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戴河出现了波折
访问者：七千人大会结束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南下了。事隔两个星期，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了著名的西楼会议，对形势作出了和七千人大会不同的判断。
邓力群：那是因为财政部反映1962年的财政预算，还有50亿元的财政赤字。那个年代财政收入才多少啊，有这么多的赤字，不好办啊，引起了少奇同志的高度重视，于是就召开了西楼会议。西楼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如果没有西楼会议就不能很好地贯彻七千人大会的会议精神，实际是保证七千人大会精神落实的一次重要会议。这个会议对形势的估计确实和七千人大会不一样。七千人大会讲困难已经过去，这次会议讲，困难还没有过去。当时有人提出，离开七千人大会对形势的估计好吗？少奇同志引经据典，说历史上我们曾经开过什么会，后来形势发生了变化，就改变了原来会议对形势的估计，这样的事情不乏其例。历史唯物主义者、共产党人要面对现实，不能因为上次会议定了，形势变化以后，仍拘守于原来的东西，这是不对的。如此下来就出现了恢复时期、非常时期的说法。
访问者：您认为西楼会议的主要成果是什么？
邓力群：从历史上看，七千人大会对农村问题搞得比较清楚，城市问题是西楼会议以后才搞清楚的。最重要的，七千人大会之前，我们党的领导考虑问题，是从一个个方面来着手的，未从全局、从综合平衡来考虑和解决问题。西楼会议的可贵之处在于仅有条例还不够，还要有综合平衡，还要有总体的解决，注意了这样的问题。比如工农比例关系失调，财政赤字太大，票子发得太多等等。有了综合平衡，才把这个问题真正解决了。
访问者：西楼会议把形势估计得很困难，是否会影响毛刘之间的关系？
邓力群：关于西楼会议和毛主席的关系，这个事情我知道。作为少奇、小平，对毛主席还是很尊重的。西楼会议临结束时，少奇同志在会上讲，我们说了还不行，还要把这一套向主席汇报。主席同意，我们就照着执行；主席不同意，回来再议。所以西楼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少奇、总理、小平同志就飞抵武汉，将西楼会议通过的文件和中央批转陈云同志讲话的批语送给主席看，听取主席的意见。毛主席看了，他表示同意。第三天少奇同志从武汉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主席同意啦。”高兴得不得了。
访问者：那边会都开了，中央的七大常委中的四个（刘周邓陈）都同意了，更何况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的选择余地好像并不很大，所以，他的同意是不是有点勉强？
邓力群：对此我曾想过，毛主席的同意，是不是勉强的，或者是应付的？我认为不是。因为西楼会议这一套，完全符合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所肯定的综合平衡、农轻重为序安排计划的说法。即使退一步讲，毛主席是勉强同意的，勉强同意也好啊，如果当时毛主席口头上就表示反对，或者根本不表态，那这个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件事，一方面表明刘、周、邓对毛主席还是很尊重的，他们有自己的意见就负责地提出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并认真地听取毛主席的意见；另一方面也说明，当刘、周、邓提出意见以后，主席了解到这是多数人的意见，他做到了少数服从多数。七千人大会毛主席就讲，不管正确的错误的，要服从多数。他是这样做了。事实也已经证明有了西楼会议，形势就逐渐好转，先是恢复，然后发展，最后超过。
访问者：西楼会议以后，又有一个中央的五月工作会议。
邓力群：西楼会议以后，中央成立了一个以陈云为组长的财经小组，财经小组根据当时的经济形势提出了一个《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提交五月会议讨论通过。在会议讨论这个报告时，有的同志还是不赞成城市人口下乡的措施。特别是华东地区的柯庆施唱高调，表示不同意。多数大区的同志支持这个报告。邓大姐讲，过去的经济工作方面的报告看不下去，这个报告顺畅得很，说到了大多数人的心里。这个报告经毛主席批发全党遵照执行了。
访问者：七千人大会以后，全国的各项工作发展顺利，不料却出现了人们意想不到的波折。
