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结论

二　结论

（1月18日）

我在报告中已经说过，我不想谈问题的经过，所以不想谈，是因为正象我说过的那样，这会带来无谓纠纷和相互责备的因素。但是既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愿意这样，既然他要求这样，那我就准备让步，简单地谈谈党内民主问题的经过。

在中央委员会里，关于党内民主问题是怎样发生的呢？第一次是在中央九月全会上发生的，发生的原因是由于各企业中爆发了冲突，是由于某些党组织和工会组织有当时我们已经揭露的脱离群众的现象。当时中央委员会认为这个问题是严重的，缺点在党内积累起来了，必须成立一个有威信的特别委员会来调查这个问题，研究这些事实，提出关于改善党内状况的具体建议。关于销售危机，关于“剪刀差”问题也必须这样说。无论是提出问题，无论是选举党内状况委员会和“剪刀差”委员会，都没有反对派参与其事。当时反对派在哪里呢？如果我没有弄错，当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克里木，萨普龙诺夫在基斯洛沃得斯克，托洛茨基在基斯洛沃得斯克写完了他的论艺术的文章，准备来莫斯科。在他们还没有来到以前，中央委员会就已经在会议上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们来到时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他们既没有参与一句话，也没有对中央委员会的计划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关于党内状况的问题，捷尔任斯基同志在九月省委书记会议上做过报告。我肯定地说，无论在九月全会上，无论在书记会议上，现在的反对派分子对于“严重的经济危机”或者“党内危机”和“民主”连一句话都没有讲过。

由此可见，关于民主和“剪刀差”的问题是中央委员会自己提出来的，主动权完全操在中央委员会手里，而反对派分子没有讲过什么话，因为他们并没有在场。

这可以说是第一幕，问题经过的第一个阶段。

第二幕是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十月联席全会开始的。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看到党内存在着缺点，中央委员会已经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成立了委员会，——如果主动权仍旧操在中央委员会手里，那就糟了，——于是他们就抱定决心，企图把主动权从中央委员会那里夺取过去，并企图玩弄民主这个法宝，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法宝很灵，可以试用它来欺骗中央委员会。在这个基础上就产生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详细谈到的那些文件，即四十六人的文件11和托洛茨基的一封信。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9月，即在他进行派别发动的前几天，在全会上还默不作声，至少并没有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过了两个星期却突然宣称，国家和党就要毁灭，而他托洛茨基，这位官僚主义分子的头子，没有民主就活不下去。

从托洛茨基的嘴巴里听到关于民主的词句，我们感到有些可笑，因为就是这位托洛茨基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曾经要求从上面来整刷工会。可是我们知道，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期的托洛茨基和现在的托洛茨基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因为无论在当时，无论在现在，他都主张整刷列宁式的干部。差别只在于：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他要在工会范围内从上面来整刷列宁式的干部，而现在他要在党的范围内从下面来整刷还是那些列宁式的干部。他需要民主，把它当做法宝，当做战略手腕。全部花样就在这里。

因为如果反对派真的愿意解决问题，真的愿意实事求是地同志般地对待问题，他们就应当首先向九月全会各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声明，大致可以这样说：“我们认为你们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要求你们向政治局报告你们工作的结果，我们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我们要向全会提出我们新的建议”等等。如果委员会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政治局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如果政治局忽视反对派的意见或者拒绝召开全会来审查托洛茨基和整个反对派的建议，那末在那个时候，并且只有在那个时候，反对派才有充分权利越过中央委员会而公开地发表告党员书，并且向党说：“国家濒于灭亡，经济危机日益扩大，党就要毁灭，我们建议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审查这些问题，但是他们拒绝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曾试向政治局提出意见，但是毫无结果，我们现在不得不向党控诉，要求党自己来处理这件事。”我相信党会回答说：“是的，这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因为他们把问题的本质看得高于形式。”

