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状况

家庭状况

阿伯特夫妇都是普通人，看起来很安静。玛雅18岁时，一位精神科社工形容阿伯特夫人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女人，对人很友好，很容易相处”。阿伯特先生“举止文静，为人和善”。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明智的人，但不如他的妻子那么讲究实际”。为了家人，他似乎什么都愿意做。他身体很健康，给访谈者的印象是“性格非常沉稳”。

玛雅出生时，她母亲20岁，父亲30岁。

女儿出生时，阿伯特先生正在读一本关于玛雅古墓挖掘的书。“我女儿就取这个名字了。”他想。

玛雅8岁时，母亲和父亲一致同意把她送走。而在此之前，她一直是爸爸的“小情人”。她会一大早喊他起床，然后一起去游泳。她总是跟他手牵着手。他们会紧挨着坐在桌旁，每晚睡觉前，他都会跟她一起祷告。他们常常会一起去长途跋涉。

从8岁到14岁，除了短暂回家探望外，玛雅一直没有跟父母住在一起。当她回到家和他们永久生活在一起时，他们抱怨她变了。她不再是他们那个小女孩了。她想学习。她不想去游泳了，也不想再和父亲一起去散步了。她不想再和他一起祷告。她想自己读《圣经》，就她自己一个人读。她反对父亲在吃饭时坐在她身边表达对她的爱意。她想坐得离他远一点。她也不想和母亲一起去看电影。在家里，她想自己处理事情，自己做一些事情，比如不事先告诉母亲就自己洗镜子（母亲说的例子）。

玛雅的父母在回忆玛雅的这些变化时都说这是她生病的最早迹象，而在我们看来，这些变化其实是成长的正常表现。有趣的是，她父母对这些发展的判断与我们并不一致。

玛雅认为，她的主要困难在于获得自主性（autonomy）——这实际上也是她生活中的主要任务。

你应该能够自己思考，自己解决问题。我不能。人们都能够接纳、理解事物，而我不能。我忘记了一半的时间。甚至是我记得的东西也不是真实的记忆。你应该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她的父母一直以来似乎都很警惕，认为玛雅所有试图发展自主性的表现都必然包括她努力地想让自己与他们分开，并自己主动地去做一些事情。直到现在，她父母的警惕心依然丝毫没有减弱。例如，虽然她过去的一年一直在一家洗衣店工作且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但她母亲还是反对她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熨衣服。阿伯特夫妇认为，他们的女儿独立“用她自己的脑子思考”就等于是“生病”，是对他们的排斥。她母亲说：

我想我现在所有心思都放在了一件事情上——这件事情就是，让她好起来——我是说，在她还是个孩子，还是个十几岁青少年的时候，我总能找到问题所在，或者——我总能做点什么，但——但现在这种疾病完全发作了，呃——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一样了——你看，玛雅，呃——她不再接受你跟她说的一切——就好像如果我对她说，呃，“黑就是黑”，她过去很可能会相信，但因为她现在生病了，她再也不接受你跟她说的任何东西。于是，她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而如果她不能解释清楚，那么，她似乎就是不相信我的话——这两种情况在我看来当然完全不同。

就像他们所说，“因为她生病了”，所以她变得更加“难以相处”了。她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相处”（fit in）了。虽然玛雅觉得医生帮助她比以前更能“用她自己的脑子思考”，但却让她在这个方面更糟糕了。用她自己的脑子思考当然需要全面地了解自己。对玛雅来说是“用自己的脑子思考”和“想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在她的父母看来却是“鲁莽”（forwardness）和“小聪明”（brightness）。

18岁以前，玛雅一直努力学习，并通过了所有考试。用她自己的话说，书成了她的避难所，可以让她避开父母的侵扰。她父母的态度开始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一方面骄傲自豪，另一方面又傲慢自大；一方面觉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另一方面又担心她。他们说她非常聪明，甚至“可能太聪明了”。他们认为她学习太过努力。他们觉得她一直学习没什么乐趣可言，因此必须把她从书本中拖出来。她母亲说：

