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工作者不应为名利而写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新闻工作者要有明确的写作目的。他们多次声明，他们写作既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恩格斯在给魏德迈的信中就说过，“我写作不是专门为了永世长存，相反，我所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他认为，即使是那些“为了永世长存而写的多数作品”，“发挥其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也是有一定时限的”[18]。显而易见，恩格斯把为现实斗争服务，让新闻作品尽可能发挥最大影响和最强时效作为自己的写作目的。马克思极重视写作名誉问题，他认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决不应“做下贱文人”，不能“像伦敦瘪三文人那样”[19]。他还强调，新闻工作者不应做金钱的奴隶，仅仅为了金钱而写作。1859年1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表示了对那些被金钱召唤出来的作品的报士鄙视：“正是由于货币这个臭东西，在英国几乎每星期都出现拙劣作品”[20]。他认为，“作家当然必须挣钱才能生活、写作，但是他决不应该为了挣钱而生活、写作”，“在必要时作家可以为了作品的生存而牺牲自己个人的生存”[21]。有时马克思因生活所迫（写作《资本论》，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不得不为一些资产阶级报刊撰稿，但在他心目中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有害于革命的原则和利益，他便立即停止为之撰稿，决不使自己变成为资产阶级“制造金钱的机器”[22]。为了支持一些工人报刊的出版，马克思在经济十分窘迫的情况下仍然经常主动免费为它们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