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访问者：此时的毛泽东心情好像比较沉重，似被一种苍凉无奈的感觉所笼罩。他在给身边工作人员的信中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这一小段话和他以前的文稿摆在一起有点不太协调。以前的毛，有着一种势不可挡、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但在这里就比较悲凉了。

邓力群：所以，他开始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他经过反复思考，觉得这几年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我们党对下边的情况不摸底了，我们对农村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了解。1961年初，他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全党要来一个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成为一个调查年。他并且讲，我自己也要亲自调查。于是，他组织了三个调查组，陈伯达一个组，跟他一起到广州；胡乔木一个组到湖南，田家英一个组到浙江、安徽。我是跟陈伯达到广州做调查工作的。

访问者：据我们所知，这个时候，中央领导同志对形势的认识还不太一致，有的同志认为，情况在好转，有了“十二条”就够了，还搞什么调查，还搞什么新的章程干什么。

邓力群：这种意见是有的，毛主席没有接受。事实上，我们到广州一调查，马上证明，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光有“十二条”是不行的，还要进一步了解，进一步补充新的规定。

访问者：广州提供了什么情况？

邓力群：我们到广州时，恰好遇上广东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检查、讨论执行“农村十二条”的情况。大家都说，有了“十二条”以后，情况大为好转，一致认为，只要认真贯彻“十二条”就行了，农村的问题就解决了。只有一个公社书记不以为然，他大会也好，小会也好，都坚持说：“农村十二条”解决了从上而下刮“共产风”的问题，但是没有解决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刮“共产风”的问题。无论大家怎么批他，驳他，他都不退却。一个人，孤立啊，很有一股反潮流的精神。

访问者：坚持真理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邓力群：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就找他谈。陈伯达立刻把这个公社书记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非常重视，他说，这个书记的意见好，我们这次调查要制定的政策，就是要解决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是一个纲。(https://www.daowen.com)

这件事传到了胡乔木那里，也传到了田家英那里，都引起了重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我们对毛主席的这个指示了解得更清楚了。这时毛主席叫胡乔木、田家英也都来到广州，起草一个条例式的文件，核心内容是把公社各级组织的职权搞清楚。文件草出后，由乔木统改了一遍，最后陈伯达又统改了一遍。这就是“人民公社六十条”。

访问者：这年3月，毛泽东在广州曾召开“三南会议”（中南、西南、东南）。

邓力群：与此同时，少奇同志在北京召开“三北会议”（东北、华北、西北），这两个会议都是讨论农村工作的。后来因为有了“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就把“三北会议”的人调到广州，两个会合起来开。

访问者：正在这时，发现了31年前毛泽东写作的《农村调查》（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毛泽东看了非常高兴，立刻推荐给大家，继续号召做调查研究工作。

邓力群：是的，毛主席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号召大家做亲身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会上，毛主席还把他的信发给大家，并点名批评了主张有了“十二条”就不要再进行调查的同志。毛主席说：你们看，只有“十二条”行吗？“十二条”只解决了“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平”的问题。这样，与会人员对“六十条”草案又进行了讨论、修改和补充。毛主席说，我们大家经过调查，有了这个草案，这还只是我们的意见，对这些意见，究竟农民、基层还有什么意见，还要返回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访问者：这次会上，毛泽东尤其强调第一书记要亲自去调查研究。

邓力群：是的。会后，大家就拿着草案，原来在哪个地方调查，就回到那个地方。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就到大兴、顺义调查。总理那时也去调查了。少奇同志就去了湖南老家调查研究。

回去征求农民的意见，我们一方面高兴，一方面还发现不少问题。在胡乔木调查的地方说，公共食堂不解散不行。我们在广东通过对一个生产队的挨户调查，发现七分按劳、三分供给不行。到了5月北京工作会议时，大家汇总了征求来的意见，在草案中去掉了这两个尾巴，一个三分供给，一个公共食堂。这是1961年5月工作会议的成果。但这里还有一个大队核算、小队核算的问题没有解决。到了11月，王任重根据湖北的经验，说核算单位留在大队这一级不好，还是要下放到生产队才行。立即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把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至此，毛主席认为农村的体制问题就解决了，在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改变过，其中包括“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