那时候我们常常去看电影，我常常会说，呃——有时候，她会说：“妈妈，我觉得我今晚不应该去看电影，我想我应该做家庭作业。”然后，我就会对她说，“哦，好吧，我很失望”，或者我会坚持一定要去，或者我会说，“好吧，那我自己去”，然后她会说，“好吧，我也去”。大多数时候，她真的都是被逼着出门的。

当玛雅说她的父母总是给她设置障碍，干扰她读书时，他们很有趣地否认了这一点。她坚持说她想读《圣经》。父母都在笑她觉得他们给她设置障碍的想法，她的父亲还大笑着说：“你想读《圣经》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在其他书中可以找到更好的信息。”

下面，我们将更为细致地探讨父母和精神科医生一再对玛雅做出的某些归因。

十年来，一份又一份的精神病报告对玛雅的描述都是：淡漠，退缩，情感缺失，孤僻，充满敌意，情感贫乏。她的父母也是这样看她的。从她14岁起，他们就经常说她没有感情，觉得她对这种归因已经相当习惯了，但当她遭到这样的“指控”时，她仍然会脸红、愤怒。就她而言，她觉得父母从未给予过她爱，也不允许她自发地表达爱，正是在这一点上的恼怒和挫败感，才导致了她很多所谓的冲动行为——例如，导致她八年前再次入院的事件，据说是她用刀袭击了她的母亲。

玛雅：我为什么要袭击你？好吧，或许是我在寻找一些东西，一些我所缺少的东西——情感，也许是对情感的贪求。

母亲：你不会想要那些东西的。你一直都觉得那太腻歪了。

玛雅：你什么时候给过我这些？

母亲：好吧，比如说，如果我想亲亲你，你就会说，“别腻腻歪歪的”。

玛雅：但你从来没有让我亲亲你。

玛雅说她的父母从来不认为她是“一个人”，或者说从来都不把她“看成”是“一个人”，“一个像我现在这个样子的人”。父母对她的这种缺乏认可让她感到害怕，于是她采取了一种自卫手段回击他们。但这显然让她的父母感到非常困惑，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理解这一指控的任何意义。玛雅坚持说，她的父母对她没有真正的感情，因为他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的感受，而且，他们不允许她对他们表达任何的自发情感，因为他们觉得这不是“适应”的一部分。

当玛雅说她在失去了情感后变得开朗了起来时，她母亲反驳道：“好吧，你已经太过开朗了。”这并不是说这个女孩有轻度躁狂的特质，她没有这种特质。

“父母是否把她当回事”这个问题阐明了她缺乏情感的另一个特点。正如玛雅所说，她父亲

……对我跟他说的事情常常一笑置之，而我却看不出他在笑什么。我觉得事情非常严重。甚至到了我5岁的时候，我已经懂事了，但我还是看不出他在笑什么。父亲和母亲都不站在我这边。

我跟父亲说学校里的事情，他过去常常一笑置之。如果我跟他说我做的梦，他过去也常常一笑了之，并告诉我不要当回事。这些事情对当时的我来说非常重要——我那时经常做噩梦。他却常常一笑置之。我小的时候，他经常跟我一起玩，但那不一样。

她母亲向我们抱怨说玛雅不想了解她；她父亲也有同样的感受，父母两人都很伤心，因为玛雅不肯告诉他们任何关于她自己的事情。

他们对这一打击的反应很有趣。他们开始觉得玛雅有着超凡的精神力量，以至于他们确信玛雅能够读懂他们的想法。例如，

父亲：如果我在楼下，有人进来问玛雅怎么样，这时如果我马上上楼，玛雅就会对我说：“你说我什么了？”我说：“什么都没说。”她就会说：“你说了，我都听见了。”这对玛雅来说太不寻常了，以至于我在玛雅不知道的情况下和她做了一次试验。你看，当我证明了这一点后，我就想：“好吧，我可以把这件事告诉阿伯特夫人。”于是我告诉了她，她说：“哦，别傻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说：“好吧，今晚我们把玛雅带上车的时候，我会坐在她旁边，我会把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我会跟她说话，你就观察她的反应。”当我坐下时，她说：“你能坐到车的另一边吗？我无法理解爸爸在想什么。”这是真的。嗯，在那之后的一个星期天，我说——那是冬天——我说：“玛雅会坐在她平常坐的椅子上，她会坐在那里看书。现在，你拿一张报纸，我也拿一张报纸，我向你保证，呃……”——玛雅忙着看报纸，呃——我朝妻子点点头，然后我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报纸后面的玛雅身上。她拿起报纸——她的，嗯——杂志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朝着前厅走去。她妈妈说：“玛雅，你要去哪里？我还没烧火呢。”玛雅说：“我不明白”——是的——“我不知道爸爸的大脑深处在想什么。不知道爸爸的内心深处在想什么。”

