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马克思于1841年3月底完稿，4月6日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并于4月15日，在本人未到场的情况下，以这篇论文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马克思选择这个题目是为了阐述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19世纪30年代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首次提出了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是古代的自我意识哲学家的观点。以布·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不仅接受了黑格尔的观点，而且超越了他们的老师，驳斥了当时的哲学史编纂学对这些体系的贬低和曲解，利用这些哲学体系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要求，从而也论述了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
1839年初，马克思开始全面研究伊壁鸠鲁的哲学，作为研究的成果，最晚到1840年初产生了七本《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这七本笔记摘录了伊壁鸠鲁哲学的精髓，总结了19世纪30年代哲学界的争论，并提出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其中涉及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及其同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的关系，以及它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联系，但是二者的差别还没有像后来在博士论文中那样成为重点。在这七本笔记以后，马克思扼要地写了几条关于伊壁鸠鲁的原子学说的意见。另有一份手稿批判分析了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神学的论战，其中只有第三张流传下来了，这个片断以前是作为博士论文的《附录的片断》发表的，其实它在马克思尚未开始写博士论文时就已写成，它不属于博士论文，而可能是失传的一部研究古代哲学著作的一部分，因此未收入本卷。
1840年，马克思专门研究了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根据鲍威尔1839年底和1840年初的几封书信来看，这时马克思正在研究海尔梅斯主义，还打算出一本书对它进行哲学的批判。可见，马克思动笔撰写博士论文大概是在1840年下半年。
论文题目确定以后，马克思就深入钻研古代文献，以便首先分析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如果把博士论文中的直接引文和间接引文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中的摘录加以比较，可以看出这些笔记只是为博士论文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论文中有些引文抄自笔记，有些引文则经过马克思重新研究。而关于德谟克利特的最重要资料的引文都是笔记中所没有的。马克思广泛地挖掘当时能找到的所有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资料，从而掌握了当时的全部学术资料。可惜在准备写作博士论文时所写的摘录笔记和草稿，都没有保存下来。
1841年3月底，博士论文完稿了。论文的题目是《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在保存下来的稿本的目录中也是这样写的，而获得博士学位后写在封面上的题目则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现存的博士论文本身是一份不知由何人抄录的、经马克思修改补充的不完整的稿本。这显然是在3月底以前就已写成准备付印的那个稿本。为此马克思写了献词和序，但这里缺少论文目录中所提到的第一部分第4章、第5章和附录第2章的注释。
这篇博士论文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它第一次发表在弗·梅林编辑的《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斐迪南·拉萨尔的遗著》1902年斯图加特版第1卷，但是删掉了绝大部分附注。全文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3。
2 伊壁鸠鲁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伊壁鸠鲁在雅典自家花园中宣讲他的原子说和无神论，也称为花园学派。
伊壁鸠鲁哲学包括物理学（关于自然界的学说）、准则学（关于认识的学说）和伦理学。伊壁鸠鲁对自然界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学说，认为原子有三种运动：直线式的下落运动、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和由此产生的碰撞运动，从而提出了物质运动的内在源泉思想。在认识论上，他认为感觉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在伦理学方面，伊壁鸠鲁认为，由于组成人的灵魂的原子具有脱离直线作偏斜运动的倾向，因而人的行为有可能脱离命定的必然性，获得意志和行为的自由。他斥责对神的崇拜和迷信，蔑视命运，强调事在人为，认为人类行为的目的是从痛苦和恐惧中解放出来，求得快乐，快乐是幸福生活的目的，是善的唯一标准，人应当通过哲学认识自然和人生，用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他首先提出了原始的社会契约说。——11、212、453。
3 斯多亚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早期斯多亚派认为认识来源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但又承认关于神、善恶、正义等的先天观念。他们把赫拉克利特的火和逻各斯看成一个东西，认为宇宙实体既是物质性的，同时又是创造一切并统治万物的世界理性，也是神、天命和命运，或称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受天命支配，人应该顺应自然的规律而生活，即遵照理性和道德而生活。合乎理性的行为就是德行，只有德行才能使人幸福。人要有德行，成为善人，就必须用理性克制情欲，达到清心寡欲以至无情无欲的境界。中期斯多亚派强调社会责任、道德义务，加强了道德生活中的禁欲主义倾向。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于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11、212、452。
4 怀疑主义是公元前4—3世纪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派别，代表人物有皮浪、阿克西劳、卡内亚德、埃奈西德穆及恩披里柯。
怀疑派哲学是对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是否存在、能否认识表示怀疑的哲学学说。它认为事物是不可认识的，因为对每一事物都可以有两种相互排斥的意见；既然人们什么也不能确定，就应该放弃判断，放弃认识，平心静气地求得精神的安宁。怀疑主义揭示了人们认识中的矛盾，在认识史上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反对唯物主义，不相信理性的力量，否定科学知识，实际上为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11、212。
5 科本《弗里德里希大帝和他的敌人》是献给“朋友、特里尔的卡尔·马克思”的。科本在该书1840年版第39页上写道：“伊壁鸠鲁主义、斯多亚主义和怀疑主义是古代有机体的神经系统、肌肉系统和内脏系统，它们的直接的自然的统一决定了古代的美和道德，它们也随着古代的衰亡而瓦解。”——11。
6 马克思根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论哲学家的生平》第10卷第123页，引用了伊壁鸠鲁致梅诺伊凯乌斯的信中的一段话；这段引文以及下面引自埃斯库罗斯著作的引文，马克思是用希腊文摘抄的。——12。
7 鲍威尔在1841年4月12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不要把超出“哲学发展”的埃斯库罗斯《被锁链锁住的普罗米修斯》中的诗句（即“我痛恨所有的神”）放进博士论文，认为这样将不利于马克思谋求波恩大学的教职。——12。
8 昔勒尼派是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其创始人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昔勒尼的亚里斯提卜。这个学派接受并发展了苏格拉底关于善的概念，认为人们天生追求的快乐就是善，人不能被快乐所支配，应该主宰快乐。昔勒尼派的学说对伊壁鸠鲁的伦理学有一定的影响。——15。
9 昔尼克派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一个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绝对对立起来，认为一切人间的文明享受都是有害的，理想的生活应是极端简朴的原始生活，提出“德行本身就是幸福”，主张屏弃一切人间的享受。昔尼克派对后来的斯多亚派有一定的影响。——15。
10 亚历山大里亚哲学指公元3—6世纪流行于古罗马的新柏拉图主义，是由亚历山大里亚的阿·萨卡创立的一个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亚历山大里亚哲学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吸收了亚里士多德学派、斯多亚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和东方宗教神秘主义的观点，反映了罗马帝国衰亡时期奴隶主贵族的思想。——15。
11 七贤是指米利都的泰勒斯、米蒂利尼的皮达科斯、普林纳的比亚士、雅典的梭伦、斯巴达的奇仑、科林斯的柏连德、罗得岛的克莱奥布洛斯。——17。
12 《论哲学家的见解》虽然以普卢塔克的名义流传下来，但并不是出自他的手笔，而是另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写的。——19。
13 各个综合性科目在古代是指语言文学、辩证法、论辩术、音乐、算术、几何、天文学。——23、69。
14 迦勒底人是西亚的一个民族，在希腊罗马世界用以称呼东方的天文学家和占星术士。——23、69。
15 裸体智者是古希腊人对古代印度的哲人和裸身独居深林冥思默祷、禁欲苦修的宗教信徒的称呼。——23、69。
16 心灵的宁静（Ataraxy）是古希腊伦理学的概念，又译“不动心”。在伊壁鸠鲁的伦理学中，这是生活的最高理想，是通过认识自然、摆脱对神和死亡的恐惧而达到内心自由的哲人所处的至善状态。——28、57。
17 按博士论文的目录，下面应该是第1部分第4章、第5章，但这两章的手稿没有找到。——29。
18 马克思1837年秋读过约·约·温克尔曼的著作《古代艺术史》（1767年德累斯顿版）并作了摘录，该书第2册中有这样一段话：“雄浑伟岸的神灵的美就在于既有成年人的遒劲膂力，又有青年的欢快愉悦，而且还像如花少年那样肌肤致密，毫不突筋露腱。但是神灵显得恬淡知足，不需要常人为滋补身体所需要的东西；这就是伊壁鸠鲁对神的形象的看法，他让神没有躯体，但有近似躯体的东西，没有血，但有近似血的东西，这是西塞罗所茫然不解的。”——35。
19 希尔卡尼亚海是里海的古称。这里指的显然不是希尔卡尼亚海的鱼，而是希尔卡尼亚人或吃这种鱼的人。——36、83。
20 “原子规律”这一术语在卢克莱修的《物性论》中并未出现，显然是马克思自己提出来的。他在写《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时，为了给伊壁鸠鲁的“原子偏离直线”下定义，曾研究卢克莱修的观点，并使用了这个术语。——36。
21 这些批评家可能指德国哲学家纽伦贝格尔和德国语言学家施奈德尔。他们的评论见《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生平、见解和格言》（由卡·纽伦贝格尔分别以希腊文和拉丁文出版）1791年纽伦堡版和《伊壁鸠鲁的两封信里所包含的物理学和气象学方面的意见》（希腊文本由约·哥·施奈德尔根据手写本和印刷本校正和解释）1813年莱比锡版。——39。
22 这里指的不是伊壁鸠鲁的学生朗普萨科斯的梅特罗多罗斯，而是德谟克利特的学生希沃斯的梅特罗多罗斯。后者在一些文献中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老师。在博士论文所附的注释中，在马克思引用的斯托贝的一段话里他也被误称为伊壁鸠鲁的老师。《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第六个笔记本中也有这段引文。——49、89、90。
23 附注中所有的引文，马克思都是用原文即拉丁文和希腊文摘录的。马克思撰写这些注释时并未注明他所引用的版本。在写博士论文时，他部分地参看了他的《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但是，他作笔记和写博士论文时所利用的不是同一个版本，例如，作笔记时他利用的是1649年里昂出版的皮·伽桑狄的《第欧根尼·拉尔修，第10卷：〈论伊壁鸠鲁的生平、习惯和见解〉注释本》，而在写注释时他利用的可能是与伽桑狄的版本出入很大的1833年陶赫尼茨出版社的版本；此外，根据引文的修改情况来看，他在写论文和注释时重新研究了有关资料。因此，这里的引文与《笔记》中的引文也大有差异。——65。
24 预想（Prolepsen）这里是指由同一客体所引起的众多感觉中直接产生的概念，这种概念构成了与此相关的言语的本来涵义。同感觉本身一样，这种概念也具有明确性，可以成为继续研究的出发点；而从感觉和理性所证实的判断中又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预想。——68。
25 公元前101年，罗马统帅马利乌斯在韦尔切利战役中击败了入侵高卢和意大利北部的日耳曼部落基姆布利人。
马西里亚人是指住在马西里亚（即现今法国的港口城市马赛）的居民。马西里亚是公元前600年一群来自小亚细亚的福西亚的希腊水手建立的希腊移民地。——74。
26 马克思把青年黑格尔派称作哲学上的“自由派”。19世纪30年代末，这一派的激进代表布·鲍威尔、路·费尔巴哈、阿·卢格等人转到无神论立场，从左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并要求资产阶级的自由。——76。
27 “实证哲学”是19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德国哲学中的一个宗教神秘主义流派。当时一批保守的德国哲学家（克·海·魏瑟、伊·海·费希特、安·君特、弗·巴德尔）从右的方面批判黑格尔哲学。他们反对理性认识，认为神的启示是“实证”知识的唯一源泉，企图使哲学从属于宗教。他们把宣布理性认识是自己知识的源泉的哲学叫做“否定哲学”。——76。
28 指的是19世纪30年代初的一批德国哲学家，他们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企图复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以便改写哲学史，其最著名的代表就是1833年起任柏林大学教授的阿·特伦德伦堡。1840年秋他出版了《逻辑研究》，详细批判黑格尔哲学及其辩证方法。他过高地评价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观点，根据这些观点创立了一套他自称为有机世界观的有神论理论。他还利用了当时人类学和生理学的成果。马克思说的毛发哲学家、趾甲哲学家、脚趾哲学家、粪便哲学家可能就是暗指这一点。——77。
29 指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的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给我一个坚实的支点，我将把世界彻底翻转过来。”——77。
30 瑞典自然科学家和通灵学家艾·斯维登堡把整个宇宙分为有限的物体和永恒的神灵。一切神灵处于普遍的联系中，人的精神在人生前只是无意识地参加这种联系。在斯维登堡看来，整个神灵世界体现了整个宇宙的普遍一致性。他认为，整个神灵世界就是一个“最大的人”，他的头、躯体和四肢各表现着神灵世界的在质上各不相同的领域。——77。
31 《自然体系，或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是法国唯物主义者保·昂·霍尔巴赫的著作。作者为了不暴露自己，署了1760年去世的法国科学院秘书J.B.米拉波的名字。——98。
32 马克思引用的谢林《关于独断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哲学通信》和《论“自我”是哲学的原则》都是1795年出版的。后来谢林放弃了进步观点，转到宗教神秘主义立场，1841年被普鲁士当局延聘到柏林大学去消除黑格尔学派特别是青年黑格尔学派代表人物的影响。——100。
33 马克思引用的是黑格尔在1829年夏季学期开设的宗教哲学讲座的第13讲。——100。
34 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批判了证明神存在的各种方法。——100。
