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会议再起波澜

访问者：第二次反“围剿”的风波过后，表明毛泽东在军事上已受到了中央代表团的信任和理解，尤其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个职务来看，如果项英不行，应该由中央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来代，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毛泽东来代。这表明他们对毛泽东是尊敬的，或者说看得比自己要高。可是后来的赣南会议又起波折是怎么回事呢？

黄允升：这主要是中央的干预了，为什么把账算在王明头上，也就表现在这些地方。1931年8月31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了一封长信，主要在军事和土地问题上批评中央局，说他们犯有很严重的错误。信里谈道，中央苏区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待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是阶级阵线不明；在军事上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和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中央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大的城市；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国际精神。中央的这封信是十月到苏区的，这时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已经取得了胜利。

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呢？于是大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提出：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从敌人方面说，蒋介石已忙于应付全国高涨着的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不会很快进行下一次“围剿”；从红军方面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连续作战，打得精疲力尽，急需休整和补充。另外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的一些土围子被地主武装霸占着，当前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扫除土围子，打通两个苏区，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苏区。而所谓中心城市则被蒋介石军队固守着，我们这个步枪鞭炮多，很少机枪重炮的红军，此时绝无战胜攻取之可能。毛泽东坚持“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

访问者：这样两种意见就对立起来了。从毛泽东的话语来看态度极其坚决，毫无妥协之意。(https://www.daowen.com)

黄允升：关键是双方的思想方法不一样，对当时的敌情我情的认识也不一致。当敌人来了，如何消灭敌人，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的思想一致了。胜利以后，如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就产生了矛盾。所以在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

中央代表团要贯彻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嘴上虽然不是明顶，实际上是另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明显有悖中央精神。还有一点：这之前，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就觉得不妥。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到的本本，是指中共“六大”决议。作为党的一级组织，怎能不执行党的决议？这一次大家在讨论执行中央指示时，毛泽东又是另有一套，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太重视党的指示和决议，总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未免太经验主义了。所以这次会议，他们对毛泽东提出了三条批评：一是从思想上批评狭隘经验论，二是军事上的批评游击习气，三是土地革命上批评富农路线。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强调贯彻四中全会路线，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当然，这次会议并没有撤掉他的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访问者：毛泽东明明是正确的，却被误解为是错误的。同志们不接受也罢，且还给戴了三顶帽子，确实让人难过。

黄允升：难过的事情还在后面。毛泽东关于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虽然没有被撤，但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总政委被取消了。

有种说法，赣南会议，毛泽东丢了兵权。我想这话也不为过。实事求是地讲，是受了排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