这样的试验从她第一次“生病”前一直持续到现在，直到这项研究进行了一年多后才为人所知。因此，只有在遇到最大的困难时，玛雅的受控观念（ideas of influence）才能继续被视为个体病理过程的渗透，无论是器质性的、心理性的，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均是如此。

从临床上看，她“饱受”“受控观念”之苦。她不止一次地感到，尽管她自己对他人的影响不好，但即使她自己竭力克服这一点，其他人也可能对她产生或确实产生了不当的影响。

总体而言，人们之间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的性质相当模糊。这是一个“幻想往往会产生事实”的领域。当然，如果理智的人更清楚这方面往往会和可能会发生什么，那么，讨论玛雅对这个问题的专注就会更容易一些。

具体来说，了解以下问题的答案对我们非常重要。

她父母觉得玛雅对他们有什么影响？

他们觉得他们对玛雅可能产生、已经产生或者应该产生什么影响？

他们试图对她产生怎样的影响？

他们认为一个人会对另一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尤其是通过远距离的行动，特别是祈祷、心电感应或思想控制（玛雅最担心的媒介）会对另一个人产生怎样的影响？

不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没有人能够开始评估和解释玛雅对相互影响的“妄想”（delusions）。在我看来，这个原则必然适用于每一种这样的妄想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记起她的父母曾积极地试图影响她，他们曾相信她能说出他们的想法，他们曾对她进行试验但又不愿意向她承认这样的做法时，受控观念就具有了社会可理解性。此外，当把这些非凡的力量归咎于玛雅时，他们坚定地相信，她甚至不知道她自己的想法或行为。

玛雅指责她的父母以某种“一笑置之”的方式“影响”了她，因此，她在家里的时候尤其易怒、胆战心惊、心慌意乱也就不足为奇了。正如我们所说，只有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他们才向她承认了他们一直在做的事情。

玛雅：好吧，我是说你们不应该这么做——这是不自然的。

父亲：我没有做过——我以前没做过——我想：“好吧，我做错了，我以后不会这么做的。”

玛雅：我的意思是我的反应表明这是错的。

父亲：几周前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喜欢她妈妈的一条裙子。

玛雅：我没有——我试穿了一下，裙子很合身。

父亲：好吧，她们得去找一个裁缝——有人给她们推荐了一个裁缝。阿伯特夫人去拿裙子，她问：“多少钱？”那个女人说：“四先令。”阿伯特夫人说：“哦，不是吧？肯定不止这么点钱。”所以那个女人回答说：“哦，好吧，你丈夫几年前帮了我一个大忙，我一直都没有机会回报他。”我不记得自己帮过她什么忙了。阿伯特夫人给她的钱当然不止四先令。玛雅回家后就问她妈妈：“妈妈，你把裙子拿回来了吗？”她回答说：“玛雅，拿回来了，还花了不少钱。”玛雅说：“哦，你不能骗我——他们告诉我是四先令。”

玛雅：不是，我以为是七先令。

父亲：不，你说的是四先令——肯定没错——当时我妻子看着我，我看着她——所以，如果你能解释一下这件事的话——我不能。

她的一个牵涉观念（an idea of reference）是她无法理解父母之间发生的貌似跟她有关的事情。

确实是这样。当他们一起接受访谈时，她的母亲和父亲不断地相互点头、眨眼、做手势、会心微笑，这在观察者看来是如此明显，以至于第一次访谈才进行20分钟他就对此发表了评论。不过，他们还是继续如此，有增无减，随后又否认。

