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出身的差异，……这不是主要的
访问者：记得有一次听您说过，如果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出身、少年时的环境作些比较是很有意思的。毛泽东出身于一个上升的农民家庭，家庭内部的关系又比较紧张，在他身上反映出的“挑战”意识很强烈；而周恩来则出身于一个向下败落的家庭中，家庭内部的关系又比较融洽，这同他看重和谐、顾全大局的性格的养成很有关系。他们这些性格上的差异，对他们以后的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
金冲及：这个话我说过。每个人所处环境的不同，包括童年的出身、经历，对于一个人的一生都是有影响的。周恩来出身于“书香门第”，他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正统的东西多一点。而正统的传统文化里面不一定都是糟粕。
访问者：不好说温良恭俭让就完全不对。
金冲及：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否定。毛泽东在农村中长大，经常看到农民那种痛苦的生活，他从小喜欢看《水浒传》、《封神榜》一类的书，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他更欣赏带有叛逆性格的那些人物和学说。他在家里又是长子，父亲对他的影响不是温情脉脉，而是很严厉。反抗性格在毛泽东青少年时代就表现得很突出。
周恩来出生在一个日益败落下去的家庭里，处处领会到生活的艰难，从小就有那么重的、几乎是他这个孩子力不胜任的生活担子要他担起来，养成他对集体一直有着一种特别强烈的责任感。他小时候过继给叔父，后来又由他伯父带出去，有时在一种“寄人篱下”的情况下生活。当然“寄人篱下”这个词并不确切，因为他伯伯待他很好，但总和在家里生活不同。他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写的作文中说到：有一年除夕夜，别的同学都回家了，他回不去，不仅家在千里之外，而且那么穷困，想到这些他很伤心，流的眼泪把枕头都湿了。所以，他很重感情，也很能忍。周恩来整风时在重庆一次党的会议上还讲到过，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他的性格也有影响。在他身上还有刚毅果断、总能以理智支配自己感情的一面。如皖南事变这样关键时刻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就不说了。我举个小例子，1958年他的家乡搞农田基本建设，碰到他父母的坟墓，他就坚决要求把他父母的遗骨进行深埋。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周恩来身上并不是这样。他的留日日记上记有这么一件事：当他听说母亲坟上的砖头露了出来，心里十分不安，一夜都没睡觉，恨不得能立刻飞回家乡去料理。可见他对母亲的感情多么深。但在1958年那个状况下，他毫不犹豫地要求把坟墓平掉，把父母的遗骨埋下去，其实也包括把他自己的感情深深地埋了下去。
访问者：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看来在周恩来这样的伟人身上，他的性格也有两个方面。那么，一个人少年时代的性格在这个人身上能起多大的作用呢？
金冲及：一个人大概到二十来岁，性格就逐渐形成了。这种性格是不是后来都消失无影呢？不见得。拿我自己的体会来讲，到现在已经做了四十多年的共产党员，但青年时代的朋友见面时，觉得你还是和做学生时差不多，性格好像没有怎么变。其实，变还是有变化的，变了什么呢？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当然和那时不一样了，有了自己的坚定信念，在实际工作的锻炼中学到了许多原来没有的东西，对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再能完全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就是性格在有些方面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一个人早年的性格对他的影响要作一个适当的估计，不能太多的去强调。对一个人起决定作用的更多的还是他长期所处的环境和社会实践，不完全取决于童年养成的性格。今天我们研究毛泽东、周恩来也是这样，可以把童年对他们的影响作为一个角度去分析，但不要过分去强调。一个正确的判断如果过分夸大了，甚至把局部说成全体，也会变成谬误。
毛、周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就是对人类美好理想的追求、把中华民族从苦难中拯救出来的极大责任感，政治上的远见卓识，宽阔的胸襟，顽强的意志，高度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巧妙结合，包括对克服困难、挫折表现出来的韧性等等，这些恐怕是主要的。
访问者：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进入青年时代后的经历也不完全相同，这些经历是不是对他们的以后有影响呢？(https://www.daowen.com)
