认为反对派不由自主地做了我们党内非无产阶级分子情绪的不自觉的传播者，也许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反对派无限制地鼓吹他们常常加以绝对化和偶像化的民主，就是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
你们知道象学生马尔丁诺夫、卡查尔杨等等这样一些同志的情绪吗？你们读过《真理报》上霍多罗夫斯基的小品文吗？他引了这些同志的演说中的一些话。例如马尔丁诺夫（原来他是个党员）的讲话：“我们的工作是做决定，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执行，并且少进行一些讨论。”这里指的是交通人民委员部直属高等学校的支部。但是，同志们，我们党总共有不下五万个支部，如果每一个支部都这样对待中央委员会：支部的工作是做决定，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不是进行讨论，那末恐怕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任何决议。马尔丁诺夫分子的这种情绪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哪里是无产阶级的情绪呢？而马尔丁诺夫分子是拥护反对派的，——请注意这一点。马尔丁诺夫和托洛茨基之间有没有差别呢？差别只在于托洛茨基向党的机关展开攻击，而马尔丁诺夫要消灭党的机关。
还有一位高等学校学生卡查尔杨，原来他也是个党员。他问道：“我们这里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同志们，说这种话的不是孟什维克马尔托夫，而是“共产党员”卡查尔杨。托洛茨基和卡查尔杨之间的差别在于：根据托洛茨基的说法，干部在蜕化；根据卡查尔杨的说法，必须把干部赶走，因为在他看来，干部骑在无产阶级的脖子上。
我要问一问：马尔丁诺夫和卡查尔杨反映的是谁的情绪呢？是无产阶级的吗？当然不是。那末究竟是谁的呢？是党内和国内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这些反映非无产阶级情绪的人拥护反对派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