35 指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就关于判断成份的逻辑意义的推论（主语、谓语、系词“是”）所说的一段话：“一百个真正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丝毫也不比一百个可能有的塔勒里包含的东西多。确实，因为可能有的塔勒意味着概念，而真正的塔勒意味着物体及其假设本身，那么如果物体所包含的东西比概念多，我的概念就不会表示整个物体，因而也就不会和物体相等。可是，当我有一百个真正的塔勒时，我的财产就比我光有一个它们的概念（即可能有的塔勒）时多。确实，在实际情况中物体不仅分析地包含在我的概念中，而且也被综合地加到我的概念（它是我的财产的规定）中，而一点也没有以我的概念之外的这一存在去增加这些想象中的一百塔勒。”——101。
36 获得博士学位后，马克思再次试图发表他的博士论文，这篇新序言就是最重要的证明。因为马克思在新序言中谈到“旧作”，所以，他只有在1841年7月移居波恩后才能写这篇序言。而其中“自我意识的哲学家”的说法意味着这篇序言是在与布·鲍威尔密切合作的时期，即最晚到1842年为止写成的。此外，马克思对论文前面的给路·威斯特华伦的献词没有作任何改动，而后者于1842年3月2日去世，可见，新序言应在这个日期之前写成。——103。
37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马克思写的第一篇政论文章，从此他作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了政治活动。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评论的是普鲁士政府于1841年12月24日颁布的新书报检查令。
普鲁士政府在1819年曾经颁布过关于实行书报检查的法令。1830年七月革命后又增加了一些新的书报检查措施。1840年以后，普鲁士自由主义反对派对新闻出版自由的要求日益强烈，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变化，普鲁士政府颁布了新的书报检查令。这项新法令使自由主义者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新闻出版自由的新时代即将到来。然而新的书报检查令只是表面上不限制作家的写作活动，实际上它不仅保存而且还加强了反动的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在于从政治上分析新闻出版自由的必要性和普鲁士书报检查立法的性质，从而揭露新的书报检查令的虚伪性。
马克思可能于1842年1月底或2月初着手写这篇文章。1842年2月10日马克思把它寄给阿·卢格，请他尽快登在《德国年鉴》上。卢格考虑到这篇文章根本不可能送交检查机关，建议把它送到瑞士去出版，经马克思同意后，该文于1843年2月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1卷上发表。由卢格出版的这一文集（两卷集）除了马克思这篇文章外，还收进了路·费尔巴哈、阿·卢格、弗·科本、布·鲍威尔等人的文章。1843年3月26日和28日《曼海姆晚报》第71、72号以《追究倾向的书报检查》为题转载了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1851年，这篇文章作为首篇收入海·贝克尔在科隆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1分册。该书出版后很快就遭到普鲁士政府的查禁。——107。
38 新的书报检查法令是1841年12月10日由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起草、12月24日颁布的，由负责书报检查的内务与警务大臣，宗教事务、教育与卫生大臣以及外交大臣三人联名签署，于1841年12月27日首次在政府通报上公布。1842年1月上半月，普鲁士各家报纸相继登载了这一法令。——107、139、949。
39 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即《关于应如何根据德意志联邦今年9月20日决议实行印刷品的书报检查的决定。自1819年10月18日起为期五年》，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24—232页。——107、379。
40 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文字可能出自《就实行书报检查一事给王国各总督府的通令。1841年12月24日》，见1841年12月27日《普鲁士王国内务管理内阁通报》（柏林）内务部办公厅编，第2年卷第15期第332—333页。——107、380。
41 1819年书报检查法令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某一作品的内容本身是违法的，那么除此以外还要由法庭作出合乎法律的惩罚。在此，我们申明，如果在国内对邦的法律和命令进行放肆而无礼的指责和嘲讽，那就不仅仅是引起不快和不满的问题，而且由于发表这种违法的言论本身应判处六个月至两年监狱监禁或要塞监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19年柏林版第20号第232页）。——110。
42 “风格如其人”是法国自然科学家乔·路·勒·布丰在1753年8月25日向法国科学院发表就职演说时说的一句名言。见布丰的《风格论》。——111。
43 “除了乏味的体裁之外，其余的一切体裁都是好的。”这句话出自伏尔泰《浪子》一书的前言。体裁一词的法文是“genre”，既有“类型”的意思，又有“体裁”的意思。伏尔泰本来是在前一种意思上使用这个词的。——113。
44 联邦议会是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成立的德意志联邦的中央机关。联邦议会由德意志各邦的代表组成，会址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由奥地利代表担任主席。这一机关并不是履行中央政府职能的，它是德意志各邦政府实行反动政策的工具。在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联邦议会和德意志联邦一起不复存在了。——114。
45 联邦条例即《德意志联邦条例。1815年6月8日》。根据这一条例，34个德意志邦在形式上组成了德意志联邦，但是并没有消除德意志的分裂状态，各邦的独立性及德意志诸侯的政治权力仍然得到承认。联邦条例第18条曾许诺联邦议会在举行首届会议时研究“制定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统一规定”，但是这一许诺只是一纸空文。——114。
46 德意志联邦是1815年6月8日在维也纳会议上成立的德意志各邦的联盟，最初包括34个邦和4个自由市。联邦既没有统一的军队，也没有财政经费，保存了封建割据的一切基本特点；德意志联邦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瓦解，1850年又重新恢复。在1866年普奥战争期间彻底解体，后来由北德意志联邦代替。——115、428。
47 盖有封印的上谕（lettres de cachet）是指以法国国王名义或受法国国王委托拟定并盖有封印的公文，凭此上谕可以不经判决就把人投入巴士底狱或其他国家监狱，甚至驱逐出境。自路易十四以来这种上谕主要被用来逮捕或放逐政敌。1789年6月23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法令废除了这种盖有封印的上谕。——116。
48 指普鲁士官员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委托同罗马教皇进行的谈判，其目的在于调解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冲突。这一通常被称作“教会纠纷”或“科隆纠纷”的冲突是由天主教徒和新教教徒通婚所生子女的宗教信仰问题而引起的。1837年11月科隆大主教因拒不服从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的要求，违背普鲁士国家法律，许诺这类子女信奉天主教而以叛国罪被捕，冲突就此开始。此后，天主教教会与普鲁士新教国家之间的这场争执持续了数年之久，直到1842年5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统治时期，经过谈判才以普鲁士政府向天主教教会投降而宣告结束。马克思在1842年7月9日致卢格的信中将这一结局称为“普鲁士在全世界面前亲吻教皇的鞋子”。——118、240。
49 卡皮托利诺山是罗马城中一个设有防御工事的小丘，上面建有朱诺神殿。传说，公元前390年，高卢人进犯罗马，夜袭卡皮托利诺山，朱诺神殿的鹅被惊动，发出叫声，惊醒了守卫卡皮托利诺的士兵而使罗马城得救。——128。
50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几篇文章中的第一篇，开始撰写不早于1842年3月26日，不晚于4月26日写成。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5月23日至7月25日在杜塞尔多夫举行。马克思原打算就这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下列几个问题写四篇评论文章，即关于新闻出版自由问题；关于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纠纷问题；关于林木盗窃法问题以及关于莱茵省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问题。从现有的材料来看，马克思共写出三篇关于省议会的文章，其中第一篇和第三篇刊登在《莱茵报》上，第二篇即关于科隆纠纷问题的文章因书报检查未能发表，其手稿至今下落不明；而第四篇文章马克思是否写了，写得怎样和手稿处理情况，目前均不得而知。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的辩论是由于一些城市发生了请愿运动而引起的。会后在科布伦茨少量刊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会议记录》，供省议会议员个人使用。当年的《杜塞尔多夫日报》还全部刊登了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辩论情况，其他报纸也作了报道。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利用这些材料进一步发挥了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阐述的思想，尖锐地指出，省议会和人民代议制之间毫无共同之处，莱茵省议会违背人民的利益，维护等级特权。
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为《莱茵报》撰稿的开端。它分六次连续刊登在1842年5月5、8、10、12、15和19日《莱茵报》第125、128、130、132、135和139号。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在各界人士中引起极大的反响。阿·卢格试图转载这篇文章的部分内容，遭到书报检查机关的禁止，于是他将有关章节编辑加工，附上一篇按语，以《〈莱茵报〉论新闻出版自由》为题发表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上。1851年这篇文章的大部分被收入海尔曼·贝克尔出版的《卡尔·马克思文集》。——136。
51 普鲁士各省等级会议即省议会，建立于1823年。会议由下列四个等级的代表组成：（1）诸侯等级的代表即过去受封的德皇家族的代表；（2）骑士等级即贵族的代表；（3）城市的代表；（4）乡镇代表。由于拥有地产是参加省等级会议选举的主要条件，所以大部分居民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选举资格的限制和选举方式保证了贵族在省议会中占大多数席位。从1827年起，省议会由国王不定期地召开，其权限仅限于商讨地方经济和省的行政管理问题。在政治方面，省等级会议只具有极有限的谘议权即对政府提交给它们讨论的一些法案和提案发表自己的意见。——136、307、407、435。
52 马克思称毕达哥拉斯为“宇宙的统计学家”，是因为后者认为，由数支配的宇宙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有规律性的数是万物最根本的本原。——140。
53 指历史法学派。
历史法学派是18世纪末产生于德国的一个以反对古典自然法学派、强调法律体现民族精神和历史传统为特征的法学流派。它反对1789年法国革命中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重视习惯法，反对制定普遍适用的法典。代表人物有古·胡果、弗·卡·萨维尼等人。这一学派在德国开始兴起时代表封建贵族的利益，以后逐步演变成19世纪资产阶级法学中的一个重要流派。对这一流派的批判见马克思的著作《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本卷第229—239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47。
54 卡·哥·泰·温克勒1817—1843年为《晚报》的责任编辑。他曾使用泰奥多尔·赫尔这一笔名。马克思风趣地说他的亮度如何微弱，是因为“赫尔”的德文（Hell）含有光明的意思；而温克勒这个姓的德文（Winkler）恰好是“愚昧乡下佬”（Krähwinkler）一词的组成部分，所以马克思又称其为以“赫尔”为笔名的愚昧乡下佬，借以讽刺其作品粗俗肤浅、枯燥乏味。——149。
55 约·罗于1716年在巴黎创办了一家私人银行，1718年银行改为国家银行。这家银行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同时从流通中回收硬币，企图以此来增加国内财富，致使交易所的买空卖空和投机倒把活动猖獗一时，银行于1720年破产。——152。
56 根据维也纳会议的决议，1815年荷兰与比利时联合组成尼德兰王国，国王是威廉一世。在王国中实际上是荷兰占统治地位。1830年的比利时资产阶级民族革命最后导致尼德兰王国的解体，比利时成为独立的国家。——152。
57 卡·路·冯·哈勒在《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一书中主张完全恢复封建专制制度及中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这一主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154。
58 海妖，音译为茜林丝，是古希腊神话中一群人首鸟身的女妖，她们用歌声迷惑航海者，使他们由于航船触礁沉没而丧命。——164、173。
59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谈到人类认识过程的非辩证观点时，使用了“所有母牛在夜里都是黑的”这一成语，马克思在这里套用这个成语来说明片面认识和庸俗经验的危害性。——166。
60 八卦是《周易》中的八种基本图形，相传为伏羲氏所画，用“—”和“——”符号组成，以“—”为阳，“——”为阴，分别称为乾（三）、坤（☷）、震（☳）、巽（☴）、坎（☵）、离（☲）、艮（☶）、兑（☱）。《周易》认为，八卦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而乾卦和坤卦在八卦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现象的最初根源，其中包含一切事物都是可变的这类朴素辩证法的观点。——167。
61 哲人之石指古代炼金术士幻想通过炼制得到的一种怪诞的物质，据说能把普通金属变成金银，医治百病，返老还童。——173、180、248。
62 希腊火是公元7世纪希腊人首先发明的燃烧剂，用硝石、硫磺、石油、树脂等混合制成，装在桶内、罐内投掷或由发射管发射，极易爆炸，燃烧时，火焰强烈，遇水不熄，故多用于海战。——173。
63 北美的刑事犯监禁制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人监禁制度，即对犯人昼夜都实行单独监禁；另一种是囚犯缄口制度，这种制度规定犯人白天在一起劳动，但不得相互交谈，否则予以严惩。——200。
64 《集权问题。从问题本身和1842年5月17日星期二〈莱茵报〉第137号附刊谈起》是马克思针对莫·赫斯的《就集权问题论德国和法国》而写的批判文章的开头部分。赫斯的文章发表在1842年5月17日《莱茵报》附刊第136—137号。署名÷÷，其中对国家集权问题作了抽象的、虚无主义的解释。马克思在批判文章中首先论述了在青年黑格尔派中间众说纷纭的哲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这一时期，马克思日益执著地追求并论证哲学和政治的联盟。
马克思是在1842年5月下半月写这篇文章的。文章没有写完，还是写完了没有寄往科隆，不得而知。总之，文章的后半部分至今尚未找到。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的这篇文章的开头部分，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7年历史考证版第Ⅰ部分第1卷第1分册。——203。
65 《〈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拉开了《莱茵报》与《科隆日报》论战的序幕。论战的起因是1842年6月28日《科隆日报》的一篇社论。由该报的政治编辑海尔梅斯撰写的这篇社论攻击《莱茵报》的政治立场，要求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禁止青年黑格尔派在政治报刊上批判普鲁士国家和基督教。马克思的这篇论战性文章驳斥了海尔梅斯这种公开的告密，从原则上阐述了政治和哲学的相互作用及其对改变现存的社会状况所具有的必要性。
马克思这篇文章写于1842年6月28日（海尔梅斯写的社论于这天发表）和7月3日之间，7月4日《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已收到了这篇稿子。——206。
66 可能指1842年6月《科隆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多次刊登《科隆大教堂报》发行的消息一事。——206。
