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哈尼致恩格斯
1846年3月30日于伦敦
亲爱的恩：
已欠你两三封信没有回复，我担心我的沉默会使你很生气，尤其是因为至今尚未回复那封非常重要的来信。下面我准备着重谈谈这封信。我一直都很忙，而波兰起义又给我添了好多事情。我日夜不停地干着发动群众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就。伦敦大会5终于开完了，我这才喘了一口气，马上就提笔给你写信。
先谈谈几星期前维尔特转来的那封没有注明日期的很长的信。听到你们打算出版季刊6，我很高兴。不知是否已经如愿以偿？当我把你们那套充满哲学味道的成双搭对写作到凌晨三四点钟的工作制度7告诉我的妻子时，她表示这种制度对她不适合；她如果在布鲁塞尔，就要动员你们的妻子发表“起义宣言”。要是采取短时工作制从事革命，她是不反对的。她建议你们的妻子组织一个“反对工作至凌晨三四点钟同盟”。她自愿担当“英国通讯员”，并且认为还可以把考德尔夫人8拉来参加这个妇女会。
我对你关于英国很快就会发生革命的推测有些怀疑。我认为，在德国，革命变革肯定会发生，而且有可能迅速到来。在法国，这种变革同样肯定会发生，而且很可能在路易-菲力浦这个老流氓死后很快就接着发生。然而，我实在看不到英国有发生这种变革的可能，至少是在英国不仅受到内部的而且受到外部的推动之前。你关于我们将在年内实行宪章以及三年之内废除私有制的预言肯定不会实现。后一点尽管有可能实现，而且我也希望它会实现，但我确实相信，无论是你还是我都看不到这一天了。至于奥康瑙尔最近以来就“物质力量”问题所谈的一切9，我认为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英国人民不会接受库伯的和平和不抵抗的奴隶见解，但他们也不会按照相反的主张去行动。他们可以在公开集会上为这种主张鼓掌，但只此而已。尽管在1839年人们曾经大谈“武装起来”10，可是人民并没有武装起来，今后也不会武装起来。国内长期无战争和长期停止征集民军已经造成了一种普遍的厌恶武力的情绪，这种情绪一年比一年更广泛更强烈。英国人民整个来说不是日益变成具有奴性的人民，而是日益变成非常热爱和平的人民。我不是说我们的战斗激情已经没有了，恰恰相反，我认为经过训练的英国军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也就是说，一定数量的英国军队在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同等数量的经过训练的军队打仗时，一百次中将有九十次获胜（我希望这不会触犯你的普鲁士爱国心）。可是，由于缺少军事训练，英国的人民则是世界上最没有武力的（实际上是反对武力的）人民。试图在现在进行“物质力量”的宣传鼓动，非但不会带来好处，反而会产生某种恶果——引起人们对鼓动者的怀疑。我并未设想这个国家将要发生的巨大变革会在完全没有暴力行为的情况下发生。但是象我们在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可能看到的那种有组织的战斗，在这个国家是不会发生的。要想在这个国家里组织和策划一场革命是徒劳和愚蠢的；谁要是睁着眼睛还参与如此荒谬的活动，那就是比傻子还傻，就应该受到严厉的惩罚。
其次，我得谈谈有关我担任“领导”问题的那些话。首先我要指出，你对奥康瑙尔过分严厉了。你挑剔他的“社论”，但又说“星期综述”11使你很感兴趣——这可真是开玩笑。按你的说法，好象“综述”是我编写的，但是你从评论中经常引用的那些爱尔兰笑话和地道的爱尔兰诗歌应该能够看出，“综述”是奥康瑙尔编写的。你估计是他阻止我继续发表对卡贝的评论，那你弄错了。中断评论第一是由于我自己的疏忽，第二是由于赫瑟林顿一直没译完卡贝的书。我已决定待该书全部发表后再作评论。我必须公正地说，奥康瑙尔对我在报上发表什么文章从未进行干预，而且在他看到报纸以前，也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在我谈到的这封信中，你很想把一切革命美德都加在我身上。你说我是“反民族主义的”，“革命的”，“有能力的”，“无产阶级的”，“与其说是英国人不如说是法国人”，“无神论者、共和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我是一个老兵了，对于加给我这一切美德不会感到脸红。