在我们看来，她父母不承认玛雅类似评论的正确性，其后果是玛雅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察觉到或者是什么时候想象到父母之间发生的事情的。父亲和母亲之间这些公开但又隐秘的非言语交流，事实上相当公开且非常明显。玛雅之所以被视为偏执狂，很大程度上源于她不相信她自己的怀疑。她无法真正相信她认为自己看到的一切就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另一个后果是，她无法将通常不是有意的或通常不被视为交流的行为（例如，摘眼镜、眨眼睛、揉鼻子、皱眉头等）与有意的交流行为区别开来——这是她偏执的另一个方面。不过，她的父母常把那些行为当作信号，当作对玛雅的“测试”，看她能不能发现，但她父母玩的这个游戏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如果有人评论，他们就会很有趣地反驳说，“你什么意思？”“什么眨眼！”如此等等。

除了归因于她的各种神奇力量之外，她的父母还告诉她，她不能思考、记住或做她确实思考过、记住过或做过的东西，也思考不了、记不住或做不了她确实思考过、记忆过或做过的东西，从而让她更加神秘了。比较一下她和她母亲所说的关于她袭击母亲从而导致她重新入院的某些细节，很有启发性（参见上文边码第9页）。

据她母亲说，玛雅无缘无故地袭击了她。这是她的病又发作了的结果。玛雅说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她母亲不断地提醒玛雅记起这件事。

不过，玛雅曾说，她可以相当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她当时在切肉。她母亲站在她身后，不停地说她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说她总是做错事情。她觉得她必须采取点行动，否则就感觉内心像是有什么东西爆裂开了一样。她转过身，对着母亲挥舞着刀，然后把刀扔在了地上。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她对所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抱歉，但她想弄清楚这件事情。她说她当时感觉很好：觉得这跟她的“病”无关。她要对此负责。她的“声音”并没有告诉她要那样做。她说，不管怎样，这些声音都是她自己的想法。(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的解释是，这整个事件在很多家庭中可能都没有注意到就过去了，都把它当成是女儿和母亲之间普通的恼怒事件。

我们发现，玛雅个性的所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类型的否定（negation）的影响。

例如，她14岁回家时，她觉得她开始想象“一些性方面的事情”。她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着她的父母是否有性行为。她开始性兴奋，开始手淫。不过，她非常腼腆，远离男孩子。当父亲出现在她身边时，她开始越来越恼火。她反对父亲在她吃早饭的房间里刮胡子。她害怕父母知道她有关他们的性方面的想法。她试图跟他们说这件事，但他们告诉她，她没有任何这样的想法。她跟他们说她手淫了，但他们告诉她，她没有那样做。当时发生的情况当然是推断出来的，但当她当着访谈者的面跟父母说她还在手淫时，她的父母只是告诉她，她没有那样做！

据她回忆，在她15岁的时候，她开始觉得是她的父亲导致了这些性方面的想法，父母都试图以某种奇怪的方式影响她。她加紧学习，埋头读书，但她开始听到她脑子里阅读内容的声音，开始听到她自己内心想法的声音。现在，她努力地想弄清楚她自己的所有想法。她的大脑中会清楚地出现她内心想法的声音：她的声带可以发出她的声音，她的头脑有前后两部分。她的动作来自她头脑的前面部分。它们刚刚发生了。她完全感觉不到她是她自己的思想和语言的代理人。[1]

她的父母不仅否定了玛雅的记忆、情感、感知、动机、意图，而且，他们的归因本身也很奇怪地自相矛盾，虽然他们的言行举止表现得好像他们比玛雅更清楚她记得什么、做过什么、有过怎样的想象、想要什么、有什么样的感受、是否开心、是否疲惫，但这种控制通常以一种更加神秘的方式维持着。

例如，有一次，玛雅说她想离开医院，她认为，她已经不再需要住院，但母亲还是试图让她继续待在医院里。她母亲回答说：

我认为，玛雅——我认为玛雅认识到了——呃——无论她想要什么，只要真的对她好，我都会去做——不是吗？——嗯？（没有回答）——毫无保留——我的意思是，如果可以做出任何的改变，我都很乐意去做——除非绝对不可能做出任何改变。