67 下面这段译文马克思可能引自奥·鲍利翻译的《琉善全集》1827年斯图加特版第1部分第2卷第176页，不过，马克思把罗马神墨丘利换为相应的希腊神海尔梅斯。——207。
68 海尔梅斯在1842年6月24日《科隆日报》第175号的社论中，批评了政府当局不允许报纸全面报道法庭辩论情况的做法。——209。
69 智者派指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至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职业教师，他们传授有关政治活动的知识，如论辩术、语法和修辞学等。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智者派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是在思想观点上是较为一致的，他们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否定宗教和神的权威；重视感觉经验，肯定变化着的感性现象的真实性，但是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认为事物和真假是非以个人的感觉为转移；认为政治制度不是由神所规定，而是在人类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智者派夸大个人感觉的观点提出过正确的批评，但拒绝肯定智者派思想的积极意义。——212。
70 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教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作为对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批判而产生的。柏拉图在物质世界以外去寻求事物的本质（理念），建立了以理念为核心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相反，亚里士多德却承认物质世界客观存在于它的运动和发展中，他把现象和本质都统一到事物本身之中。诚然，他采用“不动的动者”（nus）作为一切自然现象的最终原因和最终目的，它把全部现实都置于合乎目的的运动之中。在这种哲学体系中，实际的宗教之神和“个人”精神的永恒不灭都无立足之地。——212。
71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指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流派，见注10。——213。
72 吠陀是印度最古老的宗教历史文献，梵文原意为“知识”，是对神的颂歌和祷文的文集。吠陀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指最古的四部吠陀本集，亦称四吠陀，广义除四吠陀外，还包括解释四吠陀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以及经书，亦称吠陀文献。吠陀中年代最久的作品可上溯到公元前约1500年以前，最晚的作品形成于公元前约6—4世纪。吠陀在被规定为神圣的经典以后，就成为神秘的著作，只许祭司和属于高等种姓的人学习，不许低等种姓的人接触。以祭司为职业的婆罗门垄断了这些古代的经典，把它们作为高踞于人民之上的凭借。他们为了保持垄断地位，只在内部口头传授这些典籍，不肯写成文字。直到19世纪吠陀才刊行于世。——214。
73 宪章指法国立宪宪章（见注128）。宪章第三条在1814年宪章中就已经作了规定。这是迫使路易十八承认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成果的条款之一。1830年7月革命后，这一条款又原封不动地载入作了部分修改的新立宪宪章。——216。
74 普鲁士邦法指《普鲁士国家通用邦法》，包括私法、国家法、教会法和刑法，自1794年6月1日起开始生效。由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德国的影响，邦法明显地反映出资产阶级改良的萌芽，然而就其实质来说，它仍然是一部封建性的法律。——216、316、346、426。
75 拿破仑法典不仅指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于1804年通过的并以《拿破仑法典》著称的法国民法典，广义而言，也指整个资产阶级法体系，即1804—1810年拿破仑第一统治时期通过的五部法典（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商业法典、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些法典在拿破仑法国所占领的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曾实行，在莱茵省1815年归属普鲁士以后，仍继续在该省生效。——216。
76 指海尔梅斯1818—1819年在柏林和布雷斯劳学习神学和哲学期间，曾参加反政府的大学生运动。1824年在布雷斯劳，他因曾是德国大学生协会会员，未被聘任为讲师。——219。
77 指德国的反动报刊为反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家批评宗教而进行的激烈论战，施特劳斯在《耶稣传》（第1、2卷分别于1835、1836年出版）一书中最先对宗教进行了批判。——221。
78 嘉布遣会又译卡普秦会。1525年由马特奥在意大利创立，属天主教会方济各会的分支。嘉布遣为意大利文Cappúcciο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修士身穿深褐色带风帽的会服故而得名。该会提倡过安贫节欲的苦行生活。——222。
79 8世纪和9世纪的可耻时代，主要指查理大帝（742—814年统治的年代。他在大力扩张领土的同时，实行庇护教会等政策。在征服萨克森地区时，他用暴力和镇压措施迫使当地居民皈依基督教。——222。
80 巴托罗缪之夜指1572年8月23—24日的夜里，即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天主教徒在巴黎杀死了大批胡格诺派教徒一事。后来人们把这一屠杀异教徒事件称为巴托罗缪之夜。——222。
81 《论神之都》又译《论上帝之城》，欧洲中世纪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的晚年著作。大约于公元413—426年成书。该书分为上下两部，共22卷。用两座城来表述其历史哲学思想：一为上帝之城，即天国或基督教会；另一为世人之城，即人间（地国）或世俗国家。前者是完善的、永恒的；后者是不完善的，充满着罪恶。所以国家应绝对服从教会。——223。
82 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同盟是战胜拿破仑一世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的欧洲君主国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224。
83 指约·冯·哥雷斯《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1842年魏森堡版）一书。该书站在天主教的立场上，对持续四年之久的普鲁士新教国家同天主教教会之间的纠纷作了分析。参看注48。——224。
84 胡格诺派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兴起于法国的基督教新教教派，深受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参加这一派的有不同的社会阶层，既有王公贵族，也有农民和手工业者。胡格诺派和天主教派的斗争导致的胡格诺战争从1562年起延续到1598年。结果胡格诺派的前首领纳瓦拉的亨利皈依天主教，成为国王，称亨利四世。——225。
85 克·沃尔弗是哈雷大学的哲学和数学教授，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的代表，莱布尼茨哲学的继承者。因此，他的著作和讲演遭到虔诚派神学家们的猛烈抨击。由于哈雷的神学教授约·朗格的告密，威廉一世下令驱逐沃尔弗，1723年11月沃尔弗离开普鲁士。——227。
86 《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是马克思对历史法学派的批判性论著。1841年底，马克思就开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因此，他也开始研究历史法学派（见注53），因为历史法学派的政治主张和哲学基础都是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相对立的。1842年初，深入研究历史法学派成为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任务。1842年2月28日，普鲁士国王任命该派的代表人物弗·卡·冯·萨维尼为普鲁士法律修订大臣，负责修改普鲁士邦法的某些规定，修改省的有关法律，以便巩固封建的法律关系。于是历史法学派就为修订法律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依据。1842年6月底到7月初，报刊上刊登了一些新修订的法律，并展开讨论。马克思参与了这次讨论并为《莱茵报》撰写了《历史法学派的哲学宣言》这篇文章。他剖析了历史法学派创始人胡果的哲学观点、思想方法和立论根据，指出历史法学派关于自由、婚姻、教育、私法和国家法等方面的观点都来自胡果的思想。文章写于1842年7月底—8月6日左右，1842年8月9日在《莱茵报》第221号上发表时，《婚姻篇》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直到1927年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1分册用原文全文发表。——229。
87 胡果的自然法指胡果的《作为实在法、特别是私法的哲学的自然法教科书》（民法讲座教科书第2卷）。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引用的是该书修订版，即1819年柏林第4版。——229。
88 约·哥·冯·赫尔德关于自然人都是诗人等文艺观点，见他所著《论德国文学片断》（第2、3集）、《论德国—东方的诗人》（载于《赫尔德全集·关于文学艺术作品》1827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2部分第16—40页）和《希伯来诗歌的精神》（载于《赫尔德全集·论宗教和神学》1827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第2部分第87—113页）等。——230。
89 指德国法学家弗·卡·冯·萨维尼1838年为纪念胡果获得法学博士学位50周年而写的小册子《1788年5月10日。法学史论丛》（1838年柏林版）。——230。
90 见本·贡斯当《论宗教的起源、形式与发展》1826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172—173页。马克思1842年对该书作了详细摘录，但在保存下来的摘录中没有上面这段引文。——235。
91 马克思暗指青年德意志派某些作家提出的对“自由的爱”的要求。
“青年德意志”是19世纪30年代产生于德国的一个文学团体，受海涅和白尔尼的影响极大。“青年德意志”的作家（谷兹科、文巴尔克和蒙特等）主张信仰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他们的文艺作品和政论文章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情绪。青年德意志派观点的特点是思想上不成熟和政治上不坚定。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很快就堕落成为庸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236。
92 指弗·卡·冯·萨维尼，他的著作《论当代在立法和法学方面的使命》于1814年在海德堡出版，1840年出了第3版。——238。
93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是马克思针对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而写的几篇论文中的第三篇。关于这一组论文的情况，参看注50。
19世纪40年代在普鲁士，小农、短工及城市居民由于贫困和破产而不断去采集和砍伐林木，按传统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普鲁士政府便想制定新的法律，采取严厉措施，以惩治这种被林木所有者看作是“盗窃”的行为。莱茵省议会在1841年6月15日至17日曾就林木盗窃法草案展开了辩论。各阶层代表在辩论中发表的修改意见，均倾向于加重处罚，以给林木所有者更多的好处。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对历史上和普鲁士国家的法律问题以及现存的半封建的法律关系和法律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抨击了封建等级的代表所持的观点，第一次公开地站在贫苦群众一边维护他们的物质利益。这篇论文的写作，第一次推动马克思去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这篇文章开始写作的时间不能确定，但不会晚于10月初，10月24日大概基本写成，但不排斥在文章开始见报后仍在写后面的部分。——240。
94 1841年7月23日，莱茵省议会对限制地产析分的法案进行了辩论。法案是由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提出的，他想用限制地产析分的办法来阻止莱茵省农民贫困化趋势的发展。然而议员们坚持对土地的自由支配，认为限制地产析分会降低土地的价值。议会在没有对草案进行逐条讨论的情况下，便以压倒多数否定了这一草案。
马克思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指出，限制地产析分并不是解决摩泽尔农民贫困状况的办法。——240。
95 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于1841年6月24日、25日及7月6、7、8日讨论了《普鲁士各邦森林和狩猎治安总条例草案》，7月9日讨论了《关于狩猎违禁的规定》，7月22日讨论了《关于待审的森林、牧场和狩猎违禁案的民事申诉法案》。——240。
96 指查理五世刑罚法规，即1532年德意志帝国国会在雷根斯堡通过的《查理五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刑罚法规》，又称《加洛林纳法典》。这是德国第一部刑法典。直到18世纪中叶为止，这部法典始终是德国占有主导地位的刑法典，它对各种违法行为采取的惩治措施极端残酷（如火刑、肢解、溺毙等）。——243。
97 指蛮族法典（leges barbarorum），这是对5—9世纪形成的，一些日耳曼部落的法规的最初的文字记录的统称，其中主要记录了这些部落的习惯法，但也采用了符合当时需要的新的法律规范。这些部落5—7世纪在原西罗马帝国及其邻近地区的领土上建立了王国和公国。蛮族是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对其邻族的轻蔑称呼。——250、275。
98 萨莫耶德人是俄国史书中对俄罗斯北方和西伯利亚许多部落的称呼。关于萨莫耶德人杀死野兽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1785年柏林一施特拉尔松德版第42—43页。1842年3—5月，马克思曾阅读过这一著作并作了摘录。——256。
99 领主裁判权是德国地主在其领地范围内审判和惩罚农民的封建权利。地主拥有对财产、遗产、地产的裁判权。领主裁判权从1848年起开始受到限制，1877年被废除。——257。
100 多多纳是希腊主神宙斯的神殿所在地，位于希腊伊庇鲁斯，是继德尔斐神庙之后希腊最古老的神托所和朝拜宙斯的场所。据说，在通往神殿的大门口有一眼泉水，泉边长有一棵古橡树，树叶发出的沙沙声能够传达神谕。——265。
101 意识形态一词来自希腊文ιδεα（观念、形象、概念）和λσóγοs（学说）。19世纪初，法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在《意识形态概论》中首先使用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认为意识形态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和发生规律的学说。这里所说的意识形态的突然的造反表现，是指法国资产阶级在哲学上反对18世纪唯物主义的一种思潮，其代表人物把心理状态、意识现象、感觉、意志行为以及观念都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对象。——265。
102 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几次使用了“Mehrwert”一词。本文都译为“额外价值”，表示林木所有者由于林木失窃而得到的追加价值，即罚款。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第一次把“Mehrwert”（“剩余价值”）作为术语，来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76页。——274。
103 1584—1585年，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世派军队包围安特卫普，以镇压尼德兰反对西班牙专制制度的起义。安特卫普在被围13个月后被西班牙占领。——283。
104 “圣者议会”是对英国摄政大臣克伦威尔于1653年7月4日召集并于同年12月12日解散的小议会的讽刺性称谓。与会议员中有许多激进派宗教团体的代表，他们用宗教的神秘术语抨击克伦威尔的政策，因而被嘲讽地称为“圣者”。——285。