但是，难道反对派这样做了吗？难道他们，哪怕只有一次也好，打算向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吗？难道他们曾经想过、曾经打算在中央委员会或在它的机关范围内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吗？不，反对派没有做过这样的打算。很明显，反对派不是想改善党内状况，帮助党改善经济状况，而是想抢先走在中央委员会各委员会和中央全会的工作的前面，夺取中央委员会的主动权，玩弄民主这个法宝，趁时间还不晚，就吵吵嚷嚷，企图破坏中央委员会的信用。看来，反对派急急忙忙地制造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即托洛茨基的信和四十六人的声明，就是为了能够把它们分发给斯维尔德洛夫大学的学生和各个地区，说他们反对派是拥护民主、主张改善经济的，而中央委员会却从中作梗，说他们需要大家的帮助来反对中央委员会等等。

事实就是如此。

我要求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我这些话。我要求他至少在报刊上反驳我这些话。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这一事实，即各委员会在没有反对派参与的情况下，在反对派进行发动以前，就由中央九月全会成立了。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这一事实，即无论托洛茨基，无论其他的反对派分子都没有打算向这些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反驳这一事实，即反对派知道有这些委员会存在，但他们藐视这些委员会的工作，他们没有打算在中央委员会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正因为如此，当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托洛茨基在十月全会上声称他们想通过民主来挽救党，而中央委员会却瞎了眼睛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就嘲笑他们说：不，同志们，我们中央委员会完全拥护民主，但是我们不相信你们的民主，因为我们认为你们的“民主”是被你们的派别活动利用来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战略步骤。

当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党内民主问题究竟做出了什么决定呢？决定是这样的：

“全会完全赞同政治局及时制定的党内民主的方针，并完全赞同政治局提出的加强同浪费现象和新经济政策对个别党员的腐蚀影响作斗争的建议。

全会委托政治局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加速政治局和九月全会所任命的下列各委员会的工作：（一）‘剪刀差’委员会，（二）工资委员会，（三）党内状况委员会。

政治局对这些问题制定必要措施后应立即付诸实施，并在下届中央全会上做出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托洛茨基在他给中央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十月全会是“机关官僚主义路线的最高表现”。托洛茨基的这个声明是对中央委员会的诬蔑，这难道还不明显吗？只有失掉理智和被派别活动弄得头晕目眩的人才会在文件公布以后说十月全会是官僚主义的最高表现。

当时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对托洛茨基和四十六人的“民主的”手腕做出了什么决定呢？决定是这样的：

“有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认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尤其是因为托洛茨基对政治局的攻击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全会遗憾地认为，托洛茨基为了提出他所涉及的问题，选择了发表告各个党员书的办法，而不选择唯一可行的办法，即先把这些问题提交托洛茨基也担任委员的委员会讨论。

托洛茨基所选择的办法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四十六人的声明）。

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以及十个党组织的代表坚决斥责四十六人的声明，认为它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的性质的。这个声明有使党在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生活处在党内斗争标志下的危险，从而在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最严重的关头削弱党。”

同志们，可见上述事实完全驳倒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这里所描述的那种情况。

第三幕或者问题经过的第三个阶段是十月全会以后的时期。十月全会决定建议政治局采取一切办法来保证大家同心协力地工作。同志们，我应当声明，在十月全会以后的时期内，我们采取了一切办法要和托洛茨基同心协力地进行工作，虽然必须说明，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我们曾经和托洛茨基举行过两次非正式会议，谈到了经济方面和党方面的一切问题，并且取得了某些没有引起任何分歧的意见。这些非正式会议和这些想使政治局内部同心协力工作的尝试的下一步骤，我昨天已经报告过，就是成立三人小组委员会。这个小组委员会还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后来成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民主的决议。

情况就是如此。

我们以为既然决议已经一致通过，就再没有理由进行争论，没有理由进行党内斗争了。事实上，在托洛茨基进行新的发动即发表他的告各地区书以前，情况就是这样的。但是，托洛茨基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公布后的第二天违背中央委员会并越过中央委员会而进行的发动，却把一切事情都搅乱了，使情况根本改变了，它把党拉向后退去进行新的争论，去进行比过去更为尖锐的新的斗争。有人说，中央委员会应当禁止登载托洛茨基的文章。同志们，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对中央委员会非常危险的步骤。请你们试试禁止已经在莫斯科各区发表的托洛茨基的文章吧！中央委员会是不能采取这种轻率的步骤的。