我们无法从玛雅当时所认识到的再往前推进一步。但有人注意到，这段声明中有许多令人费解的限制条件。不管玛雅想要的是什么，最为确定的限制条件都是“真的”和“为了她自己好”。当然，阿伯特夫人是决定以下内容的仲裁者：（1）玛雅认识到了些什么；（2）玛雅“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不同于她可能认为自己想要的东西）；（3）怎么做才是为了她自己好；（4）哪些东西需保留，哪些需改变；（5）哪些是有可能做到的。

玛雅有时候对这些神秘现象的评论相当清晰。但与我们相比，这对她来说要困难得多。她的困难在于，她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相信或不相信她自己的感知和记忆，或者什么时候该相信或不相信她母亲和父亲。

对这个家庭的严密调查显示，她父母对她说的话，不管是关于她的、关于他们自己的，还是关于他们觉得她应该有怎样感觉的，甚至是关于那些可以直接看到或听到的事情的，都不可信。

玛雅怀疑这一点，但她的父母认为这种怀疑正是她的疾病所在，而且，他们就是这么告诉她的。因此，她常常怀疑自己的怀疑是否正确：有时候她幻想自己否认了他们说的话，有时候她会编造一个故事来顺从他们的话，例如，她曾编了一个故事说她8岁时住进了医院——这是她第一次与父母分开的时间。

玛雅会试图躲在她自己的世界里，这并不奇怪，但与此同时，她感到最为痛苦的是，她不是一个自主的人。不过，她觉得，为了能够与父母保持某种程度的分离，她需要培养她所谓的“自我占有”（self-possession）的品质。而这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

如果我不自我占有，我将无所适从，因为我会被其他事情搞得一团糟。

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她为获得自主性而做出的各种尝试在她父母看来正是她的“疾病”所在，因为这意味着她与他们“合不来”，她“难以相处”“太莽撞”“太聪明”“太骄傲”，且总是挑他们的错。

玛雅试图用这样的说法来解释自己的表现：

我强调别人的错误是为了找回我自己的“自我占有”。

我跟别人相处不好：这不是骄傲。

母亲总是挑我的毛病。她总是找我的麻烦。她总是试图教我如何运用我的头脑。你不可能教一个人在违背其自身意愿的情况下如何运用他的头脑。母亲总是这样。我痛恨她这样。

但有时候，她也会怀疑这种印象的正确性。她说：

她没有挑我的毛病，但那是我的看法。那是我对此的反应。我得让自己冷静下来。我一直觉得我得报复她——我得站起来夺回我自己——夺回我自己的“自我占有”。

她觉得她的父母是在强迫她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们试图“毁掉”她的头脑。但他们又教导她认为，思考是一件疯狂的事情，是她的“疾病”所在。

所以，她在自己的世界里，即自己的私人世界里、自己的壳里寻求暂时的庇护。不过，用她父母的话说，这么做是“消极的”：用精神病学的术语说是“退缩的”。

当玛雅没有尽她所能地建立起一道自我防御的战线时，她承认她对自己的能力非常不确定。事情并不一直都是真实的。

父母从来都不允许我为自己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从未学会做事情。这个世界似乎不太真实。如果你不去做事情，事情就永远都不真实。

变化扰乱了她不稳定的同一感。

我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意料之外的事情。所以我喜欢一切事物都井井有条。这样就不会发生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了。

但是，这种“井井有条”必须来自她自己，而不是她父母强加的“正确性”或“精确性”。

我小时候常常认为这是一种威胁，当时我没有采取其他行动的自由，但现在我可以采取其他行动了：他们的正确性让我想弄清楚为什么他们做什么都是正确的，为什么他们可以那样做事情，而我却只能这样。

她一次又一次地否认自己有任何的情感，也否认对他们的情感有任何的兴趣。

母亲是和我一起生活的人。我没有比这更强烈的情感了。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情，我会想念她，我会一直想着她，但这对我的生活方式没有任何影响。我没有任何深厚的情感。我只是没有那么做。