105 关于古巴野人把黄金扔进大海的描述，参看沙·德·布罗斯《论拜物神仪式或埃及古代宗教同今天尼格里蒂亚的宗教之比较》1785年柏林—施特拉尔松德版第36页。1842年3—5月，马克思曾阅读这一著作并作了摘录。马克思用“古巴野人将把兔子扔进大海里去”来讽刺莱茵省议会将要辩论的关于狩猎违禁法草案，因为这一法案甚至把农民猎取兔子的权利都剥夺了。——290。
106 《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是马克思担任《莱茵报》编辑以后写的第一篇文章，他以此第一次公开表明自己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并参与报界对共产主义问题的讨论。
1842年9月底至10月初，由于发表公开讨论法国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报道，以及出版罗·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引起了德国报界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讨论。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发表了该报主编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以《莱茵报》刊登两篇文章为由指责《莱茵报》同情共产主义，并把“邻国的混乱”引进德国报刊。因此，马克思撰写本文，予以批驳。通过发表这篇文章，马克思第一次干预了《总汇报》和《莱茵报》之间进行的论战。《总汇报》一再标榜自己要成为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报纸。而该报所持的主要是保守的方针，但是也发表温和的自由派的观点。在古·科尔布的主持下，该报坚持奥地利霸权下的大德意志的思想。——291。
107 关于柏林家庭住宅的共产主义文章，指1842年9月30日《莱茵报》第273号刊登的莫·赫斯的一篇1842年8月21日柏林通讯，这篇通讯曾发表在威·魏特林编辑出版的《年轻一代》杂志1842年9月号上。通讯作者认为，人的权利的不平等是产生贫困的原因，解决办法是废除财产权。《莱茵报》转载时，赫斯对这篇通讯作了删节，加了按语及标题《柏林的家庭住宅》，并对几处有关共产主义的论述作了修改。
柏林家庭住宅指1820—1824年在柏林建造的五幢三层大楼，大约有400套住房，绝大部分只有一个房间。1840年，这里住着3000人，他们生活贫困，往往是几户人被迫合住在一个房间里。——291。
108 指1842年10月7日《莱茵报》第280号刊登的有关斯特拉斯堡代表大会的报道。这篇报道扼要地介绍了通过立法是否能够改善工人社会状况的讨论，还报道了与会者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演说。
斯特拉斯堡会议是1842年9月28日至10月9日在斯特拉斯堡召开的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德国、瑞士、英国、比利时、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会议期间，有的小组就傅立叶学派关于提高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的建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292。
109 《莱茵报》第276、280、281、284号刊登了第十次法国学者代表大会的通讯，第277、286号转载了法国一家报纸的报道。这些通讯的内容主要是会议的讨论情况，但也涉及会议以外的活动。《总汇报》第275、277、278、280、281号同样刊登了有关会议讨论情况的简讯，而在第279、284、287号上则极为详尽地报道了会议期间的接待情况和庆祝活动。——292。
110 西哀士的预言指法国政治家艾·约·西哀士187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在他的著作《第三等级是什么？》（1879年巴黎版）中表述的思想：“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它迄今在政治方面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得到什么？——一个地位”。——293。
111 指恩·毕洛夫-库梅洛夫的《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和威·科泽加滕的《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这两篇文章均于1842年发表。毕洛夫-库梅洛夫主张对封建等级制度进行改革，但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实行立宪政体的要求；科泽加滕反对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极力维护封建地产的特权。此外，卡·路·冯·哈勒也在《柏林政治周刊》上鼓吹他关于完全恢复中世纪基督教行会制等级国家的理论。——293。
112 指英、法两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1842年8月，曼彻斯特成为宪章派进行宣传鼓动并举行大规模罢工运动的中心之一；1839年5月，巴黎爆发了由秘密革命团体四季社组织的起义；1831、1834年，里昂爆发了纺织工人起义。——293。
113 关税同盟是1834年1月1日在普鲁士领导下最后形成的。在此以前，1818年的保护关税条例废除了普鲁士境内的国内税，1819年开始，普鲁士先同德意志的一些小邦（其中最大的是黑森—达姆施塔德）签订关税协定，后来发展成确定共同税界的关税同盟，该同盟逐渐包括了几乎所有的德意志邦；在同盟之外的只有奥地利、汉撒的自由市（吕卑克、汉堡、不来梅）和北德意志的一些小邦。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以及这次革命被镇压下去以后，关税同盟事实上已名存实亡。普鲁士在1853年恢复了关税同盟，该同盟一直存在到在普鲁士领导下实现全国政治统一的1871年。——294、367。
114 1842年柏林动物园曾发生因吸烟而打架的事件，普鲁士政府和柏林警察总局于1842年2月24日作出规定，该事件才得以平息。规定根据原有的法律，重申禁止“在柏林环形城墙以内的大街和公共场所以及动物园内吸烟”，否则将处以罚款和监禁。——294。
115 1842年夏，英国许多工矿先后爆发了罢工和骚动，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宪章派的三个领袖约·坎贝尔、詹·斯科菲尔德和彼·麦克道尔也参与了工人的行动。1842年8月17日，麦克道尔在曼彻斯特举行的宪章派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一份呼吁书，号召罢工工人们组织起来，把斗争坚持下去。他希望罢工发展成为实现人民宪章而举行的人民起义。这份呼吁书未经会议通过，就被麦克道尔以宪章派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散发。为此麦克道尔遭到宪章派最有影响的领袖奥康瑙尔的猛烈抨击，并受到警方的追捕。他由于逃亡法国而免遭逮捕。——294。
116 自治论者是侯爵和伯爵家族的代表。根据1815年6月8日通过的德意志联邦条例，他们保留了自行处理其财产和家族关系，不受全国通行的普鲁士邦法约束的权利。为保留封建地产，他们要求限制地产析分。为此，普鲁士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法律来阻止莱茵省不断发生的地产析分，然而这项法案遭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否决。——294。
117 暗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热衷于恢复中世纪行会制度，以及冯·哈勒在其《国家学的复兴》中首先从理论上对这种政策作的论证等。——294。
118 威·科泽加滕在《论地产的可转让性和可分割性，特别兼顾普鲁士君主国的某些省份》中曾指出：“地产，按其自然状况来考察，决不是所有人都享有的权利，因而按照近代政治家的见解倒不如把它看成是一种优先权，近代政治家正是把不是所有人都应得到的一切权利称为特权或优先权。”（见该书1842年波恩版第98页）——295。
119 指由巴·普·安凡丹创立的法伦斯泰尔的成员古·德·艾希塔尔。法伦斯泰尔是按照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建立起来的生产消费协作社。——295。
120 《〈莱茵报〉编辑部就有关共产主义的论争所作的说明》与《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在内容上有着直接的联系。1842年10月19日《莱茵报》第292号转载了同年10月15日的《曼海姆晚报》第243号的一篇普法尔茨通讯，因为该通讯不赞成奥格斯堡《总汇报》对共产主义所采取的态度。同年10月22日《亚琛城日报》第293号发表文章，对《莱茵报》转载通讯未作任何说明表示不满，认为该通讯把《总汇报》对共产主义的观点强加给《亚琛城日报》。马克思的这篇说明就是对《亚琛城日报》的答复。它以《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刊登在1842年10月23日的《莱茵报》第296号。——297。
121 指古·科尔布的文章《共产主义者的学说》，载于1842年10月11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284号，这里所说的亚琛报纸上的文章指1842年10月6日《亚琛城日报》刊登的《普鲁士的共产主义者》一文。——297。
122 1842年6月底，格鲁培在他的小册子《布鲁诺·鲍威尔和大学的教学自由》中，以哲学的超党派性和中立性作幌子，攻击鲍威尔的著作《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1841年莱比锡版第1—2卷），同时表示赞成波恩大学解聘鲍威尔，并为这种作法辩护。青年黑格尔派对格鲁培的言行进行反击，在《德国年鉴》上针对格鲁培的小册子发表了一系列维护鲍威尔的文章。马克思这篇文章大约写于1842年10月底和11月初之间，刊登在1842年11月16日的《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杂志第273期。这篇讽刺性文章是他发表在该杂志上的唯一的一篇文章。——300。
123 大概是指格鲁培的语文学功底差。他的两篇文章《关于阿契塔的残篇》（1840年）和《关于赫西俄德的神谱》（1841年）曾受到学术评论界的贬斥或否定。——300。
124 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6页转引的新教神学家奥·奈安德的话。见奈安德著作《耶稣传》1837年汉堡版第265页。——302。
125 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7页转引的新约中的话，参看《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29—30节。——302。
126 马克思从布·鲍威尔《符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第2卷第299页转引的新约中的话，参看《新约·马可福音》第8章第12—13节。——302。
127 《莱茵报》编辑部为《评〈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所加的按语，针对1837年—1838年汉诺威宪法冲突中资产阶级反对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为，通过阐述采用“自由主义反对派”这一用语的理由，指明了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主义的任务。《汉诺威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失误》一文刊登在1842年9月22、25日和10月2、4日《莱茵报》第265、268、275和277号。——305。
128 法国波旁王朝复辟以后，由路易十八颁布的立宪宪章于1814年6月14日生效。这部宪章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完全屏弃于政治生活之外，但是不得不保留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成果。1830年7月26日，路易十八的继承者查理十世颁布六条命令（七月敕令），公开践踏1814年宪章的精神，直接导致了七月革命的爆发和波旁王朝的覆灭。1830年8月，通过了新的立宪宪章，新宪章采纳了旧宪章的主要条款，成了七月王朝的根本法。——305。
129 1837年汉诺威国王恩斯特-奥古斯特依靠封建反动势力废除了具有温和的自由主义性质的1833年宪法，并使1819年宪法重新生效，保留了等级代表制原则和严格限制省议会的权利。这一做法引起了以格丁根大学七位自由派教授（格林兄弟、达尔曼、盖尔温努斯、艾瓦德、阿尔勃莱希特和韦伯）的抗议。结果，这七位教授被政府解聘，其中三位被驱逐出境。这一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305、400。(https://www.daowen.com)
130 《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这组文章（共三篇通讯）是马克思针对当时围绕普鲁士政府打算在莱茵省城乡实行地方管理机构改革所展开的激烈辩论而写的。随着法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地区，那里的封建制度基本上被消灭，18世纪90年代，在未来的普鲁士莱茵省建立了新的区乡制度，大大削减了乡村封建土地占有制的特权，实现了城市的区和农村的乡在法律上的平等。但是，随着1815年普鲁士统治地位的确定，政府和封建贵族企图废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以恢复贵族势力的特权。这一企图遭到了莱茵进步的资产阶级和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对，他们竭力维护区和乡的平等权利。《莱茵报》从8月至12月发表了一系列反对实施普鲁士的等级原则、扩大封建贵族特权、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文章和通讯。然而，在这场辩论中，《科隆日报》从10月中旬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区乡权利平等，歪曲《莱茵报》的观点和论证。对此，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文章予以反驳，极为巧妙地揭露了《科隆日报》对《莱茵报》诽谤的实质。——307。
131 即1842年11月5日《科隆日报》第309号附刊上登载的以“—·—”符号署名的文章《概述》。
从1842年10月中旬开始，《科隆日报》发表了几篇攻击区和乡权利平等的文章。《科隆日报》通讯员的文章下面用“——”或“—·—”的符号署名，显然这位通讯员就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曾要求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改革分开进行，理由是“由于农村的乡落后，不容许乡享有和城市的区一样的权利”。此外，作者还断言，那些捍卫区乡权利平等进步原则的人想要阻挠区乡制度改革。《概述》一文汇集了上述通讯的全部主要论据，不顾事实地断言大部分莱茵居民都赞成区乡分开。虽然《科隆日报》的编辑部也发表了一些反映相反观点的材料，但是该报实质上赞成《概述》文章作者的观点。——307。
132 1842年11月3日《莱茵报》第307号登载的文章《回忆为实行区乡制度改革而作的努力》，谈到第一届和第四届莱茵省议会（分别召开于1826年10月19日—1827年1月7日和1833年11月10日—12月31日）关于改革地方管理问题的两项对立决议。文章认为，决不能把省议会看作是表达莱茵省民意的机构。文章还指出，等级代表制已经过时，而且实质上已经变成荒谬的了。——307。
133 1842年9月16日的科布伦茨市请愿书中请求普鲁士国王批准科布伦茨市实行自己选举议会议员和领导机构的区乡制度，以便摆脱普鲁士政府的约束。1842年9月科隆和亚琛市也都在请愿书中提出了类似的请求。科隆和科布伦茨市在提出这类要求时依据的是它们在中世纪所享有的、随着法国区乡法的实施而失效的特权。1842年9月19日、10月30日《莱茵报》第262和303号曾刊登了亚琛和科布伦茨市的请愿书。——308。
134 1842年10月31日一部分人代表特里尔市居民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国王“恩准在普鲁士莱茵省管辖的所有区乡实施一种区乡制度，这种制度坚持自由选举自己的代表，公开有关区乡机构的辩论情况以及比以前拥有更大的独立性的原则”。1842年11月5日《莱茵报》第309号刊登了这份请愿书。——308。
135 1842年11月1日《科隆日报》第305号刊登的该报主编卡·海尔梅斯写的社论，完全赞同1842年10月4日的内阁指令（根据该指令，只有篇幅超过20印张的书籍才免受检查），并且得出结论说，这样一来，“如果必须把想要发表的仓促写成的文稿从各个方面加以斟酌并改写成大部头的著作，许多人就将殚精竭虑了。”——309。
136 指1842年11月10日《莱茵报》第314号上刊登的《提交莱茵省代表审议的拒绝区和乡权利平等的区乡制度改革草案》一文。文章认为“全体公民一律平等”是实行区乡制度改革的非常迫切的重大政治问题，并呼吁反对普鲁士政府提出的区乡制度改革的新草案。——309。
137 1842年8月29日，《莱茵报》监事会委托格·法伊、爱·迈尔和亨·克莱森就《莱茵报》对区乡制度改革应持什么态度这一问题提出建议，最后克莱森将所提建议归纳起来，写成了一组题为《莱茵省区乡制度改革》的文章，发表在《莱茵报》上。第一篇文章《论区乡的概念》，载于该报1842年11月3日和6日《莱茵报》第307和第310号附刊；第二篇文章《论城市和农村的区乡制度的差别》，载于1842年11月8、11和13日《莱茵报》第312、314和317号附刊；第三篇文章《论现代区乡同国家的关系》，载于1842年11月29日和12月1日《莱茵报》第333和335号附刊。——311。
