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毛泽东说的他一生干的两件事
访问者：毛泽东曾说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个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一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干两件事”的说法流传很广，您认为这能概括毛泽东的一生吗？
汪裕尧：有材料说，1976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他的病情加重时，曾把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找去，对他们说了一段话，意思是：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八十多岁了。人老了往往要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现在虽然还没有盖棺，但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几十年，把他赶到一群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就那么几个人在我耳旁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早点把这几个海岛收回来。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是发动“文革”，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还没完，这笔遗产要交给下一代，怎么交法，如果说和平交不成的话，那就在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要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这段话怎么理解？我觉得毛泽东讲的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用他特有的表达方式概括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这两大课题。第一件事比较好理解。他领导人民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绝大多数人民都拥护的。讲到这件事还没有完，显然是指祖国统一的大业还没有最后完成。
第二件事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毛泽东把这件事看得很重，看作是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大事。为什么？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国际的原因，还有现实的原因。
访问者：他在谈话中说到的“文革”的缺点，并不是我们现在认识到的“文革”错误，而是认为“文革”从整体上是对的，问题是别人不理解。(https://www.daowen.com)
汪裕尧：当然讲这段话时，他对“文革”的问题是看到了一些，也有了一些认识，但他对问题的估计和我们现在的估计不一样。他认为对“文革”要三七开，基本正确，有所不足，不足主要是指“全面内战”和“打倒一切”两件事。而这两件事也是违背他的意愿的，他也是反对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的，但事情的发展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控制。这又联系到邓小平的复出。为什么毛泽东让小平同志出来，而且把党政军的大权托付给他？就是想让邓小平来控制当时已经失控的局面；但当小平同志通过全面整顿，从根本上纠正“文革”的错误时，他又不能容忍了。
访问者：那么怎么看待毛泽东说的这件事呢？
汪裕尧：毛泽东把发动“文革”作为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从他的思路进行分析，应该说是有道理的。在他看来，既然历史上有这样的经验教训，国际上已有前车之鉴，国内已存在现实的“危险”，当采用其他办法解决不了时，采取“文革”的办法来解决是理所当然的。毛泽东把他的一生说成只做了这两件大事，我认为这样的概括是不准确的，理由有三点：第一，这种说法至少把从建国到“文革”前十七年的历史忽略了。这十七年应该说是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我们通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建立了独立的基本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综合国力也有很大的增强，并为我国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成就都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第二，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里曾讲到这样一个观点：只有“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但后来没有贯彻下去。毛泽东讲的两件事，显然没有包括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大事。后来他离开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仅从政治上、意识形态上考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结果无产阶级政权由于缺乏充分的物质基础而得不到充分的巩固，因为人民不会容忍长期地处于贫困状态，经济上的贫困容易引起政治上的动荡和社会的不安定。第三，从根本上看，他把发动“文革”看成一件大事，是建立在对我国现实状况的错误估计上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访问者：毛泽东的讲法，我觉得是用他独特的语言和风格说出了他的意愿，其实，他一生干的事比这要多得多。别人也在概括两件事。前不久，薄一波答记者问时，也谈到毛泽东一生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创建新中国，一件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他说：“一个人的一生，如果能为人民办成一件大事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毛主席却起码办成了足以影响中国或世界历史进程的两件大事，他的伟大就可想而知了。”
汪裕尧：薄老的概括更科学，也更符合实际。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历史功绩都可以归结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范畴中去。至于如何理解毛泽东的那段话，我想，我们还要注意他说这段话时的处境，其实那段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他重病在身，深感来日不多，回天乏力了，所以有“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的话。他在谈话中说到交班的两种可能，当时确实是存在的。就他的愿望来说当然是希望在和平中交班，但如果这样交不成的话，就要准备在动荡中交。他说这个话是不无忧虑的，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