问题的经过就是如此。

从上面所讲的应该得出结论：反对派的问题与其说是拥护民主，不如说是利用民主的思想来损害中央委员会，我们的反对派不是一些愿意帮助党的人，而是一个对中央委员会心怀叵测的派别组织，他们暗自忖度：“也许中央委员会会犯错误，会有失策的地方，那我们就揍它一顿。”有一批党员，他们埋伏在胡同口等候党的中央机关，利用歉收或者切尔文贬值的机会，或者党的其他困难，以便暗地里从埋伏的地方跳出来揍党的脑袋，这就是派别组织。是的，中央委员会在10月里是正确的，当时它告诉过你们，反对派分子同志们，民主是一回事，而陷害党是另一回事；民主是一回事，而利用民主的叫嚣来反对党的多数是另一回事。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问题的经过就是这样。我本来不想在这里谈问题的经过，但是我终究对你的顽强的愿望做了让步，不得不讲到了这个问题。

反对派歌颂列宁同志是天才人物中最有天才的人，这已经成了他们的老一套。恐怕这种赞扬不是真诚的，这里也含有战略上的诡计：他们想以叫嚷列宁同志的天才来掩护他们离开列宁的行为，同时来强调列宁同志的学生们的弱点。当然，我们这些列宁同志的学生不会不了解列宁同志是天才中最有天才的人，这样的人物经过几百年才产生一个。但是请问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为什么你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和这个最有天才的人发生了分歧呢？为什么你在困难的时刻离开了这个最有天才的人，不听他的话呢？你当时是待在哪里，待在哪一个阵营里呢？

萨普龙诺夫现在虚伪地伪善地赞扬列宁同志，而正是这位萨普龙诺夫曾经在一次代表大会上无耻地骂列宁同志是“不学无术的人”，是“寡头政治家”！如果他真的认为列宁同志是天才中的天才，那末为什么，比如说，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上不支持天才的列宁，为什么在困难的时刻始终站在对立的阵营里呢？列宁同志向第十次代表大会提出关于统一的决议，要求把派别分子开除出党，其中就有萨普龙诺夫，这一点萨普龙诺夫是否知道呢？

还有，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仅在布列斯特和约时期，而且后来在工会问题争论时期也站在和最有天才的列宁相敌对的阵营里呢？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这里就没有某种规律性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我打算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https://www.daowen.com)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想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这很可嘉许。但是请看结果怎样呢？在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你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结果失败了；后来在工会问题争论中，你又打算根据自己的见解工作，结果又失败了；现在我不知道你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还是根据别人的见解工作，但是要知道，你似乎又失败了。（笑声）我始终认为，如果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现在多根据自己的见解而少根据托洛茨基在10月8日的信上所表明的那种见解来工作，那末他对我们会比对托洛茨基接近些。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责备中央委员会，他说，当伊里奇领导我们的时候，问题的解决是及时的，不耽误的，因为伊里奇善于掌握还在萌芽状态的新事变，并善于提出预告事变的口号。而现在，他说，在伊里奇不能视事以后，中央委员会就开始落在事变的后面了。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想以此说明什么呢？想说明伊里奇比他的学生们高明吗？但是难道有谁怀疑这一点吗？难道有谁怀疑，伊里奇和他的学生们相比显然是歌利亚[3]吗？如果指的是党的领袖，不是指接到一大堆贺电的报刊上的领袖，而是指真正的领袖，那末我们的领袖只有一个，就是列宁同志。正因为如此，我们不止一次地说过，在目前列宁同志暂时不能视事的情况下，需要采取委员会制的方针。至于说到列宁同志的学生，可以举出同克逊的最后通牒12有关的事变做例子，这些事变对列宁同志的学生是一种典型的锻炼和考验。当时我们摆脱了困难而没有使事业受到损失，这件事实毫无疑问地说明列宁同志的学生已经从自己的导师那里学会了一些东西。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硬说我们党在过去的年代里没有落在事变的后面，这是不正确的。所以不正确，是因为这种说法在实际上是不真实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可以引证许多例子。就拿布列斯特和约来说吧。难道我们的布列斯特和约不是签订得迟了吗？难道我们不是由于德国人的进攻和我们士兵的普遍逃跑这些事实才最后了解到和约的必要吗？战线的崩溃，霍夫曼的进攻13，他向彼得堡的进军，农民对我们的压力，——难道我们不是由于这一切事实才了解到国际革命的速度并不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迅速，我们的军队并不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巩固，农民并不象我们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样能忍耐，农民希望和平，他们要用强力取得和平吗？