138 “Ceterum”是罗马政治活动家老卡托通常在元老院中结束演讲时所惯用的一句话的开头一词，这句话是：“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此外，我认为，迦太基必须被消灭”）。——312。
139 在联合等级委员会于柏林召开会议期间，莱茵省等级委员会的代表于1842年10月24日向国王提出一项请求，要求召开莱茵省代表特别会议讨论区乡改革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意了这一请求，并于10月26日召见了莱茵省代表，他促使把城区条例和乡镇条例的新草案提交讨论。莱茵省的代表们于11月11日表示反对把区和乡分开的条例，并要求赋予第四届莱茵省议会所拟定的草案以法律效力。——315。
140 促使马克思写这个按语的直接原因是《莱茵报》发表的两篇评论离婚法草案的文章（参看注141、142），按语是为第二篇文章加的。马克思在按语中拟定了批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方针，在后来作为社论发表的《论离婚法草案》（见本卷第346—350页）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因为写这个按语时，第一篇文章已经刊印，所以按语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1842年11月6日。
1842年2月，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弗·卡·冯·萨维尼被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任命为法律修订大臣。在他的主持下，首先着手起草新离婚法草案。草案的准备和讨论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842年7月草案虽已付印，但不允许公开发表。尽管如此，从7月底起还是有人针对草案发表了最初的批评性评论。1842年10月20日《莱茵报》第293号发表了这一草案，后来在《莱茵报》、《莱比锡总汇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对草案展开了广泛的公开讨论。普鲁士政府对这件事采取威胁和压制的手段，它首先要求《莱茵报》编辑部提供草案投寄人的姓名，遭到拒绝。这成了《莱茵报》后来被查封的原因之一。——315。
141 1842年11月13、15日《莱茵报》第317、319号附刊登载的《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认为，新草案的主要缺点在于，它并没有废除，只是修订了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普鲁士邦法的各种规定。文章还谴责了草案在法律上把国家从属于教会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因此，文章否定那些给结婚或离婚造成困难的各项规定，也反对因离婚而引起的法律性的惩罚。——315。
142 1842年11月6日《莱茵报》第310号附刊登载的《评法律修订部1842年7月提出的离婚法草案》一文批评草案持新教观点并具有违反常人健全理智的各种规定。文章否定给离婚造成困难的多数条款，维护普鲁士邦法的有关规定。——315。
143 1842年11月12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冯·格尔拉赫奉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之命召见《莱茵报》编辑，责令该报改变办报方针，否则将予以查封。11月15日《科隆日报》公布了关于报刊的内阁指令。为反击政府的威胁和反动报纸的挑衅，马克思在这篇简短的评论中全文转载这一指令，同时利用其中主张放宽言论自由的许诺，从法律上阻止当局以书报检查为名对报刊进行迫害。马克思在其他场合也采用过此类迫于情势的策略。——318。
144 《〈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和《莱茵报〉》是马克思继《区乡制度改革和〈科隆日报〉》（见本卷第307—314页）之后写的又一篇维护区乡权利平等的文章。《科隆日报》的一个通讯员是科隆公证人杜比安。他以“—·—”符号署名在《科隆日报》上发表文章，攻击《莱茵报》刊登的马克思和亨·克莱森等人关于区乡制度改革的文章，企图使人们相信，要求市民和农民权利平等以及运用历史的经验是十分荒唐的事情。马克思的这篇文章1842年11月17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18日《科隆日报》即对该文进行反驳，而《莱茵报》未予理睬。——320。
145 《奥格斯堡报的论战术》是马克思为揭露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战中所采取的手法而写的文章。在此之前，《莱茵报》已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奥格斯堡报的政治立场提出原则性批评，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见本卷第291—296页）一文。然而《总汇报》避开《莱茵报》对它的批评，在原则问题上沉默不语，反而利用《莱茵报》报道中出现的疏漏攻击《莱茵报》的政治倾向。马克思在其他文章中也揭露了《总汇报》的论战手法（见本卷第355和409—410页）。——323。
146 指1842年11月13日《莱茵报》第317号刊登的一篇通讯《停止刊登冯·科塔先生的出书广告》。通讯作者认为，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发表的全部文学评论无不打上了科塔出版社政治倾向的烙印。通讯作者呼吁所有报刊不要再为科塔出版社出的书籍刊登广告。
这篇通讯中，作者误将柏林出版的尤·莫森的政治性小说《维罗纳会议》作为科塔出版的书籍。下面引用的编辑部关于出版地点的说明，见1842年11月18日《莱茵报》第322号。——325。
147 1842年11月11日莱比锡举行了纪念席勒的集会活动。诗人尤·莫森在集会上朗诵了献给席勒的一篇诗歌体祝酒词，他在这篇祝酒词中尖锐地批评了奥格斯堡《总汇报》，称该报的浪漫派为“文坛警察”。1842年11月16日《莱茵报》第320号全文刊登了莫森的祝酒词。11月24日《莱茵报》第328号又刊登了一篇通讯《席勒纪念日》，详细报道了这一集会活动。——327。
148 1842年11月11日和13日《莱茵报》第315、317号上刊登了阿·卢格写的一篇通讯《蒂克离开了我们……》。卢格在通讯的第二部分评论了1842年秋在德累斯顿首场演出的尤·莫森的悲剧《伯恩哈德公爵》，认为莫森的悲剧“没有站在时代的高度”。——327。
149 见1842年11月25日《总汇报》第329号刊登的寄自瑞典的通讯《瑞典的政党》。古·科尔布在为这篇通讯加的编者按中，提醒读者注意，这篇通讯描述了瑞典自由党的特点。作者把这个要求进行大胆改革，因而使当局感到害怕并把受到部分群众推崇的政党比拟为“发射根本不触及现实的豪言壮语的弹射器”。——328。
150 《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是马克思针对1842年12月1日和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和336号刊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而写的。1842年6月，根据普鲁士国王的命令，等级委员会在各省相继成立，并于10月和11月第一次在柏林召开会议。等级委员会的成立和会议的召开导致了人们更加尖锐地批评历史上已经过时的普鲁士封建等级代表制。资产阶级反对派认为，等级委员会不能成为全国性的代表机构，扩大等级机构的权力就意味着加强贵族统治。他们要求在整个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而资产阶级激进人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要求实行以全体公民的政治平等为基础的人民代表制。公众的批评促使政界人士在《总汇报》上撰文为等级委员会的组成和使命辩护。马克思在当时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说《莱茵报》只是反对保守报刊对普鲁士国家制度的观点，而不是反对这种制度本身。实际上，马克思对普鲁士封建等级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329。
151 普鲁士等级委员会是根据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2年6月21日发布的命令建立起来的，等级委员会委员由各省议会按照等级划分从自己的议员中选举产生，并由国王召集各等级委员会组成谘议性机构——联合委员会。建立等级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加强封建等级代表制，抵制自由主义反对派提出的在全普鲁士实行立宪代表制的要求。——329、407。
152 指1842年12月1日和2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和336号附刊上刊登的《论普鲁士的等级委员会的组成》一文。这篇文章是泰·亨·冯·罗霍提供给《总汇报》发表的。此人是普鲁士驻斯图加特的特使、1842年夏天去职的普鲁士内务大臣古·阿·冯·罗霍的兄弟，他本人亲自为《总汇报》撰稿，但更多的是为《总汇报》介绍来自官方的文章。本文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情况，因为从1842年11月23日他给约·格·科塔的信中得知，他曾按照普鲁士内务大臣冯·阿尔宁的意愿，要求《总汇报》发行人准许在该报附刊上刊登这篇文章。——329。
153 指1823年6月5日在普鲁士颁布的《省等级会议一般组织法》。该法第十一条规定，地产是享有等级代表资格的条件（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23年柏林版第13号第129页）。根据该法1824年3月27日颁布了《莱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330。
154 这里马克思摘引的是《莱茵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1824年3月27日》第五、八、十一和十二条（见《普鲁士王国法令汇编》1842年柏林版第9号）。1823年7月1日和1824年3月27日颁布的普鲁士其他各省的省等级会议（省议会）组织法中也有类似的条款。——331。
155 根据等级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委员会委员应由“每个等级本身”选举产生。尽管1841年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多数代表提议，委员会委员应由省议会选举产生，但这项规定仍被遵照执行。这种把省议会分成几个部分的做法，从1647年起就已成为普鲁士等级代表制的一项特殊规定。对省议会来说，它意味着各个等级可自行召开会议，而且还可以单独向国王呈递意见书或决议。如果国王提出要求，或者某个等级中三分之二的成员反对省议会以多数票通过的决议，这项特殊的规定就可生效。从原则上讲，这项规定是加强贵族影响的一种手段。——337。
156 降为间接附庸的贵族指以前直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后来根据1806年莱茵联邦条例和1815年维也纳会议决议从属于大的邦君的侯爵和伯爵。1815年维也纳会议联邦条例和最后决议，以及1815年6月21日《关于普鲁士国家从前直属德意志帝国等级关系的规定》都为他们保留了许多特权，这保证了他们享有由于自己的财产及其不受阻碍的享用而产生的一切权利和优惠。此外，他们还可以自主征收直接税，不必缴纳私人地产税。省议会组织法保证了他们在省议会中占有席位。——341。
157 《论普鲁士的等级制度》一书于1842年9月出版。作者在书中维护君主制，拒绝把法国的资产阶级关系作为普鲁士的榜样，然而，他又反对在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的改革在后来几十年陷入停滞状态，有些方面甚至走向倒退的事实，他首先抨击了封建地产对国家割据状况和政治关系的形成的决定性影响在法律上得到确认。他把工业在创造国民财富和税收中所起的作用同大地产在经济上的意义加以对比，从中得出结论说，必须改变政治关系，以利于工业的发展并加强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341。
158 指1842年9月出版的路·布尔《普鲁士省等级会议的意义》一书。这部著作出版的原因是联合等级委员会的召开。布尔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和“自由人”小组的拥护者，他宣称“时代精神”和“人民意识”是取消等级代表制和实现全体公民的自由与平等的客观前提。他指出，省议会是封建贵族用来维护和重新恢复他们1808年以来已受到限制的特权的工具，因而是违背历史发展的。——341。
159 单独选举权是国王授予的、多半以起源于中世纪的特权为依据的出席普鲁士省议会的特殊权利，有许多侯爵曾经享有这种权利，他们不经选举便可成为省议会的代表，在本人不能出席时可委派一名家族成员到会。有一些城市也享有这种权利，它们可以从有表决权的市民中直接选出自己的出席省议会的代表，而在其他城市和乡镇则由选民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选举产生省议会代表。——341。
160 1842年6月21日的命令和8月19日的王室内阁指令明确规定，等级委员会只有谘询和评议的职能。《1842年8月10日各省联合等级委员会会议议事规程》规定，委员会委员无权讨论已确定的议事日程和政府提出的备忘录以外的问题，也无权就其他进行辩论的问题提出建议。——343。
161 《论离婚法草案》与《〈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见本卷第315—317页）在内容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继续批判了弗·卡·冯·萨维尼主持拟定的离婚法草案，并且同莱茵法学家和坚持普鲁士邦法的普鲁士法学家划清了界线。在刊登马克思文章的《莱茵报》同一号上，还转载了《普鲁士国家总汇报》的一篇关于离婚法的文章，据称这是萨维尼让人在该报上发表的。文章简要地复述了普鲁士法律修订部的动机，并为离婚法草案进行辩护。这篇文章显然是马克思促使《莱茵报》转载的，因为这样一来马克思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莱茵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赞成修改婚姻法的动机，同时他也能够直接批驳为维护离婚法草案的基本原则而提出的论据。——346。
162 《〈莱比锡总汇报〉在普鲁士邦境内的查禁》是马克思为1843年1月1日《莱茵报》第1号写的社论，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毫无保留地对普鲁士政府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一事表明了态度。1842年12月28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为欺骗舆论，普鲁士当局把查封该报说成一种只是为对付该报任意行事而采取的特殊措施。一些保守的温和的自由派报刊也附和这一说法，而马克思立即就认识到，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实际上是普鲁士政府对所有反对派报刊采取全面制裁措施的第一步。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极其尖锐地指出，报纸对普鲁士国家的批评才是政府采取行动的根本原因。因此，政府的责难是针对全部持反对派立场的“人民报刊”而发的。以这篇文章开头，马克思写了一组有关《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的评论（见本卷第396—423页）。——351、987。
163 《关于奥格斯堡〈总汇报〉的论争》是马克思为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的指责而写的短文。写作的起因是1842年12月26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编辑部在该报刊登了一个按语，指责《莱茵报》没有准确地援引《总汇报》上的某些段落。文章写于1842年12月26日和1843年1月2日之间。——355。
164 1842年12月21日《莱茵报》第355号上刊登了一篇寄自柏林的通讯《奥格斯堡〈总汇报〉论德国和英国》，批评奥格斯堡《总汇报》上展开的关于世界政治问题的讨论，并着重批评了有关英国贸易和殖民政策的论述以及有关德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的观点。通讯在援引奥格斯堡《总汇报》的某些段落时引文有误。《总汇报》编辑部并没有直接对通讯所提出的批评作出回答，却说了以下这番话：“如果《莱茵报》偶尔以向《总汇报》发泄年青人的怒气来取乐的话，那么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该报至少应该正确地阅读和摘抄……某些段落。”——355。
