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与象征主义
在上述整个发展过程中,最主要的特点并非这些超自然力量之人格性、非人格性或超人格性的问题,毋宁说是新的经验现在在生活中扮演了一个角色。在此之前,只有真正存在或发生过的事物才会在生活中起作用;现在,某种经验——属于不同秩序,仅只意味某些事物的——也开始扮演角色。以此,巫术即从一种直接操作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象征的行为。
原先对尸体的直接畏惧(动物也有这种畏惧)——埋葬的姿势及过程经常取决于此种直接畏惧(例如屈肢葬、火葬等)——逐渐成为次要的,取而代之的观念是,必须使亡灵无害于生人。灵魂的观念出现之后,尸体必须要移到他处或封在墓穴中(提供给它一个尚可容忍的场所),以免它妒忌生者享用其所有物;如果生者想平静地过活,那么就必须用其他方式来保证亡灵的幸福。在各种有关处理死者的巫术施为中,具有最重要经济影响的观念是,死者个人所有必须伴随其尸体进入坟墓。此一观念逐渐淡化为,要求死者之物至少在一段短期间内不得使用,此外经常也要求生者在此期间不要享用其所有物,以免引起死者之妒忌。中国人的服丧规定仍充分地保留了此一观念,结果是不论在经济或政治上皆带来不合理的现象。例如规定官员在服丧期间不得执行其职务,因为其官职——职禄——也是一项财产,因此必须回避。
灵魂、鬼怪及神祇之领域的发展,反过来亦影响到巫术的意涵。由于这些存在无法以任何具体的意识来掌握或认知,它们具有一种背后世界之存在(hinterweltliches Dasein)的性质,通常只能透过象征(Symbolen)及意义(Bedeutungen)的媒介才能接近,因此显示出来的只是影子(有时则是完全不真实的)。由于认为在真实的事物背后尚有其他独特的、灵异的现象,真实的事物只不过是这些现象的征候(或更确实地说——象征),因此必须努力去影响在具体事物中展现其自身的灵异力量。做法则是透过向一个精灵或灵魂致意的行动,因此也就是透过“意味”(Bedeuten)着某事的手段——象征。此后,自然主义大概就被象征行为的浪潮所淹没。自然主义之所以被取代,乃基于,象征主义的专家可以施展压力以支持其信仰与思想的确立,因此,也就是奠基于这些专家设法从其共同体所获取的权力之上。此外,自然主义之被取代,亦基于巫术本身之意义(配合经济的固有特性),以及巫师成功地创建出来的组织。
象征性行为的蔓延及其取代原初的自然主义,尚有深远的影响。如果死者只能透过象征性的行为才能接近,如果神祇只透过象征来展现自己,那么,尸体也许会满足于象征性行为,而非真实的事物。结果是,祭祀的面包以及代表死者之妻与仆人的人偶取代了真正的牺牲。有意思的是,最早的纸币是用来付给死者而非生人的。类似的取代亦出现在人与神及鬼的关系上。逐渐地,事物超越其实际(或可能)内在固有的效用而“意义化”,人类也企图借由有显著象征意味的行为以达成现实具体的效用。
每一种从自然主义观点而言得到成功证明的纯粹巫术行径,当然会以一种持之以恒的形式一再重复。结果自然是,此一原则延伸至整个象征意义性的领域。因为即使是最轻微的背离已证明为有效的手法,都可能导致整个仪式无效。以此,人类行为的整个领域皆被纳入巫术性象征主义的罗网中。因此,即使在已经理性化的诸宗教,有关纯粹教义观点的最激烈冲突,比起象征形式的创新而言,可能还比较容易被容忍,因为象征形式的创新会危及施为的巫术效果,甚至——这是附加在象征主义上的新观念——会引起神祇或祖先亡灵的愤怒。迟至17世纪,到底该用两根合并的木头还是三根来做十字架的问题,仍为导致俄国教会分裂的基本原因。同样的,一直到现在,由于害怕将二十四个圣日自年历上取消会严重地激怒这些圣徒,妨碍了俄国之采用格列高利(Gregory)历法[4]。美洲印第安巫师在主持宗教舞蹈仪式时,唱错曲子的人会立即被处死,以驱走恶灵或避免神之愤怒。(https://www.daowen.com)
