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祇的世界与功能神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五 神祇的世界与功能神

同样的,“神祇”最初亦非以“人类的形象”存在。要晓得,一直要到纯粹自然主义神观(例如吠陀经典所呈现的[7],火就是神,或至少是具体的火神之躯体)被压制,代之而起的神观是,一个神永远只是他自己,支配所有的火,产生或控制它们,或至少是化身在每一堆火中时,神祇才具有永劫不灭的形式,这也是他们的本质。这种抽象的神观只有经过继续不断地献给某一个固定的神——透过这个神与某一持续存在的人群的联系(对此一人群而言,他是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不灭之神)——的“祭典”,才能真正维系下来。有关此一过程,我们目前得再进一步思考。一旦这种形式的神之存在得到确保,那些以专业态度关切这些问题的人,即可能努力从事于使这些观念体系化的知性活动。

“诸神”在祭典进行时被偶然地聚合在一起,往往呈现出一种无秩序的杂凑,这种情形之存在绝不仅限于社会阶级尚未高度分化的时期。因此,即使是吠陀经典中的神祇,也尚未构成一个有秩序的团体。然而,一方面由于关注于宗教实践的体系思维,另一方面由于伴随着其渐增的、典型的对某神之业绩(Leistungen)的要求而来的、生活全面的合理化,到达一定阶段——到达此一阶段的细节依个别情况而有极大歧异——通常即有往万神殿(Pantheon)演化的趋势。万神殿的出现是伴随着诸神的特定化与个殊化,以及不断地划归(同时也区分)他们各自的“权限”。不过,神之逐渐的、经由人神同性同形的观念而人格化的过程,与其权限逐渐固定化的过程既非同一发展过程,亦非平行的发展,通常倒都是反过来的。准此,罗马神祇的权限,比起希腊神祇而言,要远为固定与明确。然而,后者之为真正的“人格性”(神人同形同性化及可塑性的存在)则要远超过纯粹的罗马宗教。

就社会学而言,此一发展的最重要基础可见之于如下事实:有关超自然现象的一般性质,纯正的罗马观点倾向维持一种民族的、农民宗教与家产领主宗教(Patrimonialherrenreligion)的模式。另一方面,希腊的宗教则倾向反映交流频繁的地区骑士文化的一般性结构,例如荷马时代的文化及其英雄神。罗马虽然承袭了部分希腊的观念,也受到间接的影响,却无法变更其民族宗教。许多希腊的观念在罗马只留有一种审美的意义,罗马的传统之主要特征仍然是毫无变动地保存于其祭典中。与希腊之道相反的,罗马人始终拒绝狂迷忘我或神秘类型的宗教(其理由稍后再述)。而显然的,巫术力量之分歧化发展的能力,是远不如已被接受为具有人格之“神”的“权限”来得有弹性。罗马的宗教仍然是religio——不管就语源学而言此字是来自religare(再结合),或者来自relegere(再思索);它意味着与验证有效的祭典形式的一种联结,以及对所有类型的、遍布各处的神祇(numina)的一种“顾虑”。

除了由于上述因素所导致的、向形式主义发展的趋势外,纯正的罗马宗教还具有另一种与希腊文化相对立的重要特征,亦即,认为非人格性与切事的理性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的观念。罗马人的整个日常生活及其所有活动,皆笼罩(根据一种神圣律则的决疑论[8])于其“宗教”(religio)之下,此种决疑论纯粹地、量的吸引了其注意力,正如犹太人与印度人的注意力为其宗教惯习的律则所支配,或者如中国人之为道教的神圣律则所制约一样。罗马僧侣的神册(indigitamenta)中列有无以数计的、个殊化与特定化的神祇,每一个行动(实际上可说是每一行动的所有具体因素)皆在特定的“神”(numina)的影响之下。因此,当罗马人要从事一项重大事务时,首先要做的就是恳求及崇奉——除了dii certi(确定之神),这些神已由传统赋予固定的职责与影响力——种种身份不明的神(incerti),这些神的权限尚未确定,实际上,连他们的性别、能力甚至存在都还有可疑之处。大概有一打的“确定之神”可能是跟农事有关的。虽然罗马人认为希腊人的忘我(Ekstasis,拉丁文则是“迷信”superstitio)是一种精神错乱(abalienatio mentis),且违反社会秩序;然而,罗马“宗教”的决疑论(伊特拉士坎人也一样,他们甚至更沉迷[9])对希腊人而言,则是一种奴隶性的敬畏神祇(unfreie Deisidämonie)。罗马人关心的是如何使神祇满意,这种态度导致他们将所有的个别行动以一种概念性的分析方式分解成不同的构成要素,每一个要素皆在一个特定的神的权限下,而且亦享有其特殊的保护。