金冲及：我看这个问题比童年性格的影响更重要，更要注意到。从毛泽东来说，他基本上是在国内活动，只是在解放后去过两次苏联。但在国内，他还是到过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这些大城市，如果没有这一段，只是在韶山，他也不会成为后来的毛泽东。毛泽东坚持不出国，说他的任务首先是要研究中国。这一条，毛泽东是很高明的。对旧中国国情的了解，在我们党内谁也没有毛泽东了解得那么深刻、那么准确。不要说从苏联回来的那些留学生，甚至其他人都没有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熟悉。所以，在怎样推翻旧中国这个大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能和毛泽东相比。但反过来讲，他对现代化的社会大生产、对世界范围内社会经济发生着的深刻变动，毕竟没有多少直接的接触。当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新中国，特别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怎样再前进，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他的经验和知识渐渐不够用了。当然，毛还是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但这种经验和知识上的局限对他也不能没有影响。
有一次，我到乔木同志那里去谈到：把《论十大关系》重读了一遍，跟周恩来在这前后的一些讲话相比较，觉得两人在思路上有点差别。《论十大关系》中没有着重谈知识分子问题，没有谈科学技术问题，他侧重于怎么能够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理顺多种关系，热气腾腾地把国家建设搞上去。周恩来在总的方面自然是按毛泽东的主张去发挥的，但他比较注意到我们正面对着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巨大挑战，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科学技术是关键。他还讲到过搞建设不能光靠人多，也不能过分追求超越实际可能的高速度。他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还特别强调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一时期，从两人的思路上细看，是有差别，或者说是同中有异的。
访问者：问题在哪里呢？
金冲及：我想，这跟他们的各自经历也有关。周恩来、邓小平，包括陈老总、聂老总他们在年轻时都曾长期在欧洲留过学，即使是陈云，也是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上海成长起来的，十二三岁就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他们对科学技术、对现代化社会大生产的亲身感受比较多，这对他们理解问题和考虑问题都是有影响的。当然，并不是说毛泽东和他们在路线问题上有根本的分歧。总的说来，他们都是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实际国情，在想问题，在摸索经验的。在探索过程中，细看起来，各人考虑问题的角度和思路有差别，但并没有形成鲜明的两种不同主张，最后还是统到毛泽东那里，由他作决定，别人还是按照他的主张去做。
访问者：能不能这么说呢，毛泽东在国内的知识和经历，在民主革命时期显示了巨大的作用，别人在国外留过学的经验和知识则暂时没有多少用。建国后，毛泽东的经验和知识渐渐不够了，而他们的知识则可以用上了。所以就产生了思路上的差异。
金冲及：有这个问题，但起决定作用的，仍不是青年时代的经验，而是现实的社会实践。周恩来为什么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那些话，这跟他当时的实际工作有关：他领导制订第一个五年计划，一订计划，一算账，就发现我们的专家太少了，我们要达到什么指标，建设多少工厂，就需要多少技术人才，缺工程师啊。还有一个情况，这段时间周恩来到国外去了多次，1954年去日内瓦、去欧洲，1955年到万隆，他看到了国际上科技发展的势头，引起了思考，因此，他在讲话中谈到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这些亲身的感受、感触，决定了他对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
所以，这些后来的社会实践比他们的家庭出身等造成的早期性格关系还要大。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历史，在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中国正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社会大变动时期，那个时期的主要斗争形式就是群众运动，一直到武装斗争，社会发展进入一个巨大飞跃的阶段，事情变化得那么快，这是长期历史积累下来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大显身手，总结出一套中国革命的经验，演出了一场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按照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在一个飞跃实现后，又需要积累，经历一个渐变和部分质变的过程，不能凭主观而不断地采取大飞跃的方法。硬要那样做，即便是好心，也违反了客观规律，就会跌跤子，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我们今后的发展也是一样，要几年上一个台阶，波浪式推进，不能再用类似“大跃进”的方法。如果达成这个共识，既发愤努力，大胆地开拓前进，又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我们的国家、民族是大有希望的。
1992年12月19日于北京前毛家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