或者就拿废除余粮收集制来说吧。难道我们的余粮收集制不是废除得迟了吗？难道我们不是由于喀琅施塔得和唐波夫14这些事实才了解到不能再在战时共产主义的条件下过日子了吗？难道伊里奇自己不是承认，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所遭到的失败要比同邓尼金和高尔察克作战的战线上的任何一次失败都更严重吗？

党在这一切情况下都落在事变的后面，都稍微迟了一点，这个事实是偶然的吗？不，不是偶然的。这是合乎规律的。很明显，既然这里的问题不是一般的理论上的预见，而是直接的实际领导，那末掌握政权而被卷进日常事变的执政党不可能立刻看出和掌握住生活深处所发生的过程，需要有外界的推动力和新过程一定程度的发展，才能使党看出这些过程并依据它们来确定方针。正因为如此，我们党过去稍微落在事变的后面，将来还会落在事变的后面。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落后与否，而在于了解事变的意义，了解新过程的意义，然后按照总的发展趋向来巧妙地掌握这些事变和过程。如果我们用马克思主义者的眼光，而不是用到处找罪魁的派别分子的眼光来看事物，那末问题正是这样。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因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们讲到托洛茨基的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而表示愤怒。他表示愤怒，但是实质上没有提出什么反对的意见，并且根本不打算为自己的愤怒提出根据，他忘记了愤怒并不就是论据。是的，托洛茨基在组织问题上确实离开了列宁主义。我们过去这样断定而且现在还是这样断定。布哈林所写的在《真理报》上发表的题为《打倒派别活动》的著名文章，完全是论述托洛茨基的离开列宁主义的倾向问题的。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从实质上提出意见来反对这篇文章的基本思想呢？为什么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不打算提出论据或者类似论据的东西来论证自己的愤怒呢？昨天我已经说过，今天还要重复一遍：把自己和中央委员会对立起来，忽视许多组织要求托洛茨基明确回答问题的意志，把党和党的机关对立起来，把青年和党的干部对立起来，要党指靠学生青年和宣布集团自由，——托洛茨基的这些行为和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不相容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究竟为什么不打算反驳我这种说法呢？

有人说托洛茨基受到了攻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拉狄克都谈到这一点。同志们，我必须声明，这些同志关于攻击的说法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为了使你们有可能判断，我提醒你们注意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中央九月全会上发生的事件，当时托洛茨基听到中央委员柯马罗夫关于中央委员不能拒绝执行中央委员会决议的话，站起来就退出了全会会议。你们记得，中央全会当时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托洛茨基那里去，请求他回到全会会议上来。你们记得，托洛茨基拒绝接受全会的请求，这就表现出他对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毫不尊重。

或者再拿另一个事实的经过来说。虽然中央委员会曾经两次通过决议，要托洛茨基一定担任苏维埃机关的工作，但是托洛茨基坚决拒绝在苏维埃中央机关，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你们知道，托洛茨基根本不打算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究竟为什么托洛茨基不想在劳动国防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工作呢？为什么喜欢大谈计划的托洛茨基对我们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不屑一顾呢？一个中央委员蔑视中央的决议，这种情况能不能认为是正常的呢？这一切事实不是说明了关于攻击的说法是无中生有的谣言，说明了如果要责备什么人，那就应该责备托洛茨基自己（因为他的行为只能看做是对中央委员会的侮辱）吗？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民主的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这样提出问题：或者我们有集团，那就有民主；或者你们禁止集团，那就没有民主。他的集团自由和民主是彼此密切联系着的。我们不是这样理解民主的。我们所理解的民主是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和自觉性，经常吸引党员群众不仅参加讨论问题，而且参加领导工作。集团的自由，即派别组织的自由（两者是一回事）是一种祸害，它使党有遭到分裂和变成争论的俱乐部的危险。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揭露了自己，因为你坚持派别组织的自由。党员群众所理解的民主是创造条件保证党员积极参加我们国家的领导事业，而两三个反对派知识分子却把民主理解为给反对派建立派别组织的机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揭露了自己。