虽然类似的现象亦可见之于印度及其他地方,列于罗马神册上的神祇(numina)——这些神祇是基于一种纯粹概念性的分析,因此也就是一种思维的抽象化过程而出现及正式列名的(indigitieren)——远超过其他任何地方,对罗马人而言,祭典的奉行是完全集中在此一程序上的。从这种抽象化(这一点,与犹太人及亚洲人祭典对其个别文化的影响而言,恰好提供一个对比)所导出的罗马人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是,不断地锻炼一种实践的、合理的、神圣律则的决疑论,发展出一种神圣的预防法学,并且(就某个程度而言)倾向将这些事务当作法律辩护的问题来处理。准此,神圣律则孕育出理性的法学思想。罗马文化中这种基本的宗教性格仍可见之于李维的史书中[10]。相对于犹太人传统处理问题的态度,罗马人强调的重点永远是,从神圣律则及国家法律的观点来证明任何发生的制度改革的“正确性”。在罗马人的思维中,只有法律的格式——而非原罪、处罚、忏悔与救赎——才是中心问题。(https://www.daowen.com)

现在我们先检讨神观(Gottesvorstellungen)的问题,此一问题是与神之拟人化及其权限之固定化的过程有关(这两个过程有时是并行发展,有时则恰好相反),虽然开始时总是已存在着众多的神祇,这些过程却带有促使崇拜与神观合理化的倾向。

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检视各种各类的神与魔并没有太大意义,虽然(或者也可说是当然)这些神魔,就像语言的词汇一样,的确也是直接形塑于各个民族的经济状况及其历史命运。究竟某神是如何成为超越其他诸神之上的主神,由于时间阻隔,我们已无法了解此一历史发展的过程。也许是因为某些对经济有重要性的自然物,例如星辰;或者是因为某些神魔具有控制、影响、引发或妨害有机过程的能力:死亡、生产、火灾、干旱、暴风雨及歉收。在某些事务上具有显著的经济重要性,即可能使某一特定的神祇在万神殿中据有一优越地位,就像在天上据有优越地位的神一样,他之所以拥有此一地位可能是由于被认为掌理光与热,不过在牧人之间,他更常被认为是掌理生殖者。

因此,下界诸神之崇拜(例如大地之母),通常被认为对农事有相对的重要性,倒也是相当自然的。不过,这种平行关系并非永远都这么直接。我们也不能就此认为天上的神祇(超越此世的、英雄之天堂的典型),不论在哪儿都是贵族的神祇,而与农民的大地之神形成对比。我们更不能认为“大地之母”之为一女神的发展过程,是与母权的氏族制度之发展并行的。只是,控制着收成的下界诸神,比起其他诸神而言,一般皆较具有地区性与大众性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地上诸神之所以比不上居住在云端与山上的、人格化的天神,往往是骑士文化发展的结果;此外,也有允许原为地上之神者上升而与天上诸神并列的倾向。在以农业文化为主的地区,下界诸神经常具有两种功能:他们控制收成,因此能够施予财富;他们同时也是死者的主宰,因为死者是安息于地下的。这点说明了为何这两种最重要的实际利害问题——此世之财富与彼世之命运——经常是要依赖他们,正如谷神祭典(Eleusinischen Mysterien)所显示的[11]。另一方面,天上诸神则为天体运行的支配者。由于天体之运行显然是受到固定律则的规范,此一现象有利于下述之发展:天体的支配者成为所有已经(或应该)有固定律则之事物——特别是司法判决与道德——的支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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