然而，即使象你说的那样，也不能因此就说我适合担任“领导”。一个受人爱戴的领导人，必须仪表堂堂、体格强健、赋有辩才或者至少是谈吐流畅。这一切我都不具备，而奥康瑙尔则全部具备——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一个受人爱戴的领袖，应该非常勇敢，藐视痛苦和死亡，并且不能全然不懂武器和军事科学。迄今为止英国运动中涌现出的首领或领袖都没有具备这些条件。例如，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一个巴尔贝斯。我无疑是缺乏这些条件的。我对武器一窍不通，对打仗也毫无兴趣，与其被子弹打死或被绳子绞死，我宁愿有其他的死法。就我对自己以及对所有在宪章运动中有点名气和声望的人的了解——我敢肯定，就是奥康瑙尔在这方面也不行——，走得越远，情况只会越坏。在你赠给我的那些革命美德中，有一条是说我有“能力”。我知道，我是有一种能力的。在情况需要的时候，我能够动员人们行动起来并且引导他们的行动，我自己则起表率作用。但这只是精神能力，而造就克伦威尔、拿破仑等人的那种物质能力，我恐怕是一丁点儿也没有。如果把我放到特定的环境里，恐怕我会象罗伯斯比尔那样由于缺少必要的拯救自己的勇气而垮下去。不仅如此，你所赠给我的那些品质——你把它们集中概括为一句话即“你是唯一真正摆脱了使英国人有别于大陆上的人的一切偏见的英国人”——也足以妨碍我做领袖。如果我是“唯一……英国人”，那么我就是一个没有队伍的首领，一个无人追随的领袖。我很清楚自己应有的身份。我是一个“倡导者”，一个传授“新奇学说”的教师，一个宣布使多数人感到吃惊的原则的人，这种原则少数人即使承认也是胆战心惊的。倡导者肯是是有用的，而且也肯定不是不光彩的。你瞧，我非常坦率，象我这样谈论自己的人大概很少。然而，我希望你不要为错觉所骗，不要骗了自己，也不要骗了他人。我不过是这场伟大的进步运动中的一名卑微的工作人员，我希望人们这样看待我。
我这里所谈的这封信，在维尔特转给我时是打开的。我非常相信维尔特。但是，你信中的一些内容很可能会传出去（完全不是出于恶意地），特别是由于维尔特曾写信告诉我，他完全同意你关于我担任领导问题的那些话。如果你讲的这些话传出去，那就会使我同奥康瑙尔的关系非常尴尬。我并不是要阻止你在信中批评奥康瑙尔或者其他任何人（包括我在内），我只是希望你在传递信件时尽可能地提起必要的注意。
你要是对我这种自我中心、大谈自己的做法有意见，那你只能责怪你自己。(https://www.daowen.com)
现在，我来谈谈你3月5日的来信。这封信已经不在了，它已经按照你的旨意离开人世了。我觉得没有必要对你3月5日来信中谈的全部问题一一加以评述。我无法判断你们那个计划12的策略性和现实性。对此，你和你的同胞应当是最好的判断者。就我本人来说，我不仅相信你的热情，而且相信你的判断能力，我愿意在我微薄的能力和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按照你的要求来帮助你。你该记得我关于自己的欠缺之处所谈的那些话吧。所以说，我虽能在某些方面为这个事业效劳，却没有能力在另外一些方面为它效劳。在我正式开始做你希望我做的事情之前，有一点我必须搞清楚，这就是，你们的计划是否得到了德国运动中那些深受信任、忠贞不渝、勇于献身的人13的支持。我必须告诉你，我已在几星期之前参加了德意志协会[1]（最近有一些英国人陆续加入了这个协会，使协会的人数每星期都有所增加）。如果你们的计划没有告知这个协会或者至少是它的一两个最可靠的成员的话，我就要考虑一下是否参加你们的活动。因为，你们的计划一旦传开，我就会遭到误解，很可能被看作是反对人民利益的阴谋分子。我非常信任沙佩尔，如果你们不同他商量，我就不明白我怎么能参加你们的活动。你能肯定你们的计划在伦敦还无人知道吗？我是按你的要求行事的，除我之外谁也不知道你3月5日来信的内容。然而，在接到你这封信的前两三个星期，我就听说你们（在布鲁塞尔的著作家）成立了一个协会[2]，参加者只限于你们自己，不吸收工人。14如果这个协会就是你在信中所说的协会，那么你瞧，已经有人知道它了，它已经在正直的人们中引起了偏见。如果这个协会不是你们计划中的，而是别的什么组织，那么，不管它是什么组织，它已经在这里引起了偏见。你要想使这里的德国人接受你3月5日来信中的那些观点，首先必须努力消除这些偏见。至于魏特林，他在伦敦协会中可能有些朋友，但肯定不是多数。沙佩尔是领导人，而且确实是这样。他拒绝当“领导”。然而，上天把某些人塑造成领袖，并且已经赋予他各种必要的条件。