但她当然知道什么是恐惧；例如，最近一位阿姨对她大喊大叫时，她就感觉到了恐惧。

我只是觉得——我经常看到猫畏畏缩缩的，感觉它好像就在我心里一样。

她不承认她是自己思想的推动者，这在很大程度上好像是为了逃避批评和否定。

我不思考，是声音在思考。

它们会对她阅读的内容产生回响，或者它们会对那些她害怕以她自己的身份去批评的人进行“批评”。

就像在思考的不是她，而是声音一样，在行动的也不是她，而是她的身体。

这一切都不是我能控制的。

她已经放弃了，不再试图去“弄清楚”她的父母或其他人在干什么。

我通过自己的眼睛只能看到问题的一面——只能看到世界的一面，我不能像以前那样通过别人的眼睛看问题、看世界。

这种一点都不想“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防御策略，但它同时也表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她是真的不知所措。

我觉得很难保住一份工作，因为我不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而他们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不喜欢别人问我任何事情，因为我总是不知道别人的想法。

我无法理解你的生活。我不生活在你的世界里。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知道你在追求什么，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对她母亲说）。

她的父母认为，玛雅之所以试图“自我占有”，完全是因为她“本性自私”“贪婪”“生病了”或“缺乏情感”。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当玛雅试图缩进她自己的壳里，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埋头读书（她自己的话），她母亲和父亲觉得这是一个可怕的打击。在我们的访谈中，阿伯特夫人唯一一次哭是在她谈到自己母亲去世时，她说玛雅不想理解她，因为她只对她自己的问题感兴趣。

阿伯特夫人一再重申，只要有助于医生找到玛雅疾病的根源，她是天天希望和祈祷玛雅能记住任何事情。但是，她又觉得她必须反复地告诉玛雅，她（玛雅）不能“真正地”记住任何事情，因为（就像她向我们解释的那样）玛雅总是假装自己没有真的生病。

她经常询问玛雅的一般记忆，通过在不同的时间向她表明她不是健忘，就是弄错了事实，或者她只是因为后来从母亲或父亲那里听说了这件事而想象她记得她认为自己记得的事情，从而（从她的角度）帮助她认识到她生病了。

这种“虚假的”但又是“想象出来的”记忆让阿伯特夫人非常担忧。这也让玛雅感到担忧和困惑。

阿伯特夫人最后告诉我们（没有当着玛雅的面），她祈祷玛雅永远都不会记得她的“病”，因为她（母亲）认为否则会让她（女儿）不安。事实上，她对此的感觉非常强烈，以至于她认为，如果玛雅永远都不记得她的“病”（即使这意味着她必须一直待在医院里），那将是最“仁慈的”。

当她谈到玛雅康复对她来说是多么重要时，出现了一个奇怪且发人深省的时刻。阿伯特夫人曾说，玛雅若能“康复”，那就意味着她将再次“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经常说她之所以如此照顾玛雅是为了得到她的感激，但现在她的说法不同了。她一直说，也许玛雅害怕“好起来”。她回忆起一个朋友最近告诉她的关于她和玛雅之间关系的“大实话”（home truth）。

你知道吗？她对我说：“嗯，你不能为任何人而活——你甚至可能会因为这样做而受到惩罚。”我记得我当时想：“想想都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但后来，我觉得她可能说得对。这对我的触动非常大。她对我说：“你得过你自己的生活，这是你的生活——你不能也不应该为任何人而活。”我当时想：“嗯，想想都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后来，我想：“嗯，她这么说可能是对的。”

不过，这种洞见转瞬即逝。

在前文中，我们分析了各种各样的“体征”和“症状”，精神病学界几乎普遍认为这些体征和症状是由一种疾病“引起”的，也就是说，是一种器质性的病理过程，它们可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遗传-体质因素，且往往会破坏或损害有机体以各种方式体验和行动的能力。

我们认为，在这个病例中，人格解体（depersonalization）、紧张和偏执的症状、情感上的贫乏、自闭式的退缩、幻听、“自我界限”的混乱等方面更可能是她和父母之间的相互体验（inter-experience）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们与她生活的社会现实似乎相当一致。

关于我们的个案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或许有人认为，她的父母可能是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对待一个不正常的孩子。资料很难支持这一论点。现在，她的父母清楚地表明，他们眼里的疾病症状，在我们看来则是发展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的个性化（personalization）、自我实现（realization）、自主性、自发性等。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一切都表明了这一点，过去的情况也是如此。让她父母感到有压力的不是失去（loss），而是玛雅自身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