165 1842年12月12日和14日《莱茵报》第346和348号上发表了该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写的两篇匿名文章《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居民关注新闻界的下一步行动》和《关于乡镇财产必须退还》，报道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的贫困状况，并谴责政府当局对农民的疾苦采取冷漠的态度。文章发表后，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向《莱茵报》发出两个指示，指责《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歪曲事实、诽谤政府，并要求作者就一系列问题作出答复。冯·沙培尔于1842年夏调任莱茵省总督之前，一直担任直接管辖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特里尔行政区长官。12月18日《莱茵报》第352号上刊登了总督的指示，莱茵省几乎所有政治性报纸都遵从总督冯·沙培尔的命令刊登了这两个指示，总督和《莱茵报》之间的冲突迅速成了人们讨论的话题。科布伦茨在此以后不敢大胆地论证自己文章里提出的论点来驳倒冯·沙培尔对他的责难，于是，马克思决定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辩护，并利用与冯·沙培尔的论战广泛揭露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马克思为此收集了摩泽尔河沿岸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大量材料，写出《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从1月15日起在《莱茵报》上发表（见本卷第357—395页）。在该文问世之前，《莱茵报》编辑部发表了这一通告，随后莱茵省各报相继加以转载。——356。
166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是马克思针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责难，为《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彼·约·科布伦茨在揭露摩泽尔地区农民贫困状况的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进行辩护而写的（参看注165）。由于面对总督的指责，科布伦茨有意退缩，他虽然把省议会议员尼古劳斯·瓦尔德奈尔被判刑（此事在马克思的证据中起着重要作用）一事告知了马克思，但是他只是寄来了一篇很不像样的答复，于是，马克思便亲自承担了为科布伦茨的观点进行辩护，并揭露普鲁士的反动政策的任务。为此就必须获得证明材料，进行研究和分析。文章清楚地叙述了尼·瓦尔德奈尔起草请愿书及其被控告的案件的经过并全文引用这份请愿书，这使人们可以推测，马克思大概直接找到瓦尔德奈尔并且从他那里得到了有关的材料。马克思还要求科布伦茨补充提供一些事实和报道。文章前面提到《莱茵报》编辑部一再要求科布伦茨作出补充说明并指出消息的来源，也不是为推迟答复寻找理由的推脱之辞，而是有据可查的事实。贝恩卡斯特尔县县长1843年1月28日曾经报告说，科布伦茨曾到该县为这篇文章收集材料，这是可靠的事实。事实上，马克思利用了科布伦茨提供的材料。
马克思把文章分为五个独立的部分。A和B两个部分于1843年1月15—20日分五次在《莱茵报》头版头条连载。马克思在1843年1月27日以前或这一天把C这一部分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1月26日刚到任的新书报检查官于次日在科布伦茨市向总督府报告对《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续篇的否定意见。随后，沙培尔的代表决定禁止继续发表这篇文章，沙培尔对决定表示同意。至于D和E两个部分是否已经脱稿或构想出来，目前不得而知。1843年2月10日在《莱茵报》的内容提要上提到了“摩泽尔通讯。《莱茵报》驻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可是并没有发表文章的正文。这篇文章是政府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并在查封前对该报实行特别严格的书报检查的主要原因之一。——357。
167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公报》第4号于1841年在特里尔出版。其中包括文章中提到的送呈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书：《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理事会的呈文。致王室名副其实的枢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冯·阿尔文斯莱本伯爵先生……1839年10月10日〔于特里尔〕》。送呈这份报告书的主旨是要求削减土地税。1839年12月29日，该协会理事会又提交了一份补充报告，请求彻底豁免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者1838年的葡萄酒税。然而这一请求遭到了财政大臣的拒绝，他把削减土地税的报告转交给特里尔行政区政府。该政府责成税务督察官楚卡尔马里奥审查协会提交的报告书。本文中下面的引文也都引自协会公报。
特里尔摩泽尔河和萨尔河两岸葡萄种植业促进协会成立于1836年3月12日。协会的宗旨是调查并推广改善葡萄种植业的各项措施。协会会员通常都是富有的葡萄种植者，因而在改善葡萄种植者的贫困状况方面未能起到实际的作用。——364。
168 冯·沙培尔1837年至1842年8月任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后任莱茵省总督。他的前任总督恩·冯·博德尔施文格在1832—1834年担任过特里尔行政区长官并于1842年任财政大臣。——374。
169 由莱茵省前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倡议，限制地产析分的法律草案曾被提交给1841年召开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讨论。经过辩论，省议会否决了这个草案（参看注94）。马克思曾打算在他写的有关第六届莱茵省议会辩论的第四篇文章中分析这场辩论（参看注50）。——375。
170 《摩泽尔记者的辩护。C摩泽尔河沿岸地区的种种主要弊端》是《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续篇，因遭到政府当局的查禁而未能发表（参看注166）。现在这个文本于1844年底由卡·海因岑发表在他的小册子《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中。文章收在“事实”栏，用的标题是《对报刊的恐惧》，还加了按语，说明这是《莱茵报》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的续篇，因遭查禁而未能发表。在该书后记中，海因岑说，书中报道的事实大部分是他亲自收集的，同时指出了几篇不是由他收集的材料，其中没有提及此文。海因岑是《莱茵报》的积极撰稿人，在马克思辞去报社编辑部工作以后，海因岑接替了他的位置，任职到1843年3月31日为止。很可能编辑部的一部分档案材料转到了他的手中。《莱茵报》第27—28号合刊指出，第27号由于有几篇文章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去而不能发行。被删去的文章中大概也包括《摩泽尔记者的辩护》的续篇。由于排好的文章可能已送交有关当局，海因岑也许利用了尚未出版的第27号报纸的条样。因此，现有的文本大概只是C这个部分的开头。同A和B两部分的比较也可看出，C部分的现有文本缺少分析、论证的结论和批驳沙培尔的部分。而且文章一开头也说，首先，我们要从一些事实谈起。如果说海因岑删去了其他部分，那对于他揭露普鲁士官僚制度和书报检查机关这个目的来说，至少也是不明智的。所以，更可能的是，这只是C部分的开头，而且是其片断。C部分开始撰写的时间可能不早于1842年12月底，完稿时间应在1843年1月27日以前，因为最晚那天已送交书报检查机关审查。——391。
171 《〈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是马克思就《莱比锡总汇报》被查禁所写的第二篇文章，也是他同《科隆日报》展开论战的第一篇文章。论战的起因是《科隆日报》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否认报刊有批评国家机构的权利，并指责反对派报刊滥用当局所给予的新闻出版自由的权利。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维护了关于必须有人民报刊的观点。继本文之后，马克思针对《科隆日报》还写了《好报刊和坏报刊》、《答“邻”报的告密》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分别见本卷第398—399、404—408、411—420页并见注162）。——396、398、404。
172 《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以及《〈科隆日报〉的告密和〈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论争》和《莱茵—摩泽尔日报》（分别见本卷第400—403、411—420、421—423页）是马克思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进行论战而写的一组论文。论战所涉及的问题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一家有时持温和的自由主义观点的报纸，1843年初逐步发展成为天主教政治势力的机关报。该报在1843年1月6日第6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支持普鲁士当局查禁《莱比锡总汇报》，主要是因为《莱比锡总汇报》发表了反对天主教的言论。通讯作者还针对马克思在《〈莱比锡总汇报〉的查禁和〈科隆日报〉》一文中所说的“《莱比锡总汇报》是德国人民报刊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句话进行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的文章就是对这种攻击的反驳。——400、411、421。
173 指《莱比锡总汇报》在新教普鲁士国家和天主教教会之间因科隆大主教被捕而展开的论争（见注48）中，反对天主教的政治立场，维护新教。同时该报还同《莱茵—摩泽尔日报》展开了论战。——400。
174 指格·海尔维格因抗议普鲁士政府禁止他筹办的激进杂志《来自瑞士的德意志信使》在普鲁士境内发行而写给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信。《莱比锡总汇报》在1842年12月24日发表了这封信以后，内阁就颁布了查禁该报的法令，海尔维格也被驱逐出普鲁士。——405。
175 指毕洛夫-库梅洛夫在《普鲁士，它的国家制度，它的管理和它同德意志的关系》中所表达的观点，他写道：“1823年6月1日和1824年3月27日公布了关于成立省等级会议的法律。但是，这些法律限制了各等级的作用，以致既不能使人民的需求得到满足，也不能使君主清楚地了解到，需要为人民做什么，或者人民希望些什么。”（见该书1842年柏林版第75页）。——407。
176 《驳奥格斯堡〈总汇报〉编后记》是马克思针对《总汇报》一贯采取的论战手法，以《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写的一篇评论性短文。写作的起因是，1843年1月4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4号上刊登了一篇李希特尔的文章，题目为《等级会议报告和〈莱茵报〉》，《总汇报》主编古·科尔布为此文写了编后记。这篇编后记实际上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曾发表文章批评它对巴伐利亚省议会辩论的政治立场作出的反应。科尔布采用诽谤和散布怀疑的手段，回避探究批评的政治内容。这是奥格斯堡《总汇报》在论战中一贯采取的“策略”（见本卷第323—328和355页），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针对这一点展开了论战。这篇文章写于1843年1月9—11日。——409。
177 古·科尔布曾在1842年12月3日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7号上发表了《〈莱茵报〉》一文，表示《总汇报》答应接受《莱茵报》提出的进行“公开的原则斗争”的要求。——409。
178 见1843年1月17、18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17、18号附刊刊登的《〈莱茵报〉和〈德国年鉴〉》一文。文章评论了《莱茵报》对查禁《德国年鉴》的态度。同时，《莱茵—摩泽尔日报》把青年黑格尔派学说的产生主要归咎于《莱茵报》，并企图把两家报纸之间的论战从关于查禁《莱比锡总汇报》的政治问题引向基督教和无神论的问题。——423。
179 《评部颁指令的指控》是马克思为驳斥普鲁士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1843年1月20日颁布的关于查封《莱茵报》的指令而写的。1843年1月24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社理事约·雷纳德、达·奥本海姆和格·荣克口头传达了这一指令，1月25日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出版一事给各家报纸的通告。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驳斥了部颁指令对《莱茵报》所执行的政治方针的指控。他撰写这篇文章，显然同《莱茵报》编辑部和监事会为阻止政府查封报纸而采取的措施有关。文章的基本内容为可能也是马克思所写的《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的第三部分（见本卷第963—968页）所采纳，该文对部颁指令作了全面的批驳。
马克思开始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可能不早于1843年2月4日，因为他引用了《柯尼斯堡总汇报》在这一天发表的一篇官方文章，完稿的时间应在撰写《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之前，而《备忘录》的草稿应该提交2月7—9日召开的监事会会议讨论，所以《评部颁指令的指控》大约2月7日以前就已写成。——424。
180 看来是指《最精美的新百科辞典——供各等级受过教育的人士使用》1835年莱比锡版第2卷。该卷第255页写道，1818年黑格尔来到柏林，为了“把他的哲学变成所谓的国家哲学”。——425。
181 从1824年冬季到1830年冬季，黑格尔已不再讲授他的《法哲学原理》。尽管他曾预告要在1830—1831年冬季学期讲授这门课，但因身体“欠佳”而让他的学生米希勒代劳。1831—1832年冬季学期，黑格尔听从普鲁士政府的劝告，又重新讲授法哲学课，但只讲了几课就去世了。当时普鲁士政府是想以黑格尔的法哲学抵制同时在柏林大学讲授法哲学课的甘斯的自由派思想。——425。
182 普鲁士政府于1842年7月制定了离婚法草案（见注140），该草案认为，“现行的普鲁士婚姻法是不合乎伦理的，目前离婚理由的繁多和轻率是不能容忍的，现行的诉讼程序是不符合这一命题的尊严的。”（见本卷第346页）这首先引起了坚持普鲁士邦法有关规定的法学家的批评。马克思在《〈莱茵报〉编辑部为〈论新婚姻法草案〉一文所加的按语》（本卷第315—317页）和《论离婚法草案》（本卷第346—350页）两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427。
183 1843年1月4日《莱茵报》第4号上刊登了《俄国关于普鲁士报刊的照会》一文。文章批评了俄国沙皇制度，并批评它的代表干涉德国事务以压制反对派报刊。文章发表后，沙皇政府提出了抗议。这篇文章遂成为指责《莱茵报》侮辱外国的借口。——428。
184 教皇至上派是天主教中最好战的一派，它反对各国教会的独立性，并维护罗马教皇干涉一切国家内政的权力。在莱茵省，由于普鲁士政府和天主教会之间的纠纷，天主教徒处于同保护新教徒的普鲁士政府对立的反对派地位。——428、443。
185 约·哥雷斯在《科隆纠纷结束后的教会和国家》1842年魏森堡版第7—8页上，总结了科隆纠纷（见注48），同时描述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关于科隆纠纷的辩论情况。——428。
186 1842年11月17日，马克思在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指出，《莱茵报》曾经支持汉诺威、梅克伦堡和汉撒城市加入关税同盟（见注113）。到1843年2月为止，《莱茵报》共发表50多篇支持关税同盟的文章，并经常为此同其他一些报纸展开论战。——429。
187 指1830年3月普鲁士和俄国之间签订的一项关于互相引渡在逃的应服兵役者和逃兵的协定。1842年9月底，协定到期。人们向普鲁士当局提出要求，不要继续延长协定的有效期，或者利用延长协定期限的机会迫使俄国在贸易政策方面作出让步。特别是自由主义反对派还要求俄国取消边境封锁，以便普鲁士和俄国之间能够进行自由的贸易往来。《莱茵报》发表自己的文章的同时也转载其他报刊的文章，参与了有关这一协定的公开讨论，它反对延长协定的有效期，并要求俄国取消贸易限制。——429。
188 《莱茵报》刊登过不少文章，维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反对奥格斯堡《总汇报》支持在奥地利领导下统一德国的立场。马克思早在1842年11月17日给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信中就已谈及这一事实。——429。
189 《莱茵报》发表了《摩泽尔记者的辩护》前两部分之后，一些读者和报刊密切关注着《莱茵报》继续发表该文的续篇。这篇编辑部声明是马克思为回答《特里尔日报》的询问而写的。——431。