为什么你们这样害怕关于党的统一的第七条呢？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呢？第七条说：“为了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并取缔一切派别活动以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难道你们反对“在党内和整个苏维埃工作中执行严格的纪律”吗？反对派同志们，难道你们反对这一点吗？同志们，我可不知道你们是反对这一点的。萨普龙诺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难道你们反对求得最高程度的统一和“取缔派别活动”吗？请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也许我们会做小小的修正。（笑声）

再往下看：“代表大会授权中央委员会，在遇到违反党的纪律或恢复派别活动的情况发生时，可以采取党内处分的办法……”难道你们也害怕这一点吗？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拉狄克，萨普龙诺夫，难道你们想违反党的纪律，恢复派别活动吗？要是你们不想这样做，那末究竟害怕什么呢？同志们，你们身上的惊惶情绪揭露了你们自己。很明显，既然你们害怕关于统一的决议的第七条，你们就是拥护派别活动，拥护违反纪律，反对统一。如果你们不反对这一切，那末你们究竟为什么惊惶不安呢？如果你们心地纯正，如果你们拥护统一，反对派别活动和反对违反纪律，那末党的惩罚的手是不会碰到你们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你们究竟害怕什么呢？（有人喊道：“既然没有什么可怕，你为什么提出来呢？”）

我们是提醒你们。（笑声，鼓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你在吓唬党。”）

我们是吓唬派别分子，不是吓唬党。普列奥布拉任斯基，难道你认为党和派别分子是一回事吗？大概是做贼心虚。（笑声）

再往下看：“而对中央委员就把他降为候补中央委员，甚至采取极端措施，把他开除出党。在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时，应当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这里有什么可怕的呢？如果你们不是派别分子，如果你们反对集团的自由，如果你们拥护统一，那末，反对派同志们，你们应当赞成第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第七条，因为它是专门对付派别分子，专门对付破坏党的统一、党的威力、党的纪律的人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现在来谈谈拉狄克。有一种人，他们长了舌头是为了控制它和支配它的。这是平常人。还有一种人，他们自己服从自己的舌头并且受舌头的支配。这是特殊的人。拉狄克就属于这种特殊的人。一个人如果长了舌头不是为了支配它，而是为了让自己服从自己的舌头，那他就不能知道，舌头会在什么时候顺口说出什么话来。如果你们有机会听过拉狄克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你们对他今天的演说就会感到惊奇。拉狄克在一次争论会议上肯定地说，党内民主问题是不值得一谈的问题，他拉狄克，老实说是反对民主的，现在的问题实质上不是关于民主的问题，而是中央委员会考虑怎样对待托洛茨基的问题。就是这个拉狄克在另一次争论会议上又声明说，党内民主问题并不重要，中央委员会内的民主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他看来，中央委员会里已经成立了一个执政内阁。还是这个拉狄克今天却又公开声明说，党内需要民主正象需要空气和水一样，因为照他说来，没有民主就不能管理党。在这三个拉狄克中，叫我们相信哪一个呢？相信第一个，相信第二个，还是相信第三个呢？有什么可以保证拉狄克或者他的舌头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做出新的意外的声明来反驳他以前的一切声明呢？能不能信赖拉狄克这样的人呢？既然如此，拉狄克的关于撤销鲍古斯拉夫斯基和安东诺夫的某些职务是由于“派别性的考虑”的声明还能有什么价值呢？

