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文献的价值
1.1 史料价值
“补史之阙，正史之谬”，是碑刻文献的史料价值，也是碑刻文献最基本、最重要的文献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碑刻文献是一种特殊的文献形式。当时人们所记载的，涉及与其人类历史相关的方方面面，就是一部写在石头上的历史。由于碑文中的脱、讹、衍、误等现象很少而且不易篡改，所以，以石材为载体的碑刻文献可信度高于其他载体的文献，可以与其他文献进行印证，共同还原真实的历史。存于城固县的《杨从仪墓志》，详细记载了南宋抗金爱国将领杨从仪的生平，他一生屡建战功，为百姓办事，在陕南兴修水利，深受百姓爱戴，但他的事迹在《宋史》中的记载简单并不详细。从此碑志中就可以补正史书，让杨从仪抗金将领的历史形象更加真实丰满。再如陕西洋县南宋《劝农文》碑，查找洋县志及史料，对此碑均无记载。猜想原因可能是在当时的朝代，士大夫编写地方史一般是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或者是文人、名士较多，认为专门讲述农业情况的碑刻难登大雅之堂，故没有记载。此《劝农文》碑是南宋高宗绍兴十九年，洋县知州宋莘撰文刊立的，碑文记录了南宋朝廷和汉中官府亟须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现状，提倡发展农业生产，给出九条对农业发展有好处的具体实施细则。通过对南宋所处时代背景的探究，南宋朝廷吸取了北宋灭亡的惨痛教训，为了巩固政权的经济基础，不得不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洋县所处的汉中地区在宋朝时属兴元府，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成为汉中税赋、产粮的主要地区，汉中又是南宋抗金西北战场的首要据点，因而汉中农业的兴衰对于南宋政权的稳固有着到重要位置。今天通过洋县这一地区的农业情况为后人研究整个南宋农业发展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同时，碑刻文献主要来源于民间社会，大多出自各地各民族普通民众之手。较少修饰、渲染、掩盖，这种关于民族民间的真实记录，往往是官方史书和民族古籍的有力补充，其真实和可信度会高于其他文献。正因为其主要来自民间，由于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死者讳的原因，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粉饰、夸大、回避、委婉的现象，所以我们在运用碑刻文献时需要注意。
1.2 文献价值
历史碑刻的文献价值使我们更容易进行跨学科的研究。通过石碑撰写的文献为跨学科和不同学科研究提供了新的和宝贵的资料。碑刻往往直接或间接地记录了不同代人在军事斗争、政权变更、社会矛盾、基层组织等方面的经历，关于历史、历史人物、山河地理学、对外关系等所有时代的宝贵信息都保存下来。收集了大量关于古老礼仪、礼法、天文、日历、官员、民间传说、部族等的记录，反映出了某种文化现象，为研究历史提供了可靠的信息。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中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清晰地记载了基督教传入我国并发展传播的历史。碑文记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有一位从古罗马帝国而来叫阿罗本的基督教传教士，历经跋涉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准其传教，并为其建大秦寺，传播景教。到建中二年（781年）《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刻立之时，景教已经在中国活动了近150年。碑文上刻有1780个汉字，首末两行及碑脚刻有古叙利亚文。碑文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景教的教义等；第二部分是最核心的内容，也是最具价值的内容，是景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和一百多年的发展；第三部分主要是歌颂长安的主教伊斯，他在当时的朝廷任三品官员，对景教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从历史研究价值上唐代景教流行中国。碑刻是中西文化交流及早期基督教传入中国最早的见证物，是研究中国古代基督教早期传播必不可少的考据文献，为后世展示了唐代长安城第一座景教寺院的位置与发展情况，同时也表现了唐朝当时包容、自由、宽松、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对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1.3 体现书法魅力，促进书法艺术发展
碑刻上的书法是各种风格的，生动地再现了书法的魅力和书法发展的道路，被称为汉字书法史。其中《曹全碑》是较为著名的汉碑之一，它是东汉汉隶成熟时期的代表作，是书法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同《礼器碑》《史晨碑》《张迁碑》合称汉隶四大碑。(https://www.daowen.com)
