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信仰与日常性宗教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八 一神信仰与日常性宗教

正如神祇的形成随着自然与社会的条件而变化,同样的,一个神是否能在万神殿中取得优势地位,甚至成为唯一的神,其机会也是变化多端的。只有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才能算是根本的、严格的“一神教”。在印度教与基督教,有关唯一或最高之神的形式的问题,是被神学之障所掩盖住的,易言之,重要且唯一之宗教关注是指经由神之化身为人而得救赎,这就妨碍了它们之为严格的一神教。通往一神信仰之道路,尽管有各种程度的一贯性,却也有其逆转。不过,无论何处——即使宗教改革时期亦然——精灵及魔鬼从未永远被根绝;毋宁说,它们只是无条件地臣服于唯一神之下,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关键的问题是(而且也仍将是):谁被视为对个人日常生活中之利害关系有较强的影响力?是理论上的“最高”神祇,还是地位“较低”的精灵及魔鬼?如果是精灵,那么不管外观上合理化之宗教的、公式化的神观念如何,日常生活的宗教是取决于精灵的。在一个政治地方神发展之处,此一神祇往往会理所当然地取得优势地位。当拥有已确定之地方神的许多定居共同体,以征服方式扩展其政治团体的领域时,通常的结果是,新近合并的共同体之各式各样的神会结合为一个宗教的统合。在此统合体中,神祇的实证与功能的专业化——不管是原先的专业,还是由有关某神影响力之特殊范围的新经验所决定——以一种分工形式再出现,只是明确度各有不同。

最重要的政治及宗教中心的地方神(亦即这些中心的统治者与祭司的神),例如巴比伦的马尔杜克神(Marduk)或底比斯(Thebes)的阿蒙神(Amon)[26],就此登上最高神祇的宝座,只有在此中心区被摧毁或转移的情况下,这些神祇才会消失,就像亚述帝国沦亡后的亚述神[27]。如果一个政治团体单只是在某一特定神祇的监护下,则其保护仍嫌不足,一定要等到构成此一团体之个别集团的神祇被吸收、“结合”与容纳为“合祀”的情况下,才能保证政治之统一。这个办法常见于西洋上古时期,在帝俄时期亦如法炮制:各地区教堂中重要的圣徒遗物皆被集中到首都。

万神殿之构成,以及此神或彼神之所以能取得优势地位,各种原则的可能组合几乎是无穷尽的。实际上,神祇的权限也是极具弹性的,就如家产制政权下的官吏权限一样。再者,诸神权限之分化也会受到破坏,或者是由于宗教习惯性地依附某一特别灵验的神,或者是由于对某一特定的、恰好被召唤来的神的礼貌。此神即会被认为具有普遍性的功能;各式各样的功能也会因此被委派给他,尽管原先这些功能是分派给其他神祇的。这就是缪勒(Max Müller)称为“单一神教”(Henotheismus)的,若只是将其视为一个发展到一神教的特殊阶段则殊为不确[28]。在某一特定神祇之取得优势地位的过程中,纯粹理性的因素经常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不管哪儿,若只要呈现出频繁的、固守某些法规的一致性行为(经常出现在定型化与固定化的宗教祭典中),而又为理性化的宗教性思维所接受,那么,那些在其行动中显示出最大规则性的神祇——天与星辰之神——即有可能取得优势的地位。(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在日常性的宗教(Alltagsreligiosität)里,这些神仅只扮演一个相对而言不太重要的角色,尽管他们——由于对宇宙自然现象有主要影响力——在形而上学的玄思中被视为非常重要,有时甚至被视为世界创造者。之所以如此,是这些自然现象在其过程中极少有激烈变化,因此在日常生活的宗教实践里,并没有实际必要去诉诸巫师与祭司的手段以调伏这些力量。某一特定的神祇可能因符合某一急切的宗教需求,而在整个民族的宗教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例如埃及的俄赛里斯神[29],在此亦可说是一种救赎性质的宗教需求),然而他在万神殿中可能仍无法取得优势地位。普遍性神祇之优势地位是得力于“理性”之要求。所有具有一贯性的万神殿之形成,多少是遵循着系统一理性的原则,因为它通常会受职业祭司合理主义的影响,或者是世俗人之追求合理秩序的影响。总而言之,就是上述提及的存在于(由神圣秩序所规范的)天体运行之合理规则性,与地上的不可违背之神圣社会秩序之间的相似性,促使普遍性的神祇成为这两种现象的守护者。不管是合理的经济,还是共同体内神圣秩序之支配(Herrschaft)的确保与规范,都有赖于这些神祇;而祭司则是这些神圣秩序的主要角色及代表。因此,存在于印度诸神如星辰之神伐楼那(Varuna)、密多罗(Mitra,神圣秩序的守护者),与暴风雨之神因陀罗(Indra,无敌的武士及屠龙者)之间的竞争[30],实际上即反映了祭司阶级——为了达成确固之规范与生活之支配——与势力强大的军事贵族之间的斗争。相对于超世俗的诸神之力量,这个军事贵族阶级信仰的乃是一个渴求功名的英雄神(Heldengott),以及宿命与冒险之无秩序的非理性。此一冲突在其他许多地方亦有重要意义。

祭司阶级对系统化的神圣秩序的弘布(例如印度、伊朗及巴比伦),以及规范臣属关系的理性化制度(可见之于如中国及巴比伦那样的官僚化国家)皆有助于天或星辰之神在万神殿中登上高位。巴比伦宗教信仰的第一义即为星辰(特别是行星,亦即“运星”)之支配,因为此种支配关系到每周的各天乃至个人在彼世的命运。这个发展到最后即归结为占星术的宿命论。不过这种发展,究其实乃出自较晚期的祭司传统,且尚未见之于独立自主国家的民族宗教。支配万神殿的神不一定得是个“普遍的”超民族的世界神(Weltgott),虽然由于他对万神殿的支配,通常意味着他是往此一途径迈进。

随着关于神的思维的深度化,人们逐渐感受到神之存在及其性质之必须清楚地确定,而且也必须在此意义下取得其“普遍性”。希腊的哲学家将所有不管在哪里发现的神,都解释为等同于——因此可视为同一个——他们适切地组织起来的万神殿中的神祇。此一往普遍化发展的倾向,是伴随着某一主神对万神殿日增的支配力量,换言之,亦即此一神祇愈来愈有“一神信仰”的性格。中国之形成一个世界帝国,印度婆罗门阶级之渗透到各个政治构成体的祭司身份之延伸,以及波斯与罗马之世界帝国的发展,皆有利于普遍主义与一神信仰的兴起,虽然并不一定以同样方式,其成就亦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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