同志们，关于鲍古斯拉夫斯基我已经谈过了……至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让我告诉你们以下的事实。根据中央全会所批准的中央组织局的决议，撤销了安东诺夫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职务。他所以被撤职，首先是因为他没有通知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同意，就分发了附有国际形势、党的建设等等议程的关于召开高等军事学校支部和空军支部代表会议的通知，虽然安东诺夫知道，工农红军总政治部是以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的权限进行工作的。此外，所以撤销他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职务，是因为他违反中央委员会的意志，不顾中央委员会所提出的关于运用党内民主的方式的指示必须和中央委员会的计划相符合的警告，把这个指示分发给所有的军队支部了。最后，他所以被撤职，是因为他送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一封口气十分不礼貌而内容绝对不可容忍的信，威胁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要它们使“肆意妄为的领袖们”守规矩。

同志们！可以而且应该容许反对派分子担任职务。可以而且应该容许中央委员会各部部长批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不能容许以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的权限进行工作的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部长经常拒绝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建立事务上的联系，不能容许负责工作人员藐视起码的礼节。不能把教育红军的工作托付给这样的同志。关于安东诺夫的问题就是如此。

最后，我必须简单地谈一谈反对派同志们在他们的演说中反映的究竟是谁的情绪的问题。我必须回到交通人民委员部训练班的卡查尔杨同志和马尔丁诺夫同志的“事件”上来。这个“事件”说明，一部分高等学校学生的情况并不是一切都很好，他们身上的党性已经腐朽，他们内心里已经和党断绝关系，正因为如此，他们乐意拥护反对派。但是，同志们，请原谅我这样说，在赞成中央委员会决议的人中间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这种在党性方面腐朽透顶的人的。同志们，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种人的。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队伍中，没有人会说：“我们这里是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尔托夫和唐恩的话。这是社会革命党人《日报》15的话。反对派同志们，如果在你们那里，在你们的队伍中有这样的拥护者，你们的立场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或者拿另一个同志即马尔丁诺夫同志来说吧。他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默不作声，而由支部来做决定。他说，你们中央委员会可以执行我们支部的决定。但是我们有五万个支部。如果由它们来做决定，例如做关于克逊最后通牒问题的决定，那末我们花两年的时间也不能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要知道，这是十足的无政府孟什维主义。如果这些失掉理智和在党性方面腐朽透顶的人待在你们的派别组织里，你们的派别组织究竟还有什么价值呢？（喊声：“他们是党员吗？”）

是的，很遗憾，他们是党员，但是我决心采取一切办法使这种人不再做我们党的党员。（鼓掌）我说过，反对派所反映的是党内外非无产阶级分子的情绪和意图。反对派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放纵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反对派的派别活动帮助了我们党的敌人，帮助了那些想削弱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人。这一点我昨天已经说过，今天再把它肯定下来。

但是也许你们想听听其他新证人的话吧？好吧，我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举出你们大家知道的斯·伊万诺维奇所说的话做例子。这个斯·伊万诺维奇是什么人呢？他是孟什维克，当我们和孟什维克同在一个党内的时候他是党员。后来他脱离了孟什维克中央，成了右派孟什维克。右派孟什维克是孟什维克武装干涉主义者的集团，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推翻苏维埃政权，即使要靠外国武力的帮助。他们的机关刊物是《曙光》杂志16。这个机关刊物的编辑就是斯·伊万诺维奇。这个右派孟什维克是怎样对待我们的反对派的呢？他是怎样褒奖反对派的呢？请听吧：

“我们要感谢反对派，因为它把俄国共产党这个可怕的道德上的罪恶渊薮的情景如此逼真地描绘出来了。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给了俄国共产党以精神上和组织上的严重打击。我们要感谢它，因为它的工作帮助了所有那些认为推翻苏维埃政权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任务的人。”

反对派同志们，这就是给你们的褒奖。

我在结束演说的时候，还是要对反对派的同志们表示一个希望，希望斯·伊万诺维奇的这个吻不致在他们脸上贴得太紧。（鼓掌多时）

载于1924年莫斯科出版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公报》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6卷第5—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