190 1843年3月2日，科隆市举行了第七届莱茵省议会议员的选举，在酝酿过程中涉及到由什么样的人代表科隆市，即选举自由资产阶级代表，还是保守派代表的同题。最后是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著名代表人物亨·康普豪森和卢·梅尔肯斯当选。此事引起了保守派的不满。《莱茵—摩泽尔日报》于1843年3月8日刊登一篇通讯，指责科隆市民要求选举维护工商业利益的代表。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就是针对《莱茵—摩泽尔日报》的这篇通讯写的。马克思认为科隆市的代表们有权在省议会维护该市的经济利益。——432。
191 1843年3月8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67号上刊登了一篇莱茵通讯，把《科隆日报》称为“莱茵省拥有最多读者的报纸”，而把《莱茵报》称为“政治思想的体现者”。——432。
192 汉撒同盟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以吕卑克为首）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其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14世纪后半期为其极盛时代。——433。
193 梅尔肯斯在莱茵省议会就区乡条例所举行的辩论中，曾是1831年莱茵省城市议会决议的倡议人。在七月革命的影响下，他曾以科隆及莱茵省其他18个城市的名义要求保留以法国区乡法为基础的制度，并且拒绝接受1808年普鲁士城市条例和把城市和农村分开的条例。参看本卷第307—314页。——434。
194 《〈莱茵—摩泽尔日报〉是宗教法庭的大法官》与当时围绕对弗·冯·扎勒特的文学创作的评价而进行的争论相联系。反教权主义的诗人弗·冯·扎勒特于1843年2月21日去世。各报刊很快就如何评价他的文学作品展开了讨论，焦点是他的宗教主题的诗集《俗人福音》。1843年3月6日《特里尔日报》第63号发表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死了！》，其中赞扬了扎勒特的反教权主义思想。针对这篇文章，1843年3月11日《莱茵—摩泽尔日报》第70号附刊刊登了《弗里德里希·冯·扎勒特的〈俗人福音〉》一文，站在维护教权利益的反动立场上，攻击扎勒特及其作用。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批评了《莱茵—摩泽尔日报》的反动立场，也反对《特里尔日报》把扎勒特当作福音教条的卫道士而加以颂扬，同时提出了他自己对诗人的评价。——438。
195 《俗人福音》是弗·冯·扎勒特以宗教为主题的诗集，1842年在雅姆本—莱比锡出版。1840年以后，扎勒特由于研究黑格尔而坚持了诗歌创作的独立性，在这部诗集中他宣扬人变为神并提出了道德规范，同时主张按照宗教革命的传统来革新原始基督教。教会对扎勒特的这部代表作进行了批判。——438。
196 地狱服是被西班牙宗教法庭判处火刑者在处决时必须穿的一种黄色衣服。——441。
197 《〈莱茵—摩泽尔日报〉的修辞练习》是马克思继《本地省议会议员选举》（见本卷第432—437页）之后为同《莱茵—摩泽尔日报》继续论战而写的又一篇文章。《莱茵—摩泽尔日报》对争论的问题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论据，反而对《莱茵报》进行恶意的诽谤，因此，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以讽刺的笔调针对这家报纸的文风作了评论。——442。
198 《声明》标志着马克思在《莱茵报》的活动的结束。普鲁士书报检查机关的迫害使得《莱茵报》不作重大的政治让步就不可能继续出版。这就使马克思失去了在《莱茵报》编辑部继续工作的条件。马克思辞职的时间显然也同《莱茵报》理事达·奥本海姆从柏林回来有联系。奥本海姆和莱茵报社监事会监事卡·弗·施图克想把莱茵报社股东的请愿书和备忘录呈交国王本人。但是，他们并未见到国王，只是受到三位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中的两位大臣的接见。大臣们答应认真研究备忘录中列举的事实。1843年3月14日，奥本海姆怀着希望返回科隆，以为经当局研究以后可能会撤销禁令。3月15日，奥本海姆、格·荣克和约·恩·雷纳德请求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到负责书报检查的有关各部说情，让《莱茵报》在当局进行研究得出最后结论以前能继续出版。这一切可能在《莱茵报》内部引起新的意见分歧。于是，马克思决定退出《莱茵报》编辑部。普鲁士当局对马克思的辞职表示满意。但是，《莱茵报》并未摆脱遭到查封的厄运。
马克思的声明1843年3月18日在《莱茵报》上发表后，《杜塞尔多夫报》等多家报纸相继加以转载。——445。
199 这是1835年8月10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宗教作文。青年马克思在1835年8月毕业考试中的笔试考卷，现在保存下来的共有七篇。除这篇宗教作文外，还有德语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拉丁语作文《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较幸福的时代？》、拉丁语即席翻译、希腊语翻译、法语翻译和数学试卷等。这些考卷全部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0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第164—182页。本卷只收了前面三篇作文。
马克思这篇宗教作文的成绩相当于中等水平，在班里居第五位。对作文的评语是“思想丰富，叙述精采有力”，不过对同基督结合为一体的实质和原因论述不够充分。——449。
200 这是1835年8月12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德语作文。作文本身反映出他受到校长约·维滕巴赫的思想影响。维滕巴赫对作文的总评语是：“相当好。文章的特点是思想丰富，布局合理，条理分明，但是一般来说作者在这里也犯了他常犯的错误，过分追求罕见的形象化的表达；因此，在许多加有着重号的地方，在个别措词以及句子的连接上，叙述时就缺乏必要的鲜明性和确定性，往往还缺乏准确性。”从评价和保存次序来看，这篇作文是班里第五篇优秀作文。——455。
201 这是1835年8月15日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时写的拉丁语作文。
根据记录，这篇作文的成绩是“良好”，超过了班级的平均成绩。在这篇作文的考卷上，主考人在许多地方加了着重号。页边上加了一些涉及作文内容的拉丁语评语，由校长约·维滕巴赫以及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员勒尔斯签署的总评语是：“除了上述我们加上评语的地方特别是结尾处的几个错误以外，这篇作文不论在素材的处理方面，在显示出来的历史知识方面，还是在力求以通顺的拉丁语来表达思想方面总的说来都很不错。但书写太糟糕！！！”
元首政治是前期罗马帝国的一种统治形式，始于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建立罗马帝国之时。这种政治制度形式上保留了共和制的国家机构，如元老院，公民大会和高级长官等，实际上由元首（元老院之首席）操纵国家大权。至公元三世纪后半叶，这种披着共和制外衣的军事独裁，终于演变为公开的君主专制。——461。
202 布匿战争是古代罗马和迦太基于公元前264—241、218—201和149—146年进行的三次战争，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故名。第一、二次布匿战争是作战双方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的统治权而进行的扩张战争，第三次布匿战争则是罗马以强凌弱的侵略战争。最后，战争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终。——461。
203 指罗马共和制早期时代对各个年代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的简短的编年史式的记载。——462。
204 罗马的诗人曾把奥古斯都称为至圣的。实际上，贺拉斯使用这种称呼时，是很有节制的，而塔西佗基本上对奥古斯都持否定态度。——464。
205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在早年，主要是大学时期写的所有留传至今的文学习作。
马克思早就喜欢文学艺术，尤好写诗。他曾把自己的作品集结成册，其中有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于1836年晚秋献给了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另一本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于1837年春天送给了亨利希·马克思。马克思的姐姐索菲娅同弟弟关系极为亲密，曾抄录过弟弟的许多诗作，一部分抄在一本纪念册里，另一部分分散地抄在一本笔记本里。
马克思这些留传下来的文学习作中，最早的写于1833年，其余的多数写于1835和1836年，有一些写于1837年春天。此后马克思还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谈到同年夏天他生病后的情况时说：“病好以后，我便把所有的诗和小说草稿等等都烧了”。1838年2月10日，他姐姐索菲娅还来信索要原来答应寄给她的诗作。可见，除了收入本卷的几本诗集以外，还应该有其他一些诗作或诗集，但是这些作品没有保存下来。
马克思生前只发表过两首诗，这两首诗曾编入1837年献给父亲的诗集。它们于1841年1月以《狂歌》为题刊登在柏林的《雅典神殿》杂志上。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诗歌习作只有一小部分为研究界所知晓。1897年，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首次发表了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并在前言中对信里提到的马克思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作了说明。从此人们才知道有这些诗集存在。当弗·梅林编辑19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第一卷时，这些诗集就在他手中，但他只是引用了很少几行诗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收入了马克思献给父亲的诗集。这是第一次把马克思的一本诗集全文发表。直到1975年，马克思留传下来的全部文学习作才分别以德文原文和俄文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5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40卷发表。
本卷收入马克思的文学习作，主要以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四本诗集为基础，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各本诗集中诗作的编排次序一如原貌，还保留了马克思自己编的目录。这四本诗集各自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然后是索菲娅抄在一个纪念册和一本笔记本中的马克思诗作。虽然这两部分诗作中多数篇什写得更早些，但它们不是由马克思自己编成的完整的诗集，而是由索菲娅抄录并收集在一起的，因此排在后边。有些诗作在不同的诗集中重复出现，本卷中只在第一次出现时发表，以后再出现时只保留标题和前面出现的页码。只有以《狂歌》为题发表过的两首诗，因与诗集中的原稿措词稍有不同，本卷发表两次。
从索菲娅在1836年12月28日亨利希·马克思给卡·马克思的信中所加的附笔可以看出，《爱之书》第一部、《爱之书》第二部和《歌之书》这三部诗集于1836年12月27日由索菲娅转交给了燕妮。它们应该是马克思送给燕妮的圣诞节礼物。
这些诗集大概是在1836年10月中到12月中这段时间里编成的。不过，因为马克思早就着手写诗歌习作，有些诗作可能早就写成了。《爱之书》第一部扉页上注明“1836年秋末”，有的诗作完成的时间不晚于11月，因为马克思注明《爱之书》第二部的写作时间为“1836年11月”。《歌之书》只注明“1836年”，大概是三本诗集中的最后一本，但是也不会晚于1836年11月，因为从1837年11月10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可以看出，燕妮同时收到马克思寄去的三册诗集，而且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在1897年为首次发表这封信所加的前言中，也是按这种顺序提到这三本诗集的。不过，与前两本诗集不同，《歌之书》注明的日期比较宽泛，因此，也不排除马克思更早就开始写这本诗集的可能性。——467、541、591。
206 这首诗可以同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相对照，信中写道：“甚至到柏林去旅行我也是淡漠的，要是在别的时候，那会使我异常高兴，会激发我去观察自然，还会燃烧起我对生活的渴望。这次旅行甚至使我十分难受，因为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广大的城市并不比我的血液更有生气，旅馆的饭食并不比我所抱的一连申幻想更丰富、更经得消化，最后，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475。
207 叙事谣曲《阿尔博英和罗莎蒙德》是以下述历史事件为基础的：公元566—567年，伦巴德人的国王阿尔博英打败了杰皮迪人，杀死了杰皮迪人的国王库尼蒙德，强娶了后者的女儿罗莎蒙德为妻。在维罗纳的一次宴饮上，阿尔博英强迫罗莎蒙德用被害父亲的头骨饮酒，于是，在罗莎蒙德的策划下，阿尔博英被他的持械侍从赫尔米希斯和一名副手杀死，罗莎蒙德与赫尔米希斯结了婚并一同逃往拜占庭的拉韦纳。——601。
208 继1836年马克思为祝贺父亲生日把自己的诗作献给了他之后，1837年他又为祝贺父亲60寿辰而编了一本诗集。根据1837年11月10—11日马克思给父亲的信来判断，这本诗集大概是在1837年“学期终了”时即2月和3月编成的，因为冬季学期在1837年3月结束。最晚不会迟于4月初。多数诗作以及悲剧《乌兰内姆》第一幕、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片断也应是这段时间的作品。
这本诗集中有些诗作写得更早些。有9首诗编入了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三本诗集中，它们是：《爱之书》第一部的《人的自豪》、《苍白的姑娘》、《卢欣妲》和《凄惨的女郎》，《爱之书》第二部的《致星星之歌》和《海上船夫歌》；《歌之书》的《和谐》、《两个女竖琴手》和《海妖之歌》。另外还有几首诗也是献给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的，也可能写得更早些，如《致燕妮的十四行诗（终曲）》、《献给燕妮的两首歌》。《雇佣契约》、《讽刺短诗集》的三和四、《普斯特库亨》的前四首讽刺短诗，可能在1835—1836年就已写成。后几首诗都抄录在索菲娅的纪念册或笔记本里。
马克思自己为献给父亲的诗作而编的目录同作品的实际顺序不完全一致，本卷完全按作品的实际顺序刊印。叙事诗《小提琴手》和叙事谣曲《夜恋》作了一些改动后曾在1841年1月23日出版的《雅典神殿》杂志第4期发表（见注223）。——687。
209 这首诗马克思译自古罗马诗人奥维狄乌斯的拉丁文诗作《哀歌》第一曲。译文在思想上比较忠实于原作，但语言表达方式的差别极大。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曾提到《哀歌》的翻译。——705。
210 有关黑格尔的前两首讽刺短诗反映了马克思对他刚开始研究的黑格尔哲学的态度。马克思一方面意识到黑格尔的哲学包罗万象、黑格尔本人学识渊博，同时对黑格尔思想借以表达的复杂形式持批判态度，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故意用晦涩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高深莫测。马克思在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中也说：“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离奇古怪的调子”。——735。
211 “德意志人”“取得了民族大会战的奇胜”指在1813年10月16—19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同拿破仑法国之间进行的莱比锡会战中，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瑞典的联军战胜了法国军队，并使德国摆脱了拿破仑的统治。但是，打败拿破仑的军队并未使德国得到统一并建立起进步的社会制度。马克思认为，这是由于德国资产阶级集团的消极态度造成的。他们忘记了解放战争的传统，不以实际行动去实现德国自由、统一的理想，却编造各种混乱的乌托邦思想。马克思在这首讽刺短诗中抨击了这种空谈理论的现象。——736。
212 责骂席勒的人是指“青年德意志”的作家们，他们在1830年后发起了对德国三月革命前经典作家作品的讨论，要求作一次文学上的清算，并以批判的态度重新评价歌德和席勒。以路·白尔尼为代表的“青年德意志”作家们指责席勒的作品表现出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气派。这首讽刺短诗反映出当时人们尤其关注诗歌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从下面几首短诗来看，显然马克思并不同意“青年德意志”作家们对歌德和席勒的种种指责。——737。