邓力群：情况发生了变化。七千人大会以后，事实上毛主席对农村的情况还是不放心，要田家英带一个调查组去了解农村整风整社的情况。田家英首先来到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因为韶山是毛主席的故乡，韶山的老百姓讲话，也就毫无掩饰，没有什么顾忌。调查中，田家英问他们，经过“六十条”这套办法行了没有？多数农民讲退得还不够。少数农民讲行了。他们又到湖北、安徽去调查，都是同样的意见，认为退得还不够。怎么办呢？这些农民讲：“分田到户”。当然，他们没有讲解散人民公社。
田家英带着这些意见回到北京。当时毛主席在外地巡视还没有回来，田家英就向少奇同志讲了。少奇认为解决人民当前的严重困难，采取这样的办法是可以的。他叫田家英去外地向毛主席当面汇报。联系后，毛主席回话说，等他回到北京时再谈。毛主席回到北京，田家英在中南海游泳池边向毛主席作了汇报。不久，毛主席把少奇同志找去，责备他没有顶住。还说，要是我不在世了，“你怎么办？”(https://www.daowen.com)
访问者：就在毛泽东回到北京之前，陈云也从上海回来了。
邓力群：陈云在上海郊区农村也做了一些调查，结果他和田家英的意见不谋而合。陈云同志还说，现在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我们把田分给农民，有利于动员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
访问者：据了解，陈云也将自己的意见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讲了，他们均表示赞成。
邓力群：陈云要向毛主席提出建议，有人劝他，不要和主席讲这些，特别不要讲“分田到户”。陈云同志说：共产党员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有意见，向自己的主席反映，有什么不好！陈云同志向毛主席讲了。毛主席听了，脸色不好看，不过，没有责备。后来知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初期曾找陈云同志个别谈话，进行了严厉批评。
访问者：这时的情况挺具戏剧性，还有一个邓子恢。
邓力群：邓子恢同志总结了安徽“包产到户”的经验，他多处作报告。作了报告，又去向主席讲。主席后来说：他那个讲话，一训就训了我三个钟头啊！水泼不进，针扎不进啊！发了脾气。说邓子恢不但观点不能同意，而且组织程序也不对，组织上也是错误的。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大家到了北戴河。
访问者：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就公开批评了他们，是吗？
邓力群：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的头一天，就批评了田家英的主张，但说田在组织上没有错误，作为秘书向他反映情况是可以的。在会上没有点陈云同志的名。对邓子恢，批评得非常尖锐，说邓的意见，实际上是搞单干，所谓经营管理的创造，是骗人的。不知是邓子恢没讲清楚，还是毛主席没听清楚，这些话对邓子恢确实是个冤枉。邓子恢讲的是实行“五统一”的“田间管理、包产到户”。
访问者：陈云、邓子恢、田家英具体同毛泽东怎么谈的，现在没有文字记录。我看过安徽太湖县宣传部副部长钱让能给毛泽东的信，讲述了太湖县实行包产到户的种种优越性，那些材料非常有说服力，但毛泽东没有被说服。我的感觉，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是断然拒绝的，根本不予理会。
邓力群：毛主席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认为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所以毛主席在会上讲形势、阶级、矛盾，说有三股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越到上面越厉害。于是，重提阶级斗争，重提两条路线斗争。北戴河会议原本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等方面的工作，结果改为抓阶级斗争了。
在这种情况下，少奇同志在会上不能不作自我批评。他说：原以为在这样的困难底下，农村有百分之三十的生产队会散掉，实际上真正散掉的也不过百分之十，比实际情况多估计了百分之二十。承认自己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
会议从北戴河一直开到北京。9月下旬开八届十中全会。少奇同志、周总理、小平同志都批了“单干风”。基本路线确定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成了全会的主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