《曹全碑》书法工整精细，秀丽而有风骨，以秀美成熟的风格独秀，艺术特征鲜明。主要特点为：其一，笔形笔画上。笔画形态完美，圆笔为主，相同的笔画有不同的变化；笔性自如活脱，笔意在圆匀、弹性，刚健之间自由更替；笔速坚决果断，行笔稳健不拖泥带水；笔形提按丰富，粗细线条相互搭配和谐，细不为轻，粗不为重，表现出一种质朴、雄厚精神内涵。其二，在字体结构上，《曹全碑》的结体多以横向取势，内紧外松。波磔是它的特点，使字势左右伸展，有一种横向的张力，动势很强，比如“士”字、“上”字，收敛竖画，发展横势。当然其中也有一些纵向字形，但并没有一味地把字体压扁，而是做到收放自如，比如碑文中“纲”“西”等字。其三，在章法布局上。整碑行列整齐，疏朗平整，单个字中，点画之间相互协调。字距大于行距的特殊章法，使之横看成列，纵看成行。清孙承泽赞誉其：“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清郑簠，不但收藏拓本，而且钟爱此碑，以其作为学隶书的主要取法对象，并通过赠送、雅集，用《曹全碑》的笔意给友人题跋，扩大了对《曹全碑》的影响，引发隶书创作八分书歌现象。朱履贞评《曹全碑》：“潇散自适，别具风格，非后人所能仿佛于万一。盖此汉人真面目，壁圻屋漏，尽在是矣。”碑刻文献保存下来的《曹全碑》是学习汉隶无法避开的经典，进一步引领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如今留存下来颜真卿、蔡邕、苏轼、米芾、黄庭坚等等历代名家的碑刻，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学习书法风格的机会。例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A级风景区“东坡赤壁”，现存的碑刻多为宋至清时期的文物，有两百余块。仅“碑阁”一处古建筑中，室内四壁镶嵌的碑刻《景苏园帖》就有126块之多，其中119块为苏轼手书，7块为历代名人题跋。《景苏园帖》碑刻不管是作品数量，还是摹刻质量、保存完好度，均居全国苏书碑刻之冠。二赋堂、留仙阁、坡仙亭、酹江亭都保存有碑刻墨宝，这些碑刻包含篆书、隶书、草书、行书、楷书等多种字体，是我国宋代以后书法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其中“天下第三行书”《黄州寒食帖》堪称旷世神品，为历代鉴赏家所推崇备至，清高宗乾隆题跋“雪堂馀韵”、黄庭坚、董其昌等名家均有题跋。特别是诗帖后黄庭坚的题跋，书法绝妙，论语精当，可谓是与诗帖珠联璧合。再例如，我国南北朝北魏时期的碑刻，一是现存于山东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的《张猛龙碑》，它在北魏碑刻中最享赞誉，为唐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二是仅存剪裱孤本的《张黑女碑》，清书法家何绍基评其：“化篆分入楷，遂尔无种不妙，无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黑女》者。”还有唐天宝年间《多宝塔碑》，由当时的文人岑勋撰文，书法家颜真卿书丹，同为张旭学生的书法家徐浩题额，碑刻家史华篆刻而成的楷书书法作品。被誉为重视法度，确立规范的代表作。有关《多宝塔碑》的描述：“蕴含了‘二王’和初唐以来书家的风流，历来为书家珍重。它是唐代‘尚法’的代表碑刻之一，学颜体者多从此碑下手，入其堂奥。学子描红、士子举业、居士写经、坊间印书、竞相仿效。至今仍是适用非常广、影响十分巨大的书法作品。”
在碑刻文献中还有一种极具代表的表现形式，那就是同样在东汉时期达到繁荣的汉画像石，它也是汉代极具时代特征，最重要、丰富的艺术形式。它装饰于墓室、墓祠、墓阙及其他建筑物，以石为地、以刀代笔，或勾以墨线，或涂以彩色的特殊绘画艺术品。内容包括人物、神灵、动物、植物、几何、自然物象纹样，刻画了上古神话、典章制度、军事战争、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汉画像石涉及的领域极广，在这里只对其装饰纹样作简单探讨，纹饰是画像石的组成部分，一般分布于主题图像的两侧或四周。纹饰的样式有三角、菱形、鱼纹、水波、十字环、绳形等。其中十字环在汉画像石中较为经典，它是由十字和圆环组合成的纹饰，多用在墓室的石门上，“环”寓意着天门，古人认为人死后是到了天界仙班，表达古人对升天的追求。还有鱼纹，从新石器半坡彩陶发展而来，从鱼形慢慢地演变成为抽象的几何线条，最终成为菱形图案，也称绮纹、棋纹、绫纹。它可以二方或四方连续，组成无尽的连续图案，有“长命”之意。汉代审美将先秦时期对人的评判过渡到了对艺术本身的评鉴，崇尚自然，神形兼备，它使画像石的纹饰艺术表现得更加地飘逸灵活，更具装饰性和整体性，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1.4 汉字语言研究的基础
在语言和文史研究中，写在碑刻上的文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材料，为研究汉字语言和文史提供了很多的参考信息。特别是在语言词汇上，碑刻多是文言文，其内容大多是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信息，其中必然会出现含有大量具有当时社会特色的语言词汇，对汉语言词汇的发展和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如罗维明的《古代墓志，史书词语例释》一文中参考《唐代墓志汇编》的主要内容，“辅之以前十九史，从中发掘了一些颇有意义的词汇现象，如‘家门’‘大门’分指父亲和祖父，用‘三从’合称父、夫、子。用‘天从’‘天夫’‘夫天’指丈夫等，‘良人’指妻子，‘从天’表示出嫁。这些用法新颖、奇特，对于研究词语的意义引申关系很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