213 这首讽刺诗里的秃头人很可能是恩·克林霍尔茨的形象。马克思在幽默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费利克斯》第28章（见本卷第817—819页）及叙事诗《恩格尔伯特·克林霍尔茨》（见本卷第899—907页）中描绘了这个神秘的形象。——738。
214 1821年，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问世，差不多同一时期，反歌德思想的主要代表新教路德宗牧师约·弗·威·普斯特库亨-格兰佐模仿这部小说写了一些讽刺作品，其中有一本匿名出版的书与歌德这部小说的标题完全一样，人称“假冒的《漫游时代》”。普斯特库亨站在保守的虔诚主义的立场攻击歌德小说的主人公威廉·迈斯特，进而攻击整部作品，他指责威廉·迈斯特“不过是糟糕的，不像样子的，放纵的近代的代表，而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德意志代表”。普斯特库亨的这本书当时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一时间诽谤歌德的文章如洪水涌来，在大谈诗歌与道德的关系的同时猛烈地攻击诗人。歌德本人曾多次针对假冒的《漫游时代》予以反击。
马克思1836年转入柏林大学后接触到普斯特库亨的作品，于是写下了这首讽刺诗。——739。
215 《优美的灵魂》指歌德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第6册的标题《优美的灵魂的自白》，普斯特库亨在他的书中曾多次引用。马克思在这首讽刺诗中以模拟的手法讽刺了普斯特库亨对该书的攻击。——742。
216 1836年，歌德的诗作《歌德与普斯特库亨》作为他的遗著首次发表。诗中借用普斯特库亨姓名的文字组成对他进行嘲讽。马克思显然按照歌德的方式写下了这首讽刺短诗。根据歌德诗歌发表的年代可以推断，马克思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是1836年。——742。
217 从《维也纳猴子戏团在柏林》到《医生的伦理学》这15首诗，在马克思自编的目录里没有细目，而统称为《讽刺诗和短诗》，可是在诗册里，这一总标题并未出现。现在编者按照马克思的原意，把总标题加在这一组诗歌之前。——783。
218 马克思的这首诗借用了蓓蒂娜·冯·阿尔宁的《歌德同一个孩子的通信集》中描写的一个情节，见该书1835年柏林版第2卷第138页。——786。
219 弗·奎德诺是德国特里尔行政区官员和建筑工程顾问，1830年至1836年任特里尔地方工业学校学监，马克思的这首短诗可能就是讽刺他的。——787。
220 马克思的这一批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收集并抄录在一个纪念册里的。纪念册的扉页上注明诗作写于1835和1836年，抄录的时间难于确定，大概是在一段较长的时间里完成的。有11首诗作也编入了马克思献给燕妮的三本诗集，即《爱之书》第一部的《两重天》、《思念》、《人的自豪》、《歌手最后的歌》、《卢欣妲》、《歌手的爱情》、《凄惨的女郎》、《苍白的姑娘》、《终曲（十四行诗）》；《爱之书》第二部的《感触》；《歌之书》的《和谐》。有8首诗作也编入了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其中除了前面三本诗集中也有的《人的自豪》、《卢欣妲》、《凄惨的女郎》、《苍白的姑娘》、《和谐》以外，还包括《普斯特库亨（假冒的〈漫游时代〉）》、《雇佣契约》和《德意志人的鉴赏力》。——833。
221 叙事诗《盲女》也被抄录在索菲娅的笔记本中，在那里，接下去还有两行结尾的诗句：
“屋顶轰然坍塌，
瓦砾将她埋葬。”——852。
222 马克思的这些诗作是他的姐姐索菲娅抄录在一个笔记本里的。除了马克思的诗作外，笔记本里还有其他人的诗作以及索菲娅自己和她的亲友的个人记事。马克思的这些诗作，除了《人生》和《查理大帝》外都在马克思的几本诗集和索菲娅的纪念册里出现过。《查理大帝》一诗注明写作日期是1833年，可见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开始写诗了。《盲女》注明写作日期是1835年。为祝贺父亲生日而献给亨利希·马克思的诗作的写作日期应该不晚于1836年初。——913。
223 以《狂歌》为总标题于1841年1月在《雅典神殿》杂志上发表的叙事诗《小提琴手》和叙事谣曲《夜恋》，是马克思生前唯一发表过的两首诗作，也是他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的最早的作品。这两首诗作本来已编入马克思1837年4月献给他父亲的诗集《献给亲爱的父亲的诗作》中（见本卷第777—779和701—702页），但是发表时作了一些改动。诗的写作时间大概在1837年2月和4月初之间。
《雅典神殿》是青年黑格尔派讨论哲学和文学问题的杂志。马克思大约在1841年初同杂志建立了联系，他认识杂志的实际编辑爱·迈耶尔，又通过埃·鲍威尔结识了正式编辑卡·里德尔。因为杂志编辑部正物色撰稿人，所以也要求马克思提供稿件。可能当时马克思来不及写别的东西，就送去了这两首诗作。
1841年3月3日《法兰克福谈话报》第62号发表评论说：《狂歌》“的确十分狂放，但是显示出一种独具一格的才华”。——923。
224 据考证，亨利希·马克思生于1777年，当时应是41岁。——931。
225 除了特里尔中学发给马克思的毕业证书外，保存下来的还有证书的原始副本以及特里尔中学毕业考试成绩摘录、评语摘录和参加考试的学生名单。——932。
226 在特里尔中学档案室里的毕业证书原始副本中，对马克思希腊语知识的评语更为详细：“该生所具备的知识和理解古典作家作品的能力，差不多和拉丁语一样；在翻译校内所阅读的古典作家作品方面，由于语法的扎实程度和把握性差一些，所以比不上拉丁语，不过，对那些甚至比较困难的地方他常常也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总的来说，他的译文相当流畅。”——933。
227 保存下来的肄业证书是一份不知由何人誊写的副本。马克思曾把这份证书和其他文件一起寄给耶拿大学，以便申请获得博士学位。——936。
228 马克思的柏林大学毕业证书上标有“归入第26号”的字样，这是耶拿大学在1841年4月收到马克思提交的博士学位申请书和其他文件时所加的登记号码。——939。
229 1841年4月13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连同应考学位的德文和拉丁文申请书由耶拿大学登记在案，登记号为26号。同日，耶拿大学哲学系主任卡·弗·巴赫曼教授给哲学系系务委员们写了这篇推荐书，委员们一致赞同推荐书的意见。4月15日在应考生不在场的情况下，授予马克思哲学博士学位并发给证书。——942、944。
230 《海尔维格和卢格对“自由人”的态度》是马克思根据1842年11月22日海尔维格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见《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件集》1919年埃森版第382—384页）改写而成的一篇通讯。通讯的发表标志着《莱茵报》编辑部正式同柏林的“自由人”划清界线。早在1842年7月，马克思就对“自由人”的观点表示怀疑。他参加《莱茵报》编辑部以后，便明显地削弱了“自由人”对报纸的政治态度的影响。1842年11月编辑部同“自由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海尔维格的信的发表最终导致了同“自由人”的决裂。
发表这篇通讯的直接原因是格·海尔维格要求在《莱茵报》上澄清他同柏林的“自由人”的关系。1842年11月阿·卢格同海尔维格一起曾在柏林逗留。11月10日卢格曾与“自由人”会晤，但是并没有能说服“自由人”放弃自己的政治观点。海尔维格并没有参加这次会晤，他要求以通讯的形式澄清一些不确切的传闻。——946。
231 “自由人”是19世纪40年代上半期由柏林著作家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的名称，该小组的核心是布·鲍威尔、埃·鲍威尔、爱·梅因、路·布尔、麦·施蒂纳等人。“自由人”脱离现实生活，醉心于抽象的哲学争论，在1843—1844年抛弃了激进主义，陷入了庸俗的主观唯心主义。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批评，见他1842年11月30日给阿·卢格的信，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946。
232 这是一篇经马克思修改过的文章，原是杜塞尔多夫一家旅店的店主洛·霍尔纳写的一篇通讯。霍尔纳在通讯写好后寄给《莱茵报》编辑部，请求予以修改。编辑部确认了这篇通讯所提供的情况属实，经马克思亲笔修改后打算于1843年1月7日付印，但未能通过书报检查。这篇文章首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29年历史考证版第1部分第1卷第2分册。——947。
233 这份请愿书是在1843年1月30日举行的科隆市民大会上通过的。大约有100人出席了会议，会上选出了征集在请愿书上签名的全权代表。请愿书的执笔人是《莱茵报》社监事会成员伊·毕尔格尔斯。在会议期间和会后的几天里，有900多科隆市民在请愿书上签了名，其中包括卡·马克思。1843年2月18日请愿书被寄往柏林。莱茵省其他城市（杜塞尔多夫、巴门、特里尔等）的市民也写了类似的请愿书。为此，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指示内务大臣在答复时对所有请愿书的要求都加以拒绝。——949。
234 《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是针对1843年1月20日普鲁士王国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查封《莱茵报》的指令提出的对《莱茵报》的指控所作的辩护。1843年1月24日科隆行政区长官向《莱茵报》的几位理事传达了指令的内容，一天以后又给编辑部寄来了就《莱茵报》停止出版给各家报纸的通告。
1843年2月7、8、9和11日，莱茵报社监事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对查封报纸一事表明态度。监事会决定在2月12日召开非常全体会议，并且讨论了全体会议应以什么方式去反对查封报纸的问题。备忘录大概就是为准备召开监事会会议而起草的。
马克思早在1843年1月25日给阿·卢格的信中就把上述指令提出的查封《莱茵报》的理由归结为三点。因此，备忘录也分为三节。第一节证明《莱茵报》持有合法的许可证，第二节证明为查封《莱茵报》提出的理由是违反现有的新闻出版立法的，第三节是马克思《评部颁指令的指控》一文（见本卷第424—430页）的修改稿。
但是，这份备忘录没有被监事会的多数成员所接受。于是，监事会建议全体会议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见本卷第971—981页）。后者以前一份备忘录的头两节为基础，有些地方作了修改，内容的叙述变得缓和了。关于报纸的政治倾向的第三节没有被采纳。《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在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并由代表团送交柏林。
《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很可能是马克思亲自起草的，但是不能排除荣克、克莱森和奥本海姆也参加了这项工作。——951。
235 指《王国负责书报检查的各部关于〈莱茵报〉从1843年4月1日停止出版的指令。1843年1月20日》，该指令曾于1843年1月26日刊登在《科隆日报》第26号上，这份备忘录里所摘录的引文，全部引自《科隆日报》的官方报道，引文中所有的着重号都是《备忘录》作者加的。——951。
236 1839年12月23日莱茵省总督冯·博德尔施文格向伯·腊韦博士和弗·舒尔特博士颁发了关于出版一份政治性刊物的许可证。1840年7月23日，舒尔特将这一刊物的出版权转让给了约·威·狄茨。1841年6月27日，腊韦和狄茨放弃了出版《莱茵总汇报》的许可权，而将许可证转让给《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即《莱茵报》）的出版人。1841年11月19日，出版人约·恩·雷纳德向博德尔施文格提出请求，希望能批准这一转让手续。这一转让手续于1841年12月13日经博德尔施文格批准。1841年12月17日，王国科隆政府把批准转让手续的决定通知了雷纳德（见本卷第972—973页）。——952。
237 1841年12月13日，莱茵省总督博德尔施文格曾请求负责书报检查的三位大臣暂时批准《莱茵报》出版，最后批准须视报纸将要采取的方针而定。1842年1月31日内务大臣冯·罗霍宣布已作出决定，要更仔细地查清报纸的倾向。同年3月11日，负责书报检查的三位大臣致函博德尔施文格，称“该报遵循的是倾向于青年黑格尔派的方针”，授权博德尔施文格拒绝给予最后批准，并责令《莱茵报》从1842年4月1日停止出版。根据博德尔施文格1842年3月26日的提议，这项决定被暂时收回。——955。
238 1842年2月15日，格尔拉赫在同雷纳德谈判时提出了这种要求，同年11月12日在谈判中再次提出这种要求。——958。
239 鉴于雷纳德不是亲自主持报纸的编辑工作，在1842年11月12日的谈判中，格尔拉赫责成他提出一名编辑，但这名编辑必须得到政府当局的认可。11月19日继续谈判时，报社理事达·奥本海姆和格·荣克也应邀参加。编辑提名的日期定于12月10日。1842年11月21日，报社理事雷纳德、奥本海姆和荣克就提议由腊韦博士任编辑。11月28日格尔拉赫约见腊韦，要求他写出书面声明，保证《莱茵报》在他的主持下将放弃以往的应受谴责的倾向。1842年12月1日腊韦提交了有关的声明。——958。
240 关于黑格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见注181。
施塔尔被看作官方的普鲁士国家哲学家，是指1840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聘任反动的法学家弗·尤·施塔尔为柏林大学教授，讲授法哲学、国家法和教会法，以便排挤黑格尔派学者，消除黑格尔学说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此事在柏林大学师生的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964。
241 巴伐利亚的天主教屈膝礼法于1838年4月14日颁布。该法律规定，在巴伐利亚军队服役的信奉新教的士兵和军官必须参加天主教军人礼拜并完成规定的各种仪式，首先是下跪。该法律自生效以来一直是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争论的主要问题。1843年1月10日巴伐利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由36名新教代表提出的废除屈膝礼法的提案，然而巴伐利亚政府拒绝承认这一决议。直到1845年这一法律才得以废除。
1843年1月16—22日，《莱茵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报道巴伐利亚众议院就废除该项法律进行辩论的情况。——967。
242 这是莱茵报社监事会决定提交非常全体会议讨论的两个主要文件之一。监事会经过几天讨论以后，于1843年2月9日决定起草两个文件，其中备忘录陈述合法理由以驳斥部颁指令对《莱茵报》的指控，请愿书请求撤销关于查封该报的指令。监事会放弃了在这两个文件中维护《莱茵报》倾向的方案。因此，《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便根据《关于〈莱茵报〉遭到查封的备忘录》（见本卷第951—968页）第一、二两节改写而成。
《莱茵报社股东关于继续出版〈莱茵报〉的请愿书》和《莱茵报社股东的备忘录》于1843年2月12日由亨·克莱森在全体会议上宣读。在对请愿书作了补充以后，股东们以多数票通过了这两个文件，并在上面签了名。签名者中包括马克思。此外，全体会议还决定派代表团把请愿书和备忘录面呈国王。1843年2月19日，达·奥本海姆和卡·弗·施图克赴柏林并于2月24日请求谒见国王，未获准。于是，他们于1843年3月2日把请愿书和备忘录送交王国民事接待室。2月24日他们还请求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阿尔宁和艾希霍恩亲自听取意见，2月26日获两位大臣接见并呈交备忘录副本。大臣们答应认真核查备忘录所陈述的事实和论据。3月14日，奥本海姆抱着幻想返回科隆，以为政府当局经研究也许会取消禁令。但是，3月21日普鲁士国王决定维持原来查封的指令不变，并下令通知莱茵报社理事。于是，1843年3月27日，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们作出了答复。——969、971。
243 《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记录》反映了莱茵报社股东围绕查封《莱茵报》一事而进行的争论。莱茵报社非常全体会议于1843年2月12日在科隆俱乐部举行。股东们关于应该采取的措施和可能作出的让步的争论暴露了自由主义运动内部存在的不同观点。
1843年2月15日《亚琛日报》第46号和2月21日《法兰克福报》第52号对会议作了简单的报道。
这份记录稍加改动之后收进《关于1830—1850年政治运动史的莱茵通信文集》1919年埃森版第1卷第436—437页。——982
244 指1843年1月24日格尔拉赫写给《莱茵报》编辑部的信。负责书报检查的大臣们责成科隆行政区长官格尔拉赫每天把经过书报检查的《莱茵报》全部版面呈送给他亲自审阅，只有经审阅后方可付印。在审阅时如发现文章或章节中有不允许出版的内容便将报纸扣发。——983。
245 1842年12月28日内阁下令在普鲁士邦境内查禁《莱比锡总汇报》时，该报发行人弗·布罗克豪斯曾试图通过个人说情来让政府撤消禁令，然而他未能获准谒见国王。为了能在普鲁士邦境内继续发行这份报纸，他同意向书报检查官尽可能地作出让步。起初，他的努力毫无效果，后来由于改组了编辑部，改变了办报方针并更换了报名，才在1843年6月重新获得发行的许可。——994。
246 根据莱茵报社章程的规定，报社监事会每年2月召开一次例行全体会议。由于非常全体会议刚刚开过（见本卷第982—997页），而且非常会议派往柏林的代表团尚未返回，故例行全体会议被推迟到1843年3月31日举行。——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