造型艺术作品之宗教的定型化,亦即最早风格化的形式,是直接受巫术观念的制约,同时也间接取决于此一事实:这些作品是为了它们巫术性意义而专业地制作出来的。专业性的作品自然会倾向基于既成的模范来创造艺术对象,而非以自然对象为根据的再制。宗教因素对艺术最全面性的影响可见之于埃及,当传统宗教的价值为阿孟霍特普四世(AmenhotepⅣ,亦即阿肯那顿[5])的一神教运动所动摇时,立即导致自然主义的发展。其他宗教影响艺术风格化的例子可见之于字母象征的巫术应用;作为拟类治疗法、除魔、祓邪或巫术性强制的象征形式之模仿与舞蹈的发展;认可的音阶,或至少是主调(与半音阶形成对比的印度的râga[6])的定型化。此种宗教性影响的其他例子尚可见诸,奠基于祓邪或象征意义的拟类治疗法广泛地取代了较早期实证式的医疗法,早期的医疗法虽也有相当的发展,然而从象征主义,以及泛灵论的精灵附体的观点而言,只不过能治疗表面的症状而已。从泛灵论象征主义的基本假设点看来,它的治疗法似乎也可被视为合理;不过,这些治疗法(拟类治疗法、祓邪等)与实证治疗法的关系,正如同占星术(也是从象征主义的根基上发展出来的)与实证性的历法计算的关系一样。
所有这些相关现象对文化的实质发展,具有无可估计的重要性,只是我们无法在此细论。宗教观对生活态度(Lebensführung),以及因此而对经济行为最初与最基本的影响是普遍性地定型化。对于多少是受到超自然力量所护持的任何施为加以变更的话,就有可能会影响到精灵与神祇的利益。以此,在每一个创新者所须面对的、固有的不确定性与抗拒外,宗教又加上其强力的限制。神圣的事物是独一不可变的。
从前泛灵论的自然主义转化至象征主义,其间的细节当然是变化多端的。当原始人撕出他杀死的敌人的心脏,扭下他的生殖器,或者是倒出其脑髓,然后将其头盖骨悬在家中或将之作为最贵重的结婚聘礼,吃下死去敌人的部分尸体或者吃下最快速、最有力量的动物时,他真正相信——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意涵——他能够拥有这些东西所具有的各种力量。战舞最初只是在面临战斗前的一种混合了愤怒与不安的产物,而直接导致英雄式的忘我;就此而言,它也是自然主义,而非象征式的。不过,只要战舞(多少就像我们所说的“感应的”巫术作用)模仿式地预告胜利,并且因此努力利用巫术施为来保证胜利;只要动物与人是以固定的仪式来杀戮;只要部落的精灵与神祇被召唤来参加祭宴;只要共同食用被神圣化的动物的人认为他们彼此间具有一种特别密切的血缘关系(因为这个动物的“灵魂”已进入他们);那么,向“象征主义”的转化即已迫在眼前。
“神话论的思考”(mythologisches Denken)此一名词曾用来称呼作为发展成熟的象征观念领域之基础的思考模式,其特征亦已有相当详细的诠释。不过,我们无法在此全面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只想讨论此种思考方式中一个较一般性的主要层面:类比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其最有效的形式——比喻。类比不但对宗教呈现的形式,而且对法律思考——甚至在法律纯粹实证形式之判例的处理——都有其持久的影响力(实际上可说是支配性的)。类比的思维源自经象征主义所合理化的巫术,此种巫术的结构是完全类比式的,以后才逐渐为根据理性包摄作用所形成的三段论法的概念结构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