星期六我收到了维尔特转来的你的一封长信，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是两封信。给《星报》的那封信15我很欣赏，本星期将刊出。我把它的日期2月20日改为3月20日，这样它就不会显得太过时了。
同那封公开信一起寄来的给我个人的信使我很感兴趣。有关法国的那些事实非常重要，我准备把你划线之前的那一部分在《星报》上加以利用，但可能不是在这个星期。如果我在一篇社论中用了这些事实，请不要感到惊诧。你关于英国和法国的中等阶级的见解，我完全同意。你关于“可爱的英格兰”的见解都很正确。你说“我正巧来得及附上几项决议，我们认为应该通过这些决议以反对库伯”。可是，在你的信中并没有什么决议。
略谈几句英国的情况。反谷物法运动已近尾声。皮尔一定会通过上院批准他的议案，谷物法注定要被取消，彻底废除它的日子不远了。16随之而来的将是中等阶级的全面统治，宪章运动的高涨，无产阶级和中等阶级的彻底分裂，以及那种既是政治的又是社会的冲突的开始。
宪章派作为宪章派现在是无所事事；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宪章派代表大会”，以及“宪章派通告信”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只不过是火药筒中的一个火花。土地社17很兴旺，至少从收到的钱数上看（因为我不是它的成员）是这样。他们买进了一些土地，准备最近再买进一些。可以把土地计划作为一个短期实验搞一下，但不值得搞成一场全国运动。我已经告诉过你，德意志协会正在发展。关于这个协会的年度晚餐的报告18受到了你的朋友们的欣赏，我很高兴。我已看过纽约出版的那份德文报纸[3]。你大概已经看到，“民主派兄弟协会”19正在取得进展。我相信，尽管有许多困难和障碍，我会在这方面获得成功的。我们一度受到宪章派很不公正的对待和猜忌，但这种情况正在过去。波兰事件对促进这一转变起了很大作用。看到其他党派都不准备行动，我们决定先开始行动。我们的工作刺激了宪章派执行委员会，他们害怕我们会从他们手中夺走对人民的领导权，便前来找我们。他们一来，我们立刻就说：“你们领导，我们跟着干。”我们的方针并不是要突出我们自己，而是要推行我们的原则，迫使其他人接受我们的原则。因此，这两派工作得很和谐，组织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筹备群众大会。我受委托起草决议和请愿书，我决心使两个文件都具有彻底民主主义的精神。在委员会中我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这两个决议案已在群众大会[4]上一致通过。沙佩尔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我们得到的掌声与我们思想的民主程度恰成正比。与会的几个波兰贵族因受到我的猛烈抨击悻然离开了会场，他们咬牙切齿地诅咒我是“长裤汉”。这个大会成绩辉煌，至少有三千人出席了会议。在骗子们（洛维特之流）密谋召集一个上流社会的波兰民族主义大会时，我们插进去挫败了他们的阴谋。他们现在绝对不可能举行大会了。《泰晤士报》、《纪事报》、《晨报》、《每日新闻》、《地球报》和《太阳报》都报道了我们的大会。《晨报》和《太阳报》发表社论对它加以赞扬，而《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则对它加以谴责。你看到《泰晤士报》的那篇谴责了吗？非常重要，特别是因为它是在《泰晤士报》“社论”声称“宪章主义幻想”已经破灭和消逝20之后不几天发表的。这次大会将在英国的运动中开创一个新纪元。从今以后仅仅限于宪章主义是不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彻底民主将是我们宣传的目的。今晚将在伦敦南区召集一个大会，那些日报当然是不会报道这件事的。我得就此搁笔了。请快些来信。我一两周内再去信。玛丽[5]向恩格斯夫人[6]和你本人问好！代我向马克思、日果等人问好！
你的情同手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