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宁都会议，毛泽东挨批，而且，受牵连的还不止他一个人

第一次宁都会议，毛泽东挨批，而且，受牵连的还不止他一个人

访问者：宁都会议都有哪些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和决定了什么问题呢？

黄允升：这次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是在宁都县的小源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来前方的有任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还有从后方来的刘伯承列席参加。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的斗争”。会议开始时，前后方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周恩来在报告前线这一段作战情况时，他说前方的行动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的。毛泽东坚持关于部队分散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是正确的，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符合前线的客观情况。后方的同志认为，前方同志的表现是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的表现，是等待主义，所谓“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是不合中央精神的。因为是中央的精神，所以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并温和地批评了毛泽东，同时也指正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

访问者：这时，毛泽东那种“老子不信邪”的精神又出来了，他据理力争，还想说服众人。

黄允升：遗憾的是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具体毛泽东是如何讲的说不清楚，但从会议简报记载的情况来看，说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表明毛泽东是比较坚决地坚持了自己的原则立场。因为毛泽东态度坚决，所以会议对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批评，算了老账。他被指责为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由于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不承认错误，与会者多数认为，他“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不尊重党领导机关”；“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访问者：当时远在上海的临时中央是否也开了一个批评毛泽东的会？

黄允升：是的，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临时中央于10月6日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名字，并提出他“可调回后方做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https://www.daowen.com)

中共临时中央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休养。苏区中央局立即开会（可说是宁都会议的继续）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来电指示，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宁都会议上不赞成毛泽东回后方的意见也无法坚持了，所以一致确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

访问者：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又是怎样排挤、打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黄允升：临时中央在上海大城市屡遭破坏，是被迫来中央苏区的，时间是1933年1月下旬。早在1931年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前，找博古等谈话，互相谈到：毛泽东小事有办法，大的问题是错的。当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经过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在福音医院的毛泽东，傲慢的博古根本看不起毛泽东，并反问说，为什么要去看他？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第一件事就是批评福建的“罗明路线”，第二件事是批江西的“罗明路线”和“军队中罗明路线”，就是批邓、毛、谢、古，有七个书记被撤职，还有大批干部撤换。

访问者：据说还有个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吗？

黄允升：是的。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在1933年6月上旬开的，会议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主持，总结了前段工作。毛泽东出席会议，仍然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采用的仍然是“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的办法取得的，于是对上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正确的批评提出申诉。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韧劲，为当时好多人所折服。但是，博古在作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被否定，仍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沉重。

后来博古等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进到顶点，同时把毛泽东等整到了最低谷，他仅有一点实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也给搞掉了，由洛甫来代替。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仅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