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做自我批评的？
访问者：毛泽东对斯诺谈他的个人经历的确使人印象很深刻，直到今天对广大青年说来还有教育意义。我们是否换个话题，毛泽东在谈他自己或其他问题时，做过自我批评吗？
汪裕尧：好的。毛泽东有没有自我批评，这方面的材料过去公开得少，人们对这方面的了解也不多，有时反倒使人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好像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我不这样看。就我接触的材料，我觉得可以这么说：毛泽东既是我党三大作风的倡导者，同时也是三大作风的力行者。他不是一个文过饰非的人，而是面对工作中的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在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方面，毛泽东仍然是我党的楷模。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介绍一些材料。
最早的一篇是1921年1月28日给彭璜的信。其中说到：“弟两年半以来，几尽将修养工夫破坏：论理执极端，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自省工夫几乎全废。”“吾兄高志有勇，体力坚强，朋辈中所少。而有数缺点：一、言语欠爽快，态度欠明决，谦恭过多而真面过少。二、感情及意气用事而理智无权。三、时起猜疑，又不愿明释。四、观察批判，一以主观的而少客观的。五、略有不服善之处。六、略有虚荣心。七、略骄气。八、少自省，明于责人而暗于责己。九、少条理而多大言。十、自视过高，看事过易。”在谈了这几条以后他说：“兄之缺点，弟观察未必得当。然除一、三两条及第五条弟自信所犯不多外，其余弟一概都有。”接着又说：“兄常谓我意志强，实则我有自知自明：知最弱莫如我之意志！”这封信是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自我教育的一个例证。像这样的自我批评在那时的年轻人当中真是不多见的。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做的，到他成为党的领袖人物后，是不是还能保持犀利的自我批评精神呢？我再举下面几个材料。
一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他在谈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充满了自我剖析的精神。他还讲到他并不是常胜将军，也打过败仗，秋收起义就打了败仗，是受挫后才慢慢学会打仗的。1957年7月他和尤金谈话也谈过这个问题，说：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如土城战役就没打好。如果说我在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也很高兴了。
访问者：毛泽东这种诚恳对待自己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汪裕尧：是的。毛泽东还讲过，他对孔夫子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说法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吹牛。他说世界上不存在生而知之、不犯错误的圣人，只有学而知之、不犯或少犯大的错误的贤人。他从来不把自己看做圣人，最多把自己看成一个贤人。他在1971年11月接见武汉地区党政军领导人时说过，中国的第一圣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算一个贤人，是圣人的学生。所以他在早年讲到要立圣贤之志，可能是从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这个一般意义上讲的。(https://www.daowen.com)
访问者：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动做自我批评还有两个很生动的例子：一个是抢救运动中冤枉了一些同志，他主动出来承担了责任，还脱帽赔礼道歉。再一个是有一次雷击死了人，有人说怪话，“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追查，他制止了，并通过这件事了解到是公粮征多了，农民不满意，于是决定减轻农民负担，自己动手，克服困难，因而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这些事例都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那么，建国以后毛泽东是否做过自我批评呢？
汪裕尧：建国后毛泽东做自我批评之所以为人们了解得少，是因为没有在较大的范围内传达。
1953年8月的全国财经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就做了自我批评。他说，这次会议上许多同志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得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是虚假数，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得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得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此外，他还就查田定产、扫盲和失业人员登记工作中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他说：“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作为中央主席在大庭广众面前这样坦率地解剖自己，不能不使人感动。
访问者：从上述讲话里还可以感觉到，毛泽东为自己对经济工作生疏、未钻进去而自责，这个问题他在建国初就意识到了，后来他做了哪些努力？
汪裕尧：他承认自己在经济工作方面的不足，也为弥补这种不足做了努力。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在9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也是个甚为不足的人，很有些时候我自己不喜欢自己，马克思主义各门学科没学好，外国文没学通，经济工作刚开始学，但我决心学，不死不休，对于这些我也要赶超，要进取，那时见马克思时我的心情会舒畅些。从这年12月开始到第二年2月，毛泽东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先后在杭州、上海和广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我们从他在此期间给李讷的信中也能感觉到他的心情。信中说：“现在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毛泽东为什么在这时下那么大功夫读书，就是因为在“大跃进”中碰了钉子，他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没搞通，才下这个决心的。在读书中，毛泽东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思考，总结经验，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提高了对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为后来他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做了思想理论准备。
访问者：在这以后，毛泽东还做过哪些自我批评？
汪裕尧：比较集中的是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当年听传达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时，自己没有太注意毛泽东所做的自我批评，后来看到这篇讲话的记录整理稿，感到毛泽东当时的自我批评是很深刻的。他讲到：“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该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这样的自我批评是很诚恳的。他还讲到：“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毛泽东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种态度是很感人的，值得全党同志学习。毛泽东非常推崇鲁迅，认为自己的心和鲁迅是相通的。他说：我喜欢他的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也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要人们相信确有个时间问题，过了多年之后，再回头看，人们会对毛泽东身上的这种崇高精神产生出敬佩之情。我想，对毛泽东有没有自我批评精神这一问题的回答，已尽在不言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