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遥控指挥中央苏区，首当其冲和“山沟里”的毛泽东发生碰撞

王明遥控指挥中央苏区，首当其冲和“山沟里”的毛泽东发生碰撞

访问者：毛泽东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重大事件，在那些事件中，他往往又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决策者、指挥者或者说是导演。他有着这么丰富的、极不平凡的经历，却为什么对30年代中央苏区那一段不愉快的印象那么深刻，以致常常提起？他究竟受了哪些不公正的待遇？据我们所知，直接打击他的并不是王明本人，又为什么把账算在了王明头上？

黄允升：你们提的问题比较大，说起来话就长了，从何说起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王明是怎么回事。

王明1904年生，比毛泽东小11岁，安徽六安县人，1925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是中山大学校长米夫的得意门生。可以说，王明是有书本知识的，但他的缺点是不注意中国社会的实际，一切都是从条条出发。他1929年回国，1931年初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上台，成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访问者：王明上台不久就去莫斯科长住，为什么还要把账算在他的头上？

黄允升：王明虽然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共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

访问者：他是如何和毛泽东发生关系的呢？

黄允升：王明为了实现他的“左”倾政治纲领，提出“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纲领。在中央一级把坚持不同意见的人一个个地打下去，如瞿秋白等一批人；在各个苏区，派人下去代表中央行使职权。所以有句话，叫“钦差大臣满天飞”。(https://www.daowen.com)

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方针路线问题。他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反“围剿”战争中总结的作战原则和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原则相结合，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军事路线。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到1931年2月提出的土地所有权归得地的农民所有，“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的思想，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毛泽东的这套理论和办法，已经被苏区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但这和王明所推行的“左”倾路线显然是不合拍的。所以当王明的东西要在中央苏区推行的时候，首先受到了毛泽东的强烈抵制。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的事情。

访问者：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中央苏区，正好是反第二次“围剿”的前夜，一上场两边就发生了意见分歧，是吗？

黄允升：是的，开始有分歧。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第一个碰到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反“围剿”打不打的问题。中央代表团不懂战争，面临20万敌军的大举进攻，开始倾向项英的意见，主张不打。当时任弼时带去临时中央的三月指示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也就是说，换个地方开辟根据地，比如到四川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并引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建立根据地最理想的地方。这样一来，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就占了少数，于是建议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讨论打不打的问题。

访问者：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开得如何呢？

黄允升：第二天开扩大会议，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总政委等都到会了。军队高级干部发言非常热烈，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中央红军这时退出中央苏区。这样，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就占了绝对优势，使那些主张转移开辟新根据地的人不再坚持了。这是毛泽东抵制不打二次反“围剿”错误主张的胜利。

访问者：据说王稼祥在青塘会议上说了一句忿忿的话：“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

黄允升：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因为毛泽东在说明应该打的理由时，讲了一大堆话，都是中国、江西，一句也没有涉及马列主义。而转移根据地则是斯大林的主张。为了说服王稼祥，毛泽东找出很多文件给王稼祥看，找王稼祥谈话，谈得很深，比较务实的王稼祥受益匪浅；同时也影响了任弼时同志，他觉得毛泽东在军事上确实有道理。这样，中央代表团就慢慢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为第二次反“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才有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接着是第三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我们是以3万多对30万，两军实力更为悬殊